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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称发达国家应起到责任

  绿色金钱 发达国家应该迈出第一步

  ——访联合国助理秘书长JOMO.K.S

  《中国改革》:联合国将在12月7日召开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对于此次会议,联合国有什么样的预期?

  JOMO KS:联合国的主旨是为国际温室气体减排协议《京都议定书》的接续协议制订框架。希望各国领导人能够加强减排决心。联合国的科学家在基于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比较悲观的,如果我们继续这种发展方式,那将将使全人类陷入危机。而我们应该让这一变化开始逆转,这需要各国的努力。而且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等待,必须在10年内做到,否则就会太迟。

  《中国改革》: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您认为怎样将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

  JOMO KS:绿色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世界领袖们聚首时隐喻的色彩选择。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将经济复苏的“绿色嫩芽”培育成可以持续的“绿色发展”,从而让与保护全球气候目标相一致的“绿色经济”成为现实。 

  随着12月在哥本哈根达成《京都议定书》后续协议的时间一分一秒地临近,二十国集团将面临真正的机会,证明满足气候和发展目标的严肃金钱实际是绿色的。

  要想实现在不加速全球变暖的前提下提供更多能源以满足发展需要的目标,就必须实现向以可再生能源,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太阳能、风能和生物燃料、以及洁净煤炭和碳储存为核心的新能源基础设施的过渡。

  《中国改革》:在消耗能源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时总会存在矛盾与冲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JOMO KS:全球范围内,作为主要能源,每天都要消耗相当于3000多万吨石油,这相当于每人每天55千瓦时的消耗量,而富裕国家人均消耗量超过这一数字的两倍。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讲,这一数字远低于20千瓦时,甚至就连多数新兴市场的能源消耗也低于许多先进经济体的三分之一。

  填补能源缺口努力背后的经济因素相对容易理解。在达到约每人每天100千瓦时的门槛之前,能源消耗和人类发展指标基本保持同步。在目前的价格状况下,需要每人每天10到20美元才能达到这道门槛。

  这导致能源安全不仅超出了最贫困人口的承受能力,就连新兴经济体的大多数人也都无法承受。例如,每天10美元的能源消费将耗光安哥拉、厄瓜多尔和马其顿等国的人均收入。因此,大规模投资于能源服务登上了整个发展中世界的议事日程。

  《中国改革》: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新能源革命”,您认为这对全球将有何影响?

  JOMO KS: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开始关注新能源,并且提出能源革命,他们开始诠释新能源开发与环保在政策、生活方式方面的改变,以及在洁净能源研发上进行投资意味着什么。但我认为他们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清楚一点:“新绿色协议”必须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某些重大挑战。全球变暖的后果在发展中国家最先被感知到,而且也最显著,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规模扩张廉价能源。

  《中国改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障碍主要在什么方面?

  JOMO KS:其实目前比高碳含量替代方案成本更昂贵的备选方案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担心被迫走上这条道路可能导致贫困国家、家庭和人群享受不到现代能源服务。

  采用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气候挑战很有可能会破坏发展目标,而这恰恰是因为它们的目标是提高能源服务价格,从而使可再生能源能够吸引私人投资者。

  因此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洁净能源供应领域的大规模公共投资,以及在短期内提供抵消初始阶段高价格的恰当的补助。如果以发展最有前途的技术备选方案 ,例如太阳能和风能为目标,我们就可以通过创新、学习和规模经济带来早期单位成本的减记,向私有部门发出明确可信并且颇具吸引力的信号,以此鼓励提高能效。

  《中国改革》:全球性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应如何对待发展中国家?

