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篇

　　问：中国会像北欧国家一样步入高福利社会吗？

　　受访者

　　林德山 (中央编译局世界所研究员、西欧处处长)

　　周永生 (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事实上，有一批学者已经设计规划了中国福利制度的发展进程，即走“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福利社会之路。而按规划，实现时间是在40年后的2049年。

　　有专家认为，中国福利制度最后的方向肯定是走普遍主义。也就是说，只要是一个公民，无论他是农村的还是城镇的，都有最基本的享受福利的权利。这和福利水平的高低不是一回事，这是权利。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里要致力于建立基于这种普遍权利的福利社会。

　　中国要走自己的道路，提倡普遍而适当的福利。中国的福利水平应该能保证每一个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和生活，但是这个福利又要维持在不养懒人，能够促进人们勤奋工作这样一个状态。

　　对于现在的乃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中国来讲，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贫困问题。放眼全球，实际上在所有的欧美发达国家里，他们的福利体制在很长一个时期，甚至一直到今天，主要应对的问题都是贫困问题。比如说，吸毒、犯罪、种族等很多问题，都是跟贫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福利制度都会涉及它们。因此，在未来，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将福利体制与更加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联系起来。

　　问：中国反腐败斗争能成功吗？

　　受访者

　　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唐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在未来60年，中国有可能解决好腐败问题，或者说中国的腐败问题能得到有效遏制。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未来解决腐败问题的策略有三种：第一种是思想教育；第二种是社会运动；第三种就是制度建设。

　　这三种策略中，最佳的反腐败战略是制度建设，而要彻底地遏制腐败，最根本的是要看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度和惩治腐败的力度。只有通过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真正消除导致腐败的那些基因。

　　在未来，中国内地会学习新加坡和香港特区的经验，还要学会以正当法律程序遏制腐败。正当法律程序主要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防止滥用权力。第二个就是保护人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国际经验也表明，在一种腐败高发的状态下，仅讲长期性是十分危险的。只有同时高度强调紧迫性，才可能在反腐败战略和执行层面作出切实的改进，真正扭转腐败高发蔓延的趋势，为最终赢得反腐败成功奠定基础。

　　问：“剩男”“剩女”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

　　受访者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不少人认为，未来城市“剩女”多，农村“剩男”多。

　　在大都市里，男的总是愿意接受等于或低于他的层次的女性，害怕层次高于自己的女性，所以这样就会出现“甲女丁男”的现象，甲男找乙女，乙男找丙女，最后剩下的就是甲女丁男。“甲女”就是处在较高阶层的女人，“丁男”就是处于较低层次的男人。在现有婚姻制度下，如果择偶的观念不改变，随着女性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剩女”在大城市里就会越来越多。

　　一般来说，中国人的结婚习惯是男的往下找，女的往上找。边远山区的女性渴望往平原嫁，平原往沿海嫁，沿海往城市里嫁，这样也会造成城市中的女性成为“剩女”。

　　还有一种情况。中国传统的观念是：女性最好的生活是相夫教子。现代的女性很多是不需要依靠男人来生活的，她们独自生活也能生活得很好，所以城市里“剩女”要比“剩男”多。

　　当然，还有另一个角度。什么叫“剩女”？我们的观念本身是可以改变的。认为没有获得合法婚姻的女性就是“剩女”，这种词汇本身是带有某种歧视。所谓“剩” ，就是指不好的东西，不好才剩下来。而事实上这些女性是很优秀的。所以不应该使用这个词汇。肯定会有一批优秀的女性不能获得我们传统的婚姻。但是她们并不是不能获得性爱，不能获得情感生活，她们可以有情人，有其他的方式获得。

　　问：中国会出现合法的同性婚姻吗？

　　受访者

　　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

　　同性婚姻是赋予同性关系以合法的地位——允许其缔结婚姻、建立家庭，在世界很多国家对这个问题都有争议。

　　受访者中的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婚姻是异性的结合，以繁殖社会后代为目的。所谓“同性婚姻”，其主体和宗旨都是与典型婚姻相背离的。如今中国同性恋人口面对的最大压力主要是家庭，因为大多数父母都难以接受这种现实。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在未来60年同性婚姻会合法化，而且这个时间表可能还会大大提前。

