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能维持多少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发展篇
问：中国还能维持多少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受访者
李稻葵(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计算，认为在未来30年的头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为9%；第二个10年为8%；第三个10年为7%。
上述判断的依据是：中国依然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中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周期，而且发展是可持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意味着投资力度还在增加。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推动需求增长旺盛。而节能减排的推进，也需要新设备、新投入，这也会带动经济增长。
按照这个速度走，30年我们就能够翻三番。到那时，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1.2万到1.5万美元的水平。
这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放缓。3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不再是追赶型的，不再拥有后发优势。到那时，中国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制度优势和科技进步，依靠生产率的提高和制度演进。我们预计，2050年之后，中国的平均增长将是5%。
问：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受访者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们见到的最新的一个预测是，2009年4月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说：中国极有可能在2027年超过美国。高盛的预测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即没有计入通胀因素。
目前，一个总体判断是，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崛起进程。因为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其他主要经济体已经陷入严重衰退，由此凸显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加之结构调整速度加快，中国经济仍处于加速发展阶段。
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在2001年曾为经合组织写过一份报告，按照200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他得出了一组很有意思的数据：
年份 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比
中国 美国
1880年 14 14
1913年 8.9 19.1
1950年 4.5 21.2
1973年 4.6 22
1998年 11.5 21.9
2001年 12.3 21.4
2030年 18.4 17.7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在1880年时，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相当，此后两国的差距开始拉开。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低的时期。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追赶美国，到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回到了1880年时旗鼓相当的状态。
问：中国A股会涨到2万点吗？
受访者
王庆(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
文国庆(和讯首席分析师)
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股市本身的资产属性，未来中国股市仍然会有波动，甚至大涨大跌。但从长期看，超过2万点，很有可能。
股市已经发展为资产运作的平台。从这个角度看，股市是经济的一种泡沫现象，股票在上市后，其价值会处于净资产之上。随着资产的不断注入，股市的价值明显高于实体经济的价值。形象地来说，你在实体经济中花1块钱买的东西，在股市上要花2块钱。
美国有100多年的股市发展史，股市涨幅最大，其次是房子，然后是黄金。1896年，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为40点，历史最高点是2007年10月11日的14198.1点。如果考虑红利因素，道指到现在已经上涨了2万倍！
看中国股市未来60年的状况，一定不能忽视经济的基本面。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保持比较高的速度，资本市场的规模也会随之扩大。
问：北京上海的房价会超过东京纽约吗？
受访者
刘洪玉(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
从研究者的角度看，“房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可以从多个维度、多种表达方式去理解。
现实生活中人们观察到的住房价格或“房价”，通常是住房的“实际交易价格”，即住房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中达成共识、并促使交易实际发生的价格。该价格既受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与结构、家庭收入、就业状况、城市发展质量等社会经济基本面因素影响，也受市场预期、信贷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住房政策、市场管制水平、开发成本、市场透明度和市场服务体系完善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还与市场参与者行为、不同城市住房市场间的扩散过程(波纹效应)、国内外重大事件等因素相关。
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空间还很大，从这个大背景来看，中国城市住房价格总体上还会呈现一个上涨的趋势；对于上海、北京和深圳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领先的特大型城市，尽管当前住房价格的水平已经很高，但由于住房资源稀缺、供给缺乏弹性和需求广泛、多元等特殊原因，其住房价格的发展趋势不仅与全国城市的总体趋势保持一致，而且还会继续作为“明星城市”扮演领导者角色。
当然，受宏观经济周期和住房市场周期循环的影响，这些城市的住房价格也会存在明显的、有时甚至是剧烈的短期波动，就像2006年~2009年所出现的波动一样，但并不影响这样一个长期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
