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家奴缘何“抬头”
官场家奴缘何“抬头”
◎文_本刊记者 王春
唐代诗人李白满怀愤懑地吼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传世之句，但他最终没有逃脱依附专制皇权的宿命。可到了如今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却滋生出了家奴的土壤，不能不让人警醒。
封建专制流毒侵蚀
“产生家奴式官员的原因很多，但封建专制残余流毒在某些官员的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成都市委党校刘益飞教授指出。
他认为，党内生活中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仍然随处可见：顽固的家长制作风和许多地方及单位都存在的家长式人物、个人专断及蔑视党员权利的专制主义行为、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有悖于共产党人革命初衷的等级制、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任人唯亲的不良倾向、个人崇拜的种种消极影响、长官意志至上及压制党内言论自由等等，使得党内生活少了许多健康的成分。
如今，一些下级官员往往心安理得地把党政一把手“老大、老板”地叫得很顺溜，一把手也欣然受用。这种老大情结与“家天下”、“朕即天下”的思想一脉相承。刘益飞教授指出，“在某些官员身上家长制作风表现非常明显，家长制作风来源于‘家天下’的思想”。
“受职公庭，谢恩师门”，原本是封建皇权专制社会的一个典型现象。现如今“跟人不跟方针”的现象与“受职公庭，谢恩师门”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某某是谁的人”“朝中有人好做官”的说法在当今社会仍然不绝于耳。
秘书提拔过快的现象就是此中典型。尽管秘书中不乏优秀人才，但近官者得到快速提拔，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当权者出于个人目的。某省曾经出台规定，把省领导秘书的最高级别定为正处级，结果这项规定仅仅有1年的短命期，原因是省领导们的反对。一位曾经当过某领导秘书的官员告诉记者，“我不得不把领导当成我的靠山，因为大家都认为我是领导身边最可信赖的人，我就是他的人”。秘书和领导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某官员调往另外一地任职，其秘书未和他一起走，反而是留在了当地任职，后来这位官员的仕途嘎然而止，他的这名秘书的级别也随之原地踏步。
由于领导干部和秘书之间配合默契，有的秘书越来越“生活化”，照顾领导生活、帮助领导办私事。若某些秘书本身就腐败的话，很容易把领导干部拖下水，为领导干部与行贿人牵线搭桥，成为领导干部腐败的策动者。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当政期间重用秘书李真等身边人，而李真等人则依仗程的权势干了许多坏事。后来李真因罪行严重而伏法，程维高也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在家长制作风严重的地方，上下级之间成了一种新型“主仆”关系，成为一种附属和依附关系。这样的下级，没有原则，没有是非，以领导的是非为是非。在干部队伍中，只要出现和形成这样一种上下级关系，那么是非标准也许就不复存在了。上下级成了一个休戚相关的利益群体，湖南郴州、湖北襄樊曾经出现的官场腐败窝案就不足为奇了。
刘益飞教授指出，在苏联共产党内，由于长期事实上一直奉行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个人集权制、党政官僚特权制等，在党内形成了事实上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集团，既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以公肥私，又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而本能地拒绝造福于社会公众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种种改革。这是导致苏联党和国家长期停滞不前以至于最终亡党亡国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根本教训。
制度缺失的恶果
“我国从苏联模式转化而来形成的集权体制尤其是用人机制集权化状况得不到根本的改变，是产生家奴式官员的重要原因。”四川省委党校教授党建党史部主任彭穗宁认为。
他说，邓小平在1980年的“8.18”讲话中就提出，要对文革进行深刻反思，要对党内高度集中的权力进行改革。但改革开放进行了多年，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还存在着高度的权力集中现象。
“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一把手过于集权，尤其是在用人制度上普遍存在由少数人说了算的情况，选人用人也大多在少数人中选用。”刘益飞指出。
在上级官员掌握下级官员的提名任用权的情况下，下级官员不得不眼睛向上，对上负责远远多于对下负责，很容易把服从上级异化为对上级的人身依附。近年来，不断出现的买官卖官丑闻无不暴露出了这一选人用人集权制度的缺陷。
“下级官员眼睛向上，就会脱离群众，最后产生的恶果就会是政党脱离群众。”彭穗宁指出。近年来爆发的一些官民冲突事件与官员只重视对上负责而漠视群众利益不无关系。有的官员甚至把党和群众对立起来，如最近在网上广为传播的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所说的“你到底为党说话还是为群众说话”就是这种心态的流露。
“选人用人上的集权固然会带来高效率，但会带来更多的负面效应，也容易产生腐败。”彭穗宁说。
一把手一权独大也给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只需搞定一把手创造了客观的外在条件。因为他们通过行贿等腐蚀手段控制了某个领域的一把手，也就等于控制了某个领域的公共权力。近年来，不少落马一把手与其背后的不法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选人用人制度的过度集权，使得下级官员唯上是从。即使上级的指示脱离了实际情况会造成危害，也无人敢向上级提出异议，最后导致纠错机制的丧失。在“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个人崇拜肆虐的“文革”期间，不少敢言的耿直之士遭到迫害，溜须拍马的小人得志，在一片颂扬吹捧声中，主要领导人的决策出现了重大失误，但鲜有人指出纠正，致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危难境地。
现实利益的博弈
几年前流行一句话，叫“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基于这样的现实环境，下级官员往往只能从对上级的人身依附中获得“家长”的最大庇护，得到升迁以及物质待遇上的好处；而上级也能从中获得权力和心理上的满足感。在下级长期的绝对服从中，某些领导往往自我意识膨胀，家长作风得以强化，“顺我者倡，逆我者亡”，最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而下级官员明知违法也一味顺从，甚至上下其手同流合污，导致腐败窝案的发生。
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书记弓继权主政龙泉驿区期间，建立了个人说了算的“一言堂”格局。该区的干部要想“升官发财”就必须想办法进入弓继权的圈子，讨他欢心。就这样，在弓身边就围拢了一批重点部门和乡(镇)领导，弓把他们视为“得力干将”和“心腹”，大加庇护。
龙泉镇党委书记江兴明，在当地影响一直不好，但由于是“弓继权的人”，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反而在2003年底区领导班子换届时，弓继权为他增加了“区政协副主席”的头衔。同安镇原党委书记朱福忠、原区长助理张立友等人也常有群众举报，但因同样的原因，弓继权一再迁就和袒护，甚至在执纪执法机关对张立友进行立案调查时，他还亲自出面为其说情，编造各种理由帮他推卸责任。
近日，安徽原巢湖市委书记落马，又牵出了大批其原来的手下官员。而类似这样的“主仆”共同犯罪的窝案近年来频频发生。基于利益共享的官场“主仆”形成了一个严重威胁执政党执政理念和形象的毒瘤。如何破解官场“主仆”共同犯罪，成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