　　这种观点认为，这一现象已经是世界潮流，中国的将来也会如此。此外，中国古代的性文化对同性恋的压制、歧视没有西方那么厉害，比如说西方基督教右派是非常反对同性恋的，而中国古代并没有对待同性恋特别严苛的历史，从性文化的角度来说，中国的接纳程度会高一些。

　　目前，世界上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已有不少，比如丹麦、瑞典、挪威、冰岛、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过去国家立法精神将“秩序”放在第一位，现在这种法制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尊重个人自由的观念在上升。这在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领域内的变化特别明显，人们逐渐树立起这样一种意识：防止国家权力过多地干涉个人的私生活，不能过多片面强调公共秩序的维护而不注意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

　　在未来完全开放的社会中，法律可以保护N种婚姻形式，而不是只认定一种，其他的都打击。所有的操作都是没有问题的，一切问题只是出现在人的观念中。只有当大家把观念改变了，开放了以后，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未来60年完全可能发生出乎意料的变化。

　　问：中国内地会开设合法的赌场吗？

　　受访者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罗红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唐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对未来中国内地赌场是否会合法化的问题，多数专家认为不会。

　　众所周知，赌场是滋生犯罪和腐败的场所，在中国内地开设赌场，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不管是有背景的还是有靠山的，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前几年也有人建议是不是要建立一个类似拉斯维加斯的赌场特区，然后把人都吸引过去。其理由是全球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定博彩业合法，并通过税收等政策对该产业进行引导和管理。这些年，中国周边的国家纷纷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开设赌场，有的甚至在公海上开船设赌场。但绝不能将这当成内地赌场合法化的理由。合法开设赌场跟我们的制度不匹配。中国社会本身对赌博就深恶痛绝，公开承认赌场的合法性，老百姓也不会接受。

　　不过，像“赛马”这样的博彩形式是否合法化，就像足球彩票一样，是可以研究的。

　　问：中国年轻一代会不会借债度日？

　　受访者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金融

　　学院教授)

　　杨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

　　究室副主任)

　　何茂春(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从个人需求上看，年轻人的状态很可能是“存钱好比针挑土，用钱好比水推沙”。但是中国人要达到西方的那个举债比例和水平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

　　下一个60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劳动保障制度、医保制度等会越来越完善，客观上就使得老百姓花钱的后顾之忧变得越来越少。人们能根据自己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对收入进行筹划，并实行超前性的消费。或者说，社会保障的健全会让借贷消费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年轻人的工作时间不长、储蓄少，面对买房、购车、结婚、生子等开销，会有较重的经济负担，随之可能产生较强烈的借贷消费的需求。小青年们得要学会举债过日子，这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而他们的文化层次、金融知识、个人追求和对生活的欲望也都决定了，超前消费现象会越来越多，甚至成为一种社会潮流。

　　不过，在中国的传统观念当中，未雨绸缪、储蓄消费有着很深的文化背景，这种观念在今后一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不会有太大改变。

　　此外，借贷消费的规模还取决于其他几个因素，如国家的物质基础、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丰富度等。目前，中国针对消费者而设计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依然很少，这是未来需要改进的。

　　问：中国人口峰值会提前吗？

　　受访者

　　郭志刚(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人口问题专家)

　　人口预测只能回答在现在人口基础上，未来人口变化按某种特定条件发展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对现有人口数和变化规律并不十分有把握，更不知道未来人口会怎样变化。比如，2000年全国进行了人口普查，然而对普查质量的异议很大。对当时全国总人口数有两个口径，一个是普查的实查人数，另一个是经过调整的总人数，两者之间已经差出2300万。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在很多预测都没有直接用2000年人口普查总人口作为人口预测的基数，而是采用争议不大的1990年普查的总人口作为基数，先依据死亡水平和生育水平假设推至2000年或2005年，然后再进行正式预测。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回避2000年普查数据，但是并不能回避对1990年以来生育水平的假定。

　　尽管以往人口预测有这种偏差，但仍然可以大体描述未来中国人口的发展趋势。再过约20年，中国将达到人口零增长，随后将立即进入人口负增长。

　　以往十几年来的真实生育水平将决定达到人口零增长年份的早晚，并且将决定那时的峰值总人口的高低。从较高生育率(1.8)来测算，我国人口最大时约14.5亿。按稍低的生育率(1.6)来测算，峰值人口到不了14亿。由于到达峰值后人口立即转为负增长，那么2069年时总人口自然又会低很多，约在10-13亿之间，位置取决于现在与将来的生育水平。