值得指出的是，住房价格总体向上发展的长期趋势，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政府必须制定有清晰的住房政策，确保满足家庭基本住房需要。
国际城市间的房价缺乏可比性，因为不同城市住房价格的水平，不仅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而且还与其资源及人口条件、制度因素、文化观念、流行偏好等非经济因素相关。如果非要给读者一个预测结论的话，我宁愿预测60年后北京上海的绝对房价远低于纽约和东京，即便60年后我们处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因为高房价会导致更高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从城市间竞争的角度看，会降低城市发展的竞争力。
问：人民币会全球通行吗？
受访者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院教授)
杨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何茂春(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何伟文(中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前驻纽约总领馆商务参赞)
有专家认为，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现在还处于萌芽阶段。人民币目前只是在贸易结算方面有了一定进展，也就主要是在跟周边一些国家的贸易当中作为结算货币，还没有成为金融市场投资的主要货币，也没有成为国际外汇储备货币，因此，只能说人民币国际化处于起步阶段。
从现在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越来越成熟了。在某种程度上，人民币已经在局部逐渐实现国际化。人民币已经实现了在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没有自由兑换，国际化就是空谈，成为储备货币就更无从谈起。
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货币，对世界货币体系会起到更加重要的平衡及稳定作用。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重要的大经济体，人民币如果不成为国际货币，那就很不正常了，而且对中国国内发展结算、提高贸易效率等方面也都是不利的。
如果人民币未来能顺利成为国际货币，那么它在微观和宏观层面都会有很大影响：
从微观方面看，对于老百姓来说，应该是利大于弊的。因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就意味着无论是个人对外投资，还是个人在国外的消费、旅游，都会更加便利，中国国民的购买力也会相应地有所提高。
从宏观角度，对于国家本身，从长期来说也是利大于弊的，但是从短期来看则利弊兼有、不易判断。因为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一方面可以让这个国家获得很多益处，但另外一方面也使这种货币面临着来自全球的风险冲击，这要求国家有更高的金融管理能力。
问：上海会成为纽约、伦敦那样的国际金融中心吗？
受访者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院教授)
杨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何伟文(中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前驻纽约总领馆商务参赞)
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最顶级金融中心的争夺战，始终就是伦敦与纽约之间的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迄今为止，似乎仍没有第三个城市具备足够实力加入其中，东京、法兰克福、香港等城市虽被公认为国际金融中心，但却不足以撼动前两者的地位。
国际金融中心对国际经济秩序具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一国拥有国际金融中心，乃是其综合国力强大的象征。哪个国家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哪个国家就可以不仅仅是参与全球金融的运作，而且可以在资源配置上、在规则的制定上有更多的发言权。
有专家认为，从长期趋势看，下一个60年，上海是可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其中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上海成为二级中心。国际金融中心是有不同层次的，比如，伦敦、纽约是全球的一级金融中心，东京也是金融中心，但它更多的是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因此，上海未来可能成为一种地区性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是比较大的可能；另外一种是上海成为真正的全球性的金融中心，这要取决于中国将来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一些突破性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很多方面，如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金融产品的丰富程度等，而其中最重要的在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不仅是金融业本身的问题，也是整个体制的问题。突破这种制度性因素，按照国际游戏规则，真正设立一些金融自由化的原则，这是未来我们面临的比较大的挑战。
问：未来中国会有多少民营企业进入世界500强？
受访者
江若尘(上海财经大学500强企业研究中心教授)
余典范(上海财经大学500强企业研究中心学者)
在过去的一个甲子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直接反映到了公司规模上，入围世界500强的公司迅速增加，2009年达到创纪录的43家。但面对这一数据国人却难以兴奋。入围的企业要么是垄断国企，要么和垄断有着密切的联系，还没有一家完全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入围。
在下一个60年，无可置疑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将继续得到快速发展，但要真正成为世界500强的常客，还需多方的共同努力。
首先，民企需要加速度的发展。在20世纪末时，世界500强的门槛只有90亿美元左右，而2009年的门槛提高为185.7亿美元，10年间翻了1倍多，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而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的营业收入在百亿美元的企业也只有寥寥几家，如果世界500强的门槛按照此种速度增长，则中国民营企业必须要以成倍于10%的速度才有可能迈入这一行列，难度可想而知。