  J O M O K S :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贫困国家来说,它们比较大的障碍在于难以获得可靠而廉价的融资。在这一点上,富裕国家有责任支持发展中国家对于洁净能源的大规模推动,因为正是它们以碳为燃料的经济繁荣把我们带到了气候灾难的边缘。

  到目前为止,虽然在京都、巴厘和其他地方都做出了承诺,但富裕国家并没有主动迎接挑战,而发展中国家用于缓解、更不用说顺应气候变化的资源一直严重不足,而且在集中使用方面也做得不够。

  此外,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不会由哪一个国家来承担,而且已经有一系列传统和创新的融资渠道,能够支持能效和可再生能源计划所需的投资。即便如此,相应地增加多边支持需要在国际融资领域开展重大的改革。

  无论是哪个国家、什么样形式的活动,共同声音只有一个,迈向哥本哈根,拯救人类气候需要全球合作。

  绿色和平:一个NGO组织的使命

  采写/《中国改革》记者 韩 雪

  创办至今38年,作为国际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坚信经济发展不应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绿色和平在中国的工作可以用4个关键词来概括:调查、揭露、建言、倡导。而今,他们和全世界所有环保NGO组织一样,将目光和希望集中在12月的哥本哈根。

  促使政治家们去施行正确的事情

  2009年8月28日,在哥本哈根大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之际,绿色和平用取自长江、黄河和恒河三条大江源头的冰川融水制作成冰雕,在北京和印度新德里同时展出。IPCC的报告曾指出,按照现在的消融速度,不到30年,80%的喜玛拉雅冰川将消失,这对亚洲地区数亿人的饮水将直接造成影响。绿色和平期望借冰雕的迅速融化,来凸显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冰川的加速消融,呼吁各国领导人在哥本哈根大会上达成拯救人类气候的全球协议。

  “如果我们不立刻采取行动来制止全球变暖,消融的将不只是冰雕,还有我们孩子的未来。”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在接受《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说。

  这样的行动源于他们在过去两年中三次对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的考察。2007年4月20日,他们曾组织喜马拉雅考察队从北京出发,见证和纪录世界最高峰冰川消退的情况。当时,他们在行进中发现仅仅15年,在1991年绘制地图上标示出的两条冰川就消融得不见了踪影。

  “ 没有遇到地图上的冰川对安全而言是幸运的,但同时也是沮丧的。每一个同行的藏民都拿着我们的横幅‘保护我们的水源,停止全球变暖’,要求摄影师给他们拍照,他们更懂得水源的重要性。”考察队员在之后的日记中写道。

  正是这次考察,考察队历经艰难找到了与30年前所拍摄的喜马拉雅山照片一样的取景位置,拍下了30年对比,最为直观的向世人展现着世界第三极的消融速度。

  这组照片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触动极深,他对绿色和平代表说,“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影响,我们甚至有了紧迫感。现在缺乏的是政治上的意愿。我们需要你们——绿色和平,需要你们来汇聚民意,促使政治家们能够去施行这件正确的事情。你们准备好了吗?”

  在冰雕活动策划、筹备和进行的同时,绿色和平的极地曙光号上来自北京的几名队员也正在开往北极冰川,去亲自见证正在加速的北极冰川消融,并同时支持一批独立科学家的科学研究;作为绿色和平北极探险之旅四段旅程中的第一段,前往彼得曼冰川的航程将会搜集正在断裂中的世界上最大冰川的最新资料证据,调查海洋潮流变化会如何加速格陵兰的消融,前往北极熊目前最远距离的立足点,航行至冰川边缘见证正逐步消失的海冰。

  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绿色和平一直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每一次具体谈判中。爱伦告诉记者,“联合国开大会有100多个国家参加,而绿色和平来自各国的工作人员代表团有时候可以抵得上一个中等国家代表团的规模。”各国政府对于NGO的积极工作,基本上是非常认可的。因为只有这支代表团没有政治利益,只有道德力量,能够在谈判走向因政治原因形成的困境时,站在环境、下一代人的立场上修正全场的关注点,将谈判带回到设定的议事轨道上。

  9月22日,北京绿色和平成员赶赴纽约“旁观”了作为哥本哈根会议前奏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