　　问：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会发生变化吗？

　　受访者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

　　郭志刚(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人口问题专家)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包括生育政策、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政策、奖励优待政策和限制处罚政策等几个方面，其中生育政策是整个计划生育政策的核心。

　　30年已经过去，计划生育取得了伟大成绩：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26‰降到2007年的5‰，年净增人数从1970年的2114万降到2007年的681万。并且，中国即将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最终实现人口零增长。我们现在面临新的人口形势，也面临着新的战略抉择：即人口零增长后怎么办？

　　所以，应当适时对生育政策加以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应当采取分步实施较为稳妥，总的方向则应当是向着每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方向不断靠拢。这就意味着，未来计划生育会有很大改观，行政干预趋于越来越少。但是，中国仍然应当追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人口的协调发展，也就是说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并不会改变。

　　问：2069年中国百岁老人会否随处可见？

　　受访者

　　郭志刚(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人口问题专家)

　　唐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种观点认为，毫无疑问，中国的百岁老人会越来越多。

　　除了医疗条件的提高(现在人的健康状况和医疗的关联没有想象中高，只有约20%)，人的健康状况改善主要是环境，比如说和平的环境、生活质量的提高，还有大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健康问题、服务照料等。社会学里有一个专门的学科叫医疗社会学或健康社会学，从这个角度讲，社会是人健康长寿的首要源泉，而未来社会的发展将更加有利于人的长寿。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未来中国是否有比现在更多的百岁老人，不好判断，因为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过去的200年中，人类寿命经历了两次飞跃。第一次从18世纪人口平均预期寿命30岁增长到1900年的45岁，主要原因是由于牛痘的发现推广使用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第二次飞跃从45岁到1996年的76岁，这得益于医学进步和各种磺胺、抗生素的应用，人类战胜了多种传染病。

　　随着医学、生物学在预防衰老研究的突破，人类寿命将产生第三次飞跃。2008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发表的“全球人口预测”显示：到2300年，男性的平均寿命将达到98岁，而女性的平均寿命将达到101岁。2008年中国老年学学会曾经作过相关的调查，现在中国的百岁老人接近3万。所以从这个依据来看，在未来60年，中国的百岁老人还不可能出现随处可见的情况，但是到2069年，全球百岁老人群最多的国家可能会是中国。

　　问：人口老龄化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挑战？

　　受访者

　　郭志刚(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人口问题专家)

　　唐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

　　老龄化必定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养老财政的短缺、养老设施的缺乏、合格的老人照顾者的不足等。

　　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人口老龄化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是中国老龄化的负面效应更多地会发生在农村地区。现在很多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等，都在担忧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但这些城市计算的是户籍人口，而户籍人口对这些大城市的生活形态、生产形态已经不是决定因素了。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使这些大城市永远不会缺乏劳动力。而在农村就不同了，农村的青壮年都进城打工了，留守的老人便无人照顾。

　　二是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劳动力人口还是在减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是要提高人们的文化程度。所以教育对中国来讲是性命攸关的。但目前中国的教育状态不理想，有可能会成为未来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很大障碍。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必过分担心老龄化的冲击，至少在某些方面中国还是幸运的。这种观点认为，人口越多的国家老龄化带来的损害就会越小。一个小国有很多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像这样的国家老龄化程度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明显的劳动力匮乏。但是在中国，中间劳动阶层的人到全社会老龄化最高峰的时候还有7亿，劳动力缺乏的影响不会特别明显。

　　问：中国会不会出现劳动力不足？

　　受访者

　　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会有比较充裕的劳动力保障。

　　预计2015~2016年，中国(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10.1亿人，以后到2030年都将维持在10亿人左右；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3年达到峰值9.32亿人，到2020年持续保持在9.3亿人左右。

　　可资参考的背景是：2005年，中国就业人员7.58亿人，其中第一产业3.4亿人，第二产业1.8亿人，第三产业2.38亿人。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处于不断减速态势。这种态势大约在2015年前后开始转变为负增长阶段，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

　　因此，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一个转折点，劳动力的供给量将会由增加转为逐步下降。此外，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类似于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未富先老”。人口继续增长和老龄化社会提前来临，加之国家财力不足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可能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问：中国人海外打工、外国人中国打工的限制是否越来越小？