其次，民企发展的制度性难题必须真正得以破解。世界500强的行业分布中，能源、黑色金属、银行、电信和汽车等行业是企业分布最广的行业，而这些行业在中国国内与民营企业几乎是绝缘的。
第三，民企自身能力需要全方位提升。即使让其进入一些垄断行业，如果“内功”没练好，中国的民营企业依然难以成为世界500强的常客。
我们近邻的日本与韩国在最近30年间，出现了索尼、松下、东芝、三星、LG等一系列伟大的民营企业。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个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国度，在一个体制不断完善的经济体中，在下一个60年里，中国民营企业将会不断创造奇迹，众多伟大的民营企业将会诞生。
问：未来会不会出现中国的“索罗斯”？
受访者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院教授)
杨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何伟文(中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前驻纽约总领馆商务参赞)
外界的种种看法决定了索罗斯是个褒贬不一的人，也决定了关于中国“索罗斯”的讨论也不会是一面倒的。
有专家认为，对于国家的金融战略来说，必须有一批具有真正投机眼光的人才，需要多出几个“索罗斯”来发挥作用。也有专家认为，索罗斯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中国将来出现“索罗斯”没有什么好处。
对于中国在未来是否能出现索罗斯，专家们的观点也有异同。
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国投资者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出现索罗斯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索罗斯本身不仅仅是个人的形象，他还是资本市场不断发展的一个缩影。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的“索罗斯”出现不出现，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力量，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力量。如果金融体系是稳定、健全的，那么出现索罗斯的可能性就小一点。
问：中国东西部地区差距会扩大还是缩小？
受访者
李善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
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孙飞(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长)
在很多发达国家，可能各区域的发展存在很大差距，但是就去医院看病的条件或上学的条件而言，你会发现它们的水平是相当的。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未来60年，中国东西部在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方面的差距会缩小，但是发展的差距则不好判断，只能说差距拉开的速度可能不会太快。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东西部的差距在最近的十年内可能会越来越大，但是10年以后这个差距会逐步缩小。这是因为，那时候东部地区的发展会越来越饱和，要进行产业转移，而西部地区有创富的动力，处于产业建设升级的阶段，可以进行很好的对接。
此外，目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比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要快一点，但是由于它的基数比东部小，因此这个差距在5到10年内不会缩小。而1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以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曲线到了一个峰值，它的增长就会像东部一样稳定，那时西部和东部还会存在一些差距，但这个差距会逐步缩小。
区域差距过大，往往容易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许多国家都采取非常积极的政策来协调不同区域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实施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特别开发计划，试图缩小地区差距。中国也不例外。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未来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我们祝福中国。
问：北京和天津会合并成一个超级大都市吗？
受访者
吕斌(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教授)
从建制上来讲，两个城市完全合并为一个城市可能存在着问题，但如果北京和天津要连成一大片，在几条高速路的沿线，加上廊坊，形成一个城市连绵带，是相当有可能的。
从国内外的例子来看，城市群如果要连成一片的话，需要两个因素。一个是主要城市，在这里就是指北京、天津以及廊坊有向外扩张的动力；另一个是连接这些城市的农村地区要有自己的活力，自己能够成长起来。
回到北京和天津会不会合并的问题上来。城市扩建是有动力的，北京不是已经建到六环了吗？北京的人口规模和产业密集度，都使城市有着向外扩张的需要；廊坊地区为了向两个重要城市靠拢，也会向外扩张。现在要做的，一是使城市间的交通更为便捷，现在只是有了铁路，在其它方面还差得很远；另一方面，是需要城市间的农村地区发展起来。如果这些地区经济不发达，城市之间的缝隙就没有人会去投资，基础设施也发展不起来，那除了去吃“农家乐”，还能做什么呢？
问：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受访者
庄健(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
2008年，中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初步核算数据达到3268美元，超过2007年世界银行关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2872美元的标准，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从“中等收入国家” 迈进“高收入国家”门槛，要求人均GDP扩大12倍，达38000美元。那么，中国需要多少年才能达到这一水平呢？
在1870年至1930年间，美国花去了60年时间使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3.5倍；日本在1950年到1975年这25年间使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6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8.6%。综合考虑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增长基数、可持续发展、人口、汇率和通胀等一系列因素，我们认为中国未来40-50年人均GDP的增长率很有可能落在6-8%的区间，如能实现每年8%的人均GDP的增长，中国成为世界“高收入国家”需要32年时间；而能实现每年6%的人均GDP的增长，则中国成为世界“高收入国家”需要42年时间。