  9月26日,正当世界各地的气候谈判代表从各自的国度飞到曼谷参加即将开始的气候谈判时,台风“凯莎娜”到达马尼拉。在短短的6个小时内,倾倒了平时整整一个月的降雨,导致28万人流离失所。两天后,在气候会议正式开幕前,绿色和平东南亚(菲律宾)办公室媒体和宣传官员Lea与5名泰国小孩各自手捧一只小象形状的扑满来到了曼谷的联合国大厦前,将五只扑满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沃·德·博埃尔。这些硬币是在过去的15天里,绿色和平和5头大象从泰国南部的考艾国家公园向北步行到泰国首都曼谷沿途筹集而来的。这个地区是泰国境内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区域,捐赠硬币的沿途居民反而正是在极端天气面前最脆弱,也是最为贫困的人群。

  博埃尔接过这些统共不足一万泰国铢(折合人民币2000元)的扑满,回到大会的开幕式上,将其中一个摆放到了主席台的正中央。“这些钱就是目前仅有的摆在桌面的用来拯救人类气候的资金,而其中每一分钱都来自遭受气候灾难的贫穷人口。发达国家的口袋还没有松开一丝一毫。”参加会议的绿色和平气候顾问表示。

  爱伦告诉记者,“无论是哪个国家、什么样形式的活动,我们想表达的共同声音只有一个,迈向哥本哈根,拯救人类气候需要全球合作。这不只是绿色和平等NGO的希望,更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在中国,环保NGO与政府的方向非常一致”

  2008年6月,绿色和平联合了多家关注环保的机构发布了《煤炭的真实成本》报告,首次计算出煤炭使用造成的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外部损失。随后,国家发改委表示,煤炭价格改革是必然的方向。

  2008年世界粮食日前夕,绿色和平与中国农科院联合发布由中国权威专家撰写的《气候变化与中国粮食安全》的科学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正在威胁中国粮食安全,可能导致20年后中国无法实现粮食自给。

  北京奥运前,绿色和平成功推动可口可乐公司承诺,为2008北京奥运会提供的所有冷藏设备全部不使用引起全球暖化的制冷剂,而改用环境友好的自然制冷剂,并于2010年前在全球市场投入10万台自然制冷冰柜。

  这些都是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组的工作。

  NGO的工作从来没有办法脱离现实情况,首先我们要清楚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程度;其次是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态度;第三是企业和其他一些社会力量对政策是否落实。”杨爱伦告诉《中国改革》记者。

  在他们看来,在中国,非常重要的是将气候变化的影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梳理出来。目前气候变化对中国最为直接的三个影响是水资源的短缺、粮食安全问题以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但经一个更为明显的后果是,气候变化对于贫困问题的影响。目前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国贫困地区致贫甚至返贫的重要原因,95%的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他们将要承担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大恶果。

  “在中国的海岸线上,浙江和广东有很多非常贫困的地方。它们可能距离富裕的江浙、广东地区只有一两百公里,却穷到你难以想象。并不是因为人懒,那里可能是每年台风最容易登陆的地方,越来越密集的台风使得他们的脱贫希望变成空想。如果不马上采取积极的应对行动,气候变化将削弱中国的扶贫努力,并可能对中国实现长期减贫发展目标造成严重阻碍。我们正是希望将这个声音传递给政策制定者们。”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说。

  他们同时希望传递的,还有信息和信心。2007和2008两年,绿色和平与全球风能理事会发布了《中国风电发展报告2007》、以及《全球风能展望2008》报告。预测到2020年风能将能满足全球16%的能源需求,共能减排二氧化碳100亿吨,对实现IPCC的全球减排目标意义重大。同时提出中国已成为世界风能发展速度最快的市场,有望在2009年成为世界风能设备的最大生产国,这对目前中国关于节能减排和清洁能源开发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和信心。

  低碳民居、低碳产业、低碳环保、低碳养生——廖晓义坚信,大规模的节能减排,可以通过农民选择这种新的生存模式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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