　　受访者

　　何伟文(中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前驻纽约总领馆

　　商务参赞)

　　何茂春(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林德山(中央编译局世界所研究员、西欧处处长)

　　从欧盟的典型过程来看，先是商品的自由化，然后是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接下来是技术流动的自由化，最后是人才流动的自由化。人才流动的自由化取决于一点，就是各个国家都承认别国公民的学历，各个国家都承认别国公民的身份，一体化的程度越高，流动就越容易。在欧盟，波兰人在德国做工，意大利人在法国做工，都是司空见惯的，这就是一体化程度高所带来的结果。

　　而从具体的条件来说，则要看中国人愿不愿意去海外，外国人愿不愿意来中国。虽然劳动力流动有客观上的条件，但愿不愿意“折腰”则取决于经济利益。如果说在中国本土打工比海外打工更好，中国人就不一定去海外了。比如，早前新加坡人愿意到美国去，后来却都回到新加坡了，因为他们觉得本国比美国更好。同理，如果外国人在中国能赚更多的钱，那他们就愿意来。至于会有多少人来，或者说是否变成一个趋势，那还很难说。

　　按照自由贸易的规则，自然人流动是受自由贸易的保护的。它跟移民没有关系，只是一种劳务的输出和输入。从文化交融的角度来说，劳动者的跨境流动也是必要的。不同文化的竞争对一个大国来说尤为必要。如果将来中国的主体仍然还只有华人的话，这个国家是不会真正成为世界性大国的。看看世界各个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等等，都有大量的外来务工者和移民。由此产生的文化交融，能够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和竞争力。

　　中国对外经济交流越来越多，开放程度越来越大，这个趋势是无法改变的。但多大程度上限制劳动者跨境流动，最主要的因素不取决于中国，而是取决于全世界，尤其是取决于发达国家。它更多地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不是内部。

　　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抱有一种更保守的态度。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经济的融合度加大，自然而然地会有人员的流动。劳动力输出国的失业率会下降，劳工从劳动力自由流动中受益。而劳动力流入国的失业率会上升，低技术含量劳工失业增加。这种情况会激起劳动力流入国对本国劳动力市场的保护，对自由流动进行抑制。

　　问：中国“绿卡”能否走俏世界？

　　受访者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

　　主任)

　　中国“绿卡”现在已经有些走俏了。比如在南亚就有不少人希望拿到中国“绿卡”。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美籍华人数学大师陈省身，西门子副总裁博格、原瑞士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威廉·凯乐……这些拿到中国“绿卡”的名人，代表了中国“绿卡”的魅力。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很多人看到了在中国，财富增长的速度和发财的机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多。从2004年8月15日到2007年8月15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资格1460人，有686人的申请获批。到了2009年8月，仅在上海拿了中国“绿卡”的就超过了700人。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中国的环境生态会有更多地改善，更适合人类居住。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饮食文化，也会吸引更多的人来享受生活。

　　问：中国人能否全球免签证旅行？

　　受访者

　　张  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学院院长、教授)

　　张朝枝(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院长助理)

　　在未来60年里，全球免签证也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是一种趋势，但完完全全全球免签的可能性不大。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总体趋势是免签的国家会越来越多，二是完全实现是不太可能的。签证各个国家有自己的概念，会根据本国的安全问题、社会经济情况等来确定自己的签证制度，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现在的世界各国，免签情况做得最好的是欧盟，但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公民能够拿着护照全球免签的。况且，欧盟之所以最好，因为它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有这方面的条件。

　　根据中国外交部领事司所公布的数据，目前跟中国互免签证的国家将近60个，但大部分只限于外交、公务和因公护照。

　　目前持中国香港护照可获得免签的国家或地区有130多个，澳门护照有76个，而持台湾护照的也可获得50多个国家的免签。目前，给予中国内地(大陆)免签待遇的主要是一些非洲、亚洲和太平洋的小国，包括贝宁、马尔代夫、尼泊尔、塞舌尔、萨摩亚、斯里兰卡、所罗门群岛以及麦克罗尼西亚等。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中国游客能够更多、更便捷地到访本国，愿意给予更便捷的签证政策。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伴随着贸易冲突与摩擦，旅游贸易(出入境旅游)的摩擦也会成为政治牌中的一张。在这种情况下，签证政策自然会受到影响，贸易摩擦的长期性以及国际关系的不稳定性决定了旅游签证互免状态不稳定性。

