外国同龄人眼中的中国“80后”

　　■ 本刊特约记者  栗言

　　“欢迎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当英气逼人的青年解放军战士操着纯正英语说出这句欢迎致辞的时候，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国青年一代最新特写正式出炉。虽然迅即又“照例”退化为没有任何温情可言的命令执行者角色，但那镜头中鲜活的年轻面庞似乎还是给《2012》这部冗长而阴暗的末日预言影片涂上了一丝鲜有的亮色。

　　作为意识形态精妙宣传工具的美国“大片”，当然可以精心地删节、挑选、拼贴，以便按照自己的目的来设计并且呈现中国青年的群体形象，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一个较少宏大叙事意味的命题：在动机更为单纯、表述更少粉饰的外国同龄观察者眼中，中国的青年一代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又呈现了怎样一副面孔？

　　充满热情的一代

　　无论使用中文还是英语，外国青年们对他们的中国同学们的描述中使用最多的词汇就是“热情”。

　　来自韩国全州的“80后”金又善在北京已经度过了3年多，先后在北京的两所大学读书，她对中国青年对生活投入的激情有极为深刻的印象，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学生对学习的重视，“他们学习起来非常刻苦，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读书上面，课余的消遣也比我们要少很多”。

　　她笑着告诉《环球财经》记者，韩国的高校周边充斥着酒吧和各种娱乐场所，大学里的年轻人们在课余可以尽情地放松自己，“毕竟，高中学习压力太大了。所以，上了大学后很多人就要过的轻松一些”。而相比于韩国的年轻人，中国同学们的生活显得更为忙碌紧张。

　　与金又善的远距离直观相比，来自日本的加藤美对中国朋友的了解则更为丰富和深入。加藤美也是20世纪80年代生人，在北京已经学习了3年，汉语非常纯熟，交上了很多中国朋友。她对周围中国青年的最大感触就是他们对生活极为投入。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她很快就看到周围的很多青年学生迅速组织起来，为地震灾区捐钱捐物，想尽一切办法为受难的同胞做点事情，“他们的情绪非常高昂！”她用地道的汉语表述做了这样一个总结。

　　2009年的国庆节是新中国六十年大庆，加藤美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也有很多同学要参加相应的仪式，“那时候天气非常热，他们每天都练到很晚，我觉得他们辛苦极了。后来操练的现场甚至还安排了医护人员以备需要。到国庆节电视直播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们，感觉非常震撼！”

　　如果说作为整体的“80后”青年们的热情，给这些同样年轻的外国观察者们带来更多的是震撼，那么作为个体的他们，留下的更多是感动。

　　加藤美给记者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那是她到北京师范大学的第一年，最初选的专业是法律。作为一个外国学生，尽管她的汉语水平非常好，但是从第一个月开始就觉得学习压力已经吃不消了，所幸北京师范大学给每个留学生班都安排了留学生辅导员，都是由在读的本科生担任。这位辅导员给加藤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象。

　　“那个时候，学校规定在开学两周之内可以转系，过了两周就非常麻烦了，主要是要涉及到转出和转入的系里课程、学分的衔接，需要给很多的老师添麻烦、需要跑很多的地方去办。”加藤美现在提起这个转系过程似乎还心有余悸。“幸亏了我的辅导员，当时人家自己还要上课、功课也很忙。但是每天都挤出很多的时间带着我去办。跑前跑后忙了整整一个月！”

　　记者没有问这位年轻的辅导员姓甚名谁，甚至连他/她的性别都不知道。其实这并不重要，当很多媒体已经习惯于以“80后”这样一个过于粗疏的符号来指代这样一群年轻人的时候，他们的群体形象尚显模糊而混杂，他们的精神特质还有待自己的进一步证明，但是在来自异国的同龄朋友眼中，“热情”已经成为他们第一个鲜亮的标签！