然而，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左右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即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人均GDP一直处在中等收入阶段，难以进入高收入国家阶段。这又为偏于乐观的估计蒙上了一层阴影。
问：中国会向美国发行人民币国债吗？
受访者
何志成(中国农业银行高级分析师)
2009年9月8日，中国财政部正式宣布于9月28日在香港发行60亿人民币债券，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里程碑事件。
中国政府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为什么深受香港老百姓和国际市场欢迎？因为此举为香港和许多亚洲国家已经拥有的越来越多的人民币提供了投资渠道，它有利于人民币从贸易“结算货币”向“可发债货币”再向“投资型货币”的转型。再有5年左右，中国将有可能在纽约、伦敦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成为伦敦、纽约国际主要债券市场的“热门货”。
当然，人民币还需要做大做强的时间和机遇。怎么才能让欧美国家的央行愿意持有人民币资产，让这些国家的投资者喜欢人民币资产？首先是人民币必须具有长期稳定升值的潜力。而从过去30年的表现看，人民币虽然不是全球升值最快的货币，但却是升值预期最稳定的货币。其背后当然是中国日益增强的国力和综合竞争力——这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强大实力基础。
问：自行车或电动车会不会重新成为城市人首选？
受访者
杨晓光(同济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教授，国家“畅通工程”专家组副组长)
自行车一定会，电动车不一定。
电动车的发展很可能是一个误区。我们短距离可以用步行，然后是自行车，接着是轨道。自行车无法服务的部分，恰恰是公共汽车服务的半径范围。我们现在公共汽车的服务还没有跟上，所以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似乎电动自行车、或电动摩托车还有存在的空间。这些电动车的速度也好，重量也好，都是相当大的，虽然客观上规定是10-20公里一小时，但往往可以达到30-40公里一小时，这样会给骑自行车的人们的安全造成很大威胁，也容易挤压汽车的空间。
为什么自行车一定会“王者归来”呢？首先来看自行车的服务半径。我们将来肯定会建造集约化的社会。所谓集约化，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地方生活居住娱乐，大概是15分钟自行车的车程，我们在这个空间里活动，有自行车足矣。客观上我们也没有必要开汽车。对于若干这种社区之间的交通，我们用高水平的轨道、高速度的公共汽车、路面电车等连接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自行车是客观上的需要，我们没有理由去开汽车。
第二点是环保的原因。如果我们发展低碳社会的话，首选当然是自行车。另外就是出于人们的健康考虑，目前都市人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按照健康学家的说法是，每人每天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对身体很有益。
问：中国农村还要多久才能赶上日本农村现在的水平？
受访者
徐 勇(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周永生(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王景新(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
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大城市，摩天大厦一栋栋拔地而起，发展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发达国家的城市。但是如果来到中国的农村，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我们的邻国日本则不同。“日本模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还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居住环境质量与城市居民趋于一致，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城市。
如果不考虑城市居民与农民的人均收入，只考虑生活水平，那么情况会比较乐观，中国农民应该可以较早达到日本农村的生活水平。虽然中国目前的城乡差距非常明显，收入水平要达到日本农村的水平有一定难度，但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倒不是特别难实现。
像上海周边的、苏南周边的、浙江的一些农村，他们的生活状况、交通状况、网络通信系统、信息公共设施以及基本的公共服务，农业的现代化水平等，都已经接近日本农村现在的水平。不过，从中西部农村的情况来看，差距还是明显的。
预计2030年左右，中国农村大概能有一半以上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现在全国有63.7万个新农村，若那时候有30多万个村能达到现代化水平，中国的农村面貌就会焕然一新。
问：中国未来主要的新能源方式会有哪些？
受访者
赵黛青(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如果把新能源的说法换成“清洁能源”，表述起来可能更好一些。总体而言，中国未来能主要发展并且能发展得比较快的，也就是核能、风能和太阳能。
核能不能说是新能源，但它是清洁能源。核能的发展速度受到建厂周期等限制，到2020年能得到多大规模我们可以计算出来，应该不会有太出人意料的表现。
而风能和太阳能的开发潜力很大。目前中国小水电开发得很多了，接下来的重点就是风能，然后是太阳能。其他的比如可燃冰等，恐怕会是比较远的未来的事情了。
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煤炭仍然会在中国能源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
问：如果全球持续变暖，上海会不会被淹没？
受访者
林而达(国家气候变化专家组成员、中国农科院农业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
这是有可能的，但这个时间跨度是千年，而不是短短几十年内要发生的。
2009年的一项关于上海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的调查显示，被调查者最关心的与科学有关的重大问题为“全球变暖”(占78.9%)。这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上海公众的担心。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三次评估报告和第四次评估报告都对气候变化引起海平面的上升作了评估，大致初步认为是在北极和格陵兰温度升高3度的情况下，全球的海平面会上升6~7米。假如海平面上升6~7米，那么我们的三角洲，包括长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会被淹没。