　　再者，虽然和平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地区冲突仍很频繁，这也会影响中国与不同国家之间的免签证旅游问题。所以说免签是一种趋势，但不能绝对。

　　问：中国失业问题会越来越严峻吗？

　　受访者

　　莫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周永生(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中国的就业问题不同于发达国家——他们主要面临青年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不同于其他转轨国家——他们主要面临转轨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和再就业问题；还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主要面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问题。

　　中国就业面临着转轨就业、青年就业和农村转移就业同时出现、相互交织的“三碰头”局面，这决定了就业形势之严峻，就业工作之复杂，就业任务之艰巨，都是世界任何国家未曾有过的。

　　未来60年里，中国就业形势将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发生重大的变化。

　　首先，充分就业的目标将实现。未来60年，中国经济发展要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二、三步目标，即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也意味着要实现充分就业。

　　其次，人口高峰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将对就业产生巨大影响。总体看，我国劳动力供给大的特点并没有变化，对就业岗位的巨大需求将是长期的。

　　第三，城市化将产生巨大的第三产业就业机会。未来城乡人口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将转移到城市，将催生大量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

　　问：未来中国会面临哪些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受访者

　　唐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于显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教授)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

　　现在中国存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很多，有官员腐败、教育腐败、学术腐败、贫富差距、高失业率、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三农问题、信仰危机、道德滑坡、社会治安、失业问题等等，其中有些社会问题甚至有激化的迹象。未来60年里，有些社会矛盾会缓解，有些还会继续存在。

　　目前，绝大多数的社会问题可以归结为利益冲突。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和其他的矛盾相比，有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最理性的东西，利益的问题更多的时候不是一个有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少的问题。

　　未来60年里，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是贫富差距问题。贫富差距是中国社会中产生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冲突的最基本的东西，它可能会以各种方式爆发。

　　从我国历史看，社会出现重大动荡，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两极分化带来了大量社会矛盾和冲突。所以，公平公正是未来60年里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其他的社会问题，比如地域问题、民族问题还会持续存在。不过，未来60年里，国家也会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新方式。

　　问：中国内部的社会矛盾会制约中国发展乃至导致中国崩溃吗？

　　受访者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

　　从中国历史上多数王朝看，都是因为内部矛盾尖锐而最终崩溃的。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前，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关于中国共产党会不会重复过去王朝“其兴也悖，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问题时说，民主是共产党避免周期率的法宝。所以，民主政治建设是很重要的事情。从实践上看，中国共产党已经积累了很多处理内部矛盾的成功经验，而且正在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崩溃是完全能够避免的。

　　可以预计，再过若干年或几十年之后，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会进一步提升，民众的整体素质也会进一步提高，虽然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矛盾依然会错综复杂，处理会越来越得当、越成熟，使其始终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并且逐步缓解，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中国全方位改革是采取循序渐进式的，既坚持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又不采取激进的方式。中国始终不会掉以轻心，因为转型期存在诸多矛盾，一些矛盾也存有激化的危险。所以，在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创新方面必须有紧迫感，也要居安思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都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逐步克服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勇于解决各种棘手的问题。

　　问：以后会不会工作半天、休息半天？

　　受访者

　　罗红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张辉(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院长)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个趋势，即人们的休息日会越来越多，工作日会越来越少。

　　IT技术和互联网文明的发展，使工作方式、工作场所和办公室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工作和生活不再存在一条刚性的界线，以项目和任务为本的工作方式打破了在办公室工作的传统工作模式，群体讨论和群体决策完全可以在不同的空间通过电子群体进行。

　　因此，在未来，有可能休息将成为主要的工作方式，不是工作半天、休息半天的问题，而是在休息中工作和在工作中休息的问题。

　　也有观点认为，工作半天、休息半天是非常不合理的，也是最不经济的，因为会增加很多交通负担。在未来，人们工作3天、休息3天才合理。实际上在有些发达国家人们的工作时间已经比我们现在法定的时间短。将来我们可以把周末变成3天，这样挺好。

　　但是，也有一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未来60年里中国不可能出现工作时间减半这样的情况。如果继续大幅削减工作时间，那么公民的教育、医疗这些都会受到影响，生产财富和支出财富出现不平衡，那么国家将维持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