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改革再出发

　　■观察记者  夏  燕

　　5月6日至8日，浙江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在杭州举行。

　　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可以说是今后一个时期浙江深化改革的一个总的纲领。”浙江省发改委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说。

　　而今年无疑是新世纪以来浙江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

　　金融危机挟裹着诸多深层次矛盾汹涌而来，令抗压能力一向不错的浙江也难以招架。4月下旬，浙江省统计局的通报跌破所有人的眼镜：浙江省今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仅为3.4%，不仅低于全国的6.1%，而且低于第一季度广东省和江苏省GDP增长率—5.8%和10.2%。

　　困难面前怎么办？“化危为机的关键，取决于有没有迎难而上的精神状态和锐意改革进取的思路。”为此，会议明确指出，要用改革来解决难题，以创新来迎接挑战。

　　作为纲领性的指导文件，《决定》除明确了六个方面的改革任务外，与以往文件最大的不同还在于，它不仅起点高，而且覆盖面广。更值得关注的是，相关部门对改革推进机制、方式创新等方面也予以了强调。

　　全省“动员令”

　　不难发现，此次出台的《决定》和以往的年度改革要点或单项领域的改革措施相比，都要系统、全面。在一些专家看来，这些都基于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那就是当前的浙江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关键期。

　　去年下半年以来，金融危机蔓延，投资、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以加工型、外向型和中小企业为主的浙江经济首当其冲受到影响。长期积累的结构问题和短期需求矛盾重复叠加，经济调整、体制矛盾交织，形势前所未有地严峻。今年一季度，浙江的GDP增速仅为3.4%，更是创下了近20年来的新低。

　　“这些压力和挑战，纵然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关系密切，深层次还是发展中长久积累矛盾和问题的集中体现。”王京军说。

　　在她看来，即使没有外因，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粗放增长的发展模式也难以长久为继，“只是危机把这个问题暴露得更快、更为充分而已”。

　　而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改革显然是惟一的出路。

　　“越是经济困难，越要深化改革；越是经济困难，越要科学发展；越是经济困难，越要注重民生。”王京军以这样几句话来阐述《决定》出台的初衷。而在一些专家看来，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恰恰是一种倒逼机制，逼迫着浙江深化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采访中，另外一个被高频率提到的词语是“民生”。

　　事实上，每到经济困难的时期，民生问题往往也显得格外突出。而在当前形势下，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就业、收入分配、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更是无法回避的话题。

　　从这个意义上看，《决定》的出台也可以被视为浙江新一轮改革的“动员令”。

　　参与者则称，期望它能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民生改善提供“动力源泉”、“体制支撑”以及“制度方面的保障”。

　　深化改革的几个“关键”

　　“整体来看，文件所涉及的是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位一体’的改革。”有专家指出。事实上，本次出台的《决定》也确实囊括了经济体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文化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各个领域的内容。

　　对浙江而言，今年无疑是发展的关键一年。而围绕“保增长、抓转型、重民生、促稳定”深化改革，对前者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和之前不同，此次《决定》也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资源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被作为了其中的一个重点。

　　“我一直以浙江快速的市场化进展而自豪。可是深入分析一下，又觉得特别沮丧，因为在资金、土地和劳动力，这些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方面，存在着系统的市场化水平偏低问题。”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的浙江省发展与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说。

　　在他看来，所有上述问题到最后，都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长期的低经济效率。

　　正因为如此，《决定》也特别明确了“要大力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等等。

　　而在引人瞩目的就业问题上，《决定》也予以了重点关注。

　　早在5月7日出台的一份新就业政策中，浙江省政府就把控制失业率等纳入了政绩考评重要内容。

　　文件要求“基层政府重点解决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及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工作；鼓励和引导生产性项目提前招工，允许按工程费用一定的比例计列所招人员岗前培训费用，纳入项目投资估算与概算；安排专门的财政、信贷政策，促进广大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等。

　　目前，浙江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但“全省新增城镇就业人员60万人、引导和帮助25万名城镇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的既定目标没有改变。

　　“我知道难度很大，我们要做好打一场攻坚战的准备。”省长吕祖善在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对此，《决定》也同样给予了回应—将“完善城乡就业体制，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等等。

　　除此以外，像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等，这一次单独列为重点，也突显了其重要性。

　　去年末，浙江三大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建立，分别重点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杭州)、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嘉兴、义乌)、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温州、台州)，时间为2008年至2012年。

　　试点的目的，就是要其“先行先试权”，继而“为推进全省体制改革工作提供经验积累和示范带动作用”。

　　在此基础上，《决定》还进一步提出要推出若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配套改革试点。

　　“基本思路是，各省直部门选择一两个突破口，通过省部合作的方式开试点；未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设区市，结合当地实际确定改革试点主题，实质性启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各县围绕经济转型升级，实施某一领域的改革试点。”王京军告诉记者。

　　从“先破后立”到“破立并举”

　　如今，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伴随着《决定》的出台，相关部门还强调要建立“一套规范完善的改革工作推进机制”，而兄弟省市的一些“先进经验”也将被“为我所用”。

　　引进项目化管理办法推进改革是此间的一个亮点。其背后的深意，直指改革的统筹协调过程。

　　“它是指综合改革由改革部门制定改革方案，牵头组织实施；专项改革由职能部门拟定改革方案，对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出台的改革方案则由改革部门组织论证后出台实施。”王京军告诉记者，“现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整体性、系统性都增强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单兵突进’几乎是行不通的。”

　　早在2006年，浙江就率先建立了改革工作机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完善的地方“仍有很多”。

　　“目前其他地方在改革机制方面有很多创新，容错机制、统筹管理机制、创新激励机制等，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王京军说。

　　而这些，在规范完善改革工作推进机制的要求中也有反映。除协调机制外，改革领导、投入保障、创新激励、改革试错、督察考核机制等都是其明确的“攻坚”目标之一。

　　另外，如何“率先突破”也是当前浙江改革面临的一个难点。

　　过去三十一年，浙江改革的先发优势引人瞩目，产权、市场配置、城乡统筹、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现在，如何保持并继续这种“率先”的优势，是全省上下肩负的历史重任。

　　而要完成这个重任，创新无疑是不可回避的关键词。

　　正因为如此，在《决定》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浙江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的同时，相关部门也强调了要以创新的方法来保障改革的推进。

　　“如果说以前的改革多是‘破’，今后的改革更多的是‘立’。”王京军说。在她看来，改革从以破为主、先破后立，向破立并举、着力创新转变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接下来，还有《决定》如何落实的问题。参与者称，会有一系列举措来扎实推进任务的展开。

　　“让改革部门牵头，部门协同，这些都是必要的。”有专家分析后认为，“但还不够。”在他们看来，现在《决定》中涉及的改革比较到位，体现了省委、省政府的决心，但关键的一点还在于，改革过程要让社会各界，包括官、产、学、媒都能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