中国的海洋学家们说，北极和格陵兰的冰雪融化到海里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海洋物理过程，这个过程说明一个趋势，说明海平面有上升的风险，但是不能作为一种预报。因为这是千年的时间跨度，中间存在不确定性。
关于不确定性，有一些例子可以证明。海洋物理过程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北极的冰融化了，是淡水，它流入海洋会引起海洋环流的变化，会导致气候环流的变化。那么，在这些变化的影响下，气候变暖是不是还会继续？
问：沙漠会不会进一步逼近北京？
受访者
林而达(农业部农业环境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主任)
陈锐(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城市运行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沙漠化和水资源短缺问题都是北京面临的客观挑战。
科学地讲，根据观测到的最近二三十年的纪录，北京的沙尘暴是减少了，不是增加了。沙尘暴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需要从区域环境综合治理和生态空间格局整体调控上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以，尽管并不过分悲观，但我们仍然需要加强监测，对北京可能遭受的荒漠化危害提高警惕。
北京的气候风险是继续变干的风险。虽然也有专家预测到2040年前后北京的降水量会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到600毫米左右(现在是500毫米)。但是那时需水量也大量增加，包括气候变暖后农作物需水量的大量增加，以及人的需求增加等。干旱的问题依然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北京的问题主要还是干旱缺水的问题。
问：2069年，中国的油价有多贵？
受访者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事实上，我们希望，到2069年，随着科技进步与技术突破，人类将正式进入“脱油”时代，世界不再受油价高低所困扰，我们不需要再谈油价问题。
按照目前一些机构对石油储采比的计算，全球石油尚可开采40年。但目前，我们还不能断言到2069年石油资源就开采完了。上世纪70年代，人们就预测世界石油储采比只剩20年，但是随着石油勘探技术的不断提高，从那以后又开采了30余年，全球石油储采比则增到40年。
历史告诉我们，价格上升冲动是世界石油价格的规律性特点。据英国石油公司(BP)的统计，按2007年美元的不变价格计算(不计入通胀因素)，世界油价出现过几个高点：第一个高点出现在1861年，油价超过每桶100美元；第二个高点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每桶接近100美元。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国际油价回落到每桶30美元以下；第三个高点则是2008年7月，从2000年开始油价持续上涨，到2008年7月飙升到每桶147美元。
如果没有替代资源，石油价格无疑将会上涨。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以2007年美元的不变价格计算，到2030年石油价格将达到122美元/桶。如果考虑到通胀因素，则将上涨到206.37美元/桶。如果没有新的替代能源出现，到2069年，也许每桶攀升到300美元乃至更高。
问：中国华北缺水会越来越严重吗？
受访者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1998年，一些中国科学家描绘了2030年的图景：华北地区主要河流海河、滦河流域径流将减少3%至6%。
实际上，近年来华北地区的缺水情况依然严峻。2009年，华北地区的河北省和山西省旱灾严重。河北张家口市489万亩农作物彻底绝收，占总播种面积的48.6%。晋南旱灾区的侯马地区，从5月初开始没有下过一场雨，侯马地区邻近的淝河也出现干枯。
未来若干年中，华北地区的缺水情况还会越来越严重。因此，必须从几个方面来缓解水资源的严重短缺，包括节约用水、合理调配、科技攻关等。
问：南水北调工程会不会带来生态和环境灾难？
受访者
吕斌(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教授)
2009年以来，中国在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进行了中央生态补偿机制的试点，对跨省区流域、主要矿产资源、重要生态区开展了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试点。这一机制的实行，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南水北调工程确实给沿线地区带来一些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困扰。
南水北调工程所涉及的河流达到三、四十条，工程所走的线路要么是从河流上跨过去，要么是从河床下潜过去，因为它要求绝对封闭，不能与其他的水系混合起来。也就是说，遇到河流需要穿过，则要么架高架桥，要么打涵洞。另外，工程沿路都要把底部的土硬化，否则土地的盐碱会进入到水里面，就满足不了生活用水的要求。既然要动土，必然会对生态和环境造成影响。世界上也有许多大规模的调水工程，像巴基斯坦的西水东调，也是这样的，生态系统和环境肯定会受到影响。但要说成为灾难，还远远达不到那样的程度。
其实，我们现在更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还有没有水可调？现在丹江口的水资源也是很紧张的。如果我们花了巨大的成本，结果反而没水可引，就成为天大的玩笑了。
问：中国人会不会把挪威的三文鱼吃光？
受访者
卢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粮食问题专家)
被誉为“冰海鱼皇”的挪威三文鱼，以其独特的口味受到越来越多中国人的青睐。近年来，挪威向亚洲出口的三文鱼不断增长，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居进口额前三位。天津口岸是中国主要的海产品进口口岸，自挪威进口的三文鱼占该口岸三文鱼进口总量的85%。目前，中国国内三文鱼生产和养殖刚刚起步，市场上只有少部分产自北京、青海、云南、山东等地的三文鱼出售，因此国内消费的三文鱼主要依赖进口。
把三文鱼话题延伸一下，是国际上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吃空世界。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其他国家就对中国养活自己的能力提出质疑，但后来证明是错的。中国人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资源，在一个现代的技术条件下，在一个合理的体制环境下，生产出足够需要的食物，这是过去60年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证明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