　　“爱国主义”是关键词

　　如果说百年前多少中国农民羸弱而不屈的身影被概括成一个略带滑稽的coolie(苦力，尤指旧时印度、中国等当地非熟练工人、小工)时只能给我们留下苦涩的回味，那么一直到2009年底的最新大片里中国青年的集体形象还只是一群“模糊的扁平黄色面孔”(来自早期传教士兼中国观察家们的“精确”概括)，引起的恐怕会是更复杂的感觉与回应。这其中，“爱国主义”将是一个无可回避也不应回避的关键词。

　　“他们非常爱国！”尽管使用汉语沟通还多少有一点点障碍，但是金又善对记者的问题似乎早有准备，判断清晰果断。“韩国同学在一起也讨论很多与国家相关的问题，但是中国同学的爱国热情比我们强很多。他们关心国家大事，讨论积极性非常高”，相形之下，“韩国的青年人学英语的积极性更高，到美国留学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还是非常希望去美国。”

　　作为中国青年一代“爱国主义”热情的观察者，来自美国的Michael对于同一个问题的回答似乎略显敏感，“我对热爱自己国家的人们非常尊重，”但是他的担心主要集中在有些人可能会“走得更远”(those who take it too far)。对于这位刚刚踏上中国土地3个月的美国“80后”来说，中国、特别是中国青年的印象已经发生了巨变——“他们都非常友善，彬彬有礼，对于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也非常宽容。”毕竟，他对中国的深刻印象还有很多成分来源于Revolutionary and post-Revolutionary China(《革命和后革命的中国》)这本书。(记者注：直至2009年，能够检索到该书的版本还是1979年的，请注意，这是一个标注中国社会巨变开端的时间节点，多么有趣的时空倒错！)

　　而来自西班牙的Virginia，对中国青年“爱国主义”激情的评论主要集中在比较抽象的层面上，“爱自己的国家当然很好，”但是她认为这也需要适度，因为“世界上并无所谓最好的国家，国家间也不应该是竞争的关系”，“我更愿意生活在一个平等的世界上，该世界不存在任何强权国家，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权利和同样的机会。”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2008年7月底《纽约客》描绘中国青年群像的洋洋洒洒雄文《愤青：新一代的新保守民族主义者们》(Angry Youth：The New Generation’s Neocon Nationlists)相映成趣，中国“80后”青年群体在这两个西方青年观察者的眼中不仅不够愤怒，似乎还离美国太近了。

　　Michael对此评论到，“许多中国人觉得美国到处是一片美好而富有魅力，但是美国其实也有很多和中国很类似的问题。”而Virginia的看法更直言不讳，“中国青年人很喜欢美国，似乎有点过头了。”在她看来，“美国诚然是一个伟大而且值得尊重的国家，但绝非生活方式的好样板。”

　　现实压力来自何方

　　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迁，就业、工作环境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问题了，“晒工资”一再成为网络强帖、“面(试)经”甚至成为很多新锐网站招揽点击量的不传之秘，实际上这就是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生存焦虑的某种折射。

　　在这个“地王”层出不穷、前无古人的“全产业链”豪言壮语铺天盖地而来的大时代里，“80后”们生逢其时，或者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或者正准备毕业投身职场的搏杀，他们在想什么？成功的路径在哪里？

　　“焦虑”是共同的判断。“我周围的中国同学和朋友最关心的就是找工作，好工作很少、而且房价这么高，大家聊起来的时候都不轻松。”无论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美还是来自韩国的金又善对此都是感同身受，“压力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找到收入比较好的、稳定的工作，只不过中国的同学们似乎更为紧张一点”，“他们差不多每天都是在拼命学习，学英语、准备考研，非常忙碌”。

　　对于更熟悉中国青年人生活的加藤美来说，中国独生子女生活需要承担整个家庭的压力，这是与她印象中大相径庭的事。来中国前，她看了很多中国电视剧，里面快乐单纯的青年人形象深深地烙在她的脑海中。

　　“那时候非常羡慕中国的孩子们。集全家宠爱于一身，过得肯定好舒服啊！”但是来到中国后，随着了解越来越深入，她慢慢感受到了这些孩子们的压力，“一大家人——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希望和精力都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压力很大的！如果我是他们，我可能会觉得很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