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背影

　　“现在是年轻人的时间了。”

　　按时间表计划，国家志已进入分卷资料收集阶段，并将在6月召开篇目研讨会。核心阶段的临近让人们忙碌起来，从国家到灾区基层，史志机构一扫往日的虚闲，迎来前所未有的高效。

　　虽然生活充满了挑战，但一些人已经想到了更加远的未来。他们要做的，是试图改造这项看似老气横秋的事业，让志书走出文献馆，不再曲高和寡。

　　陶利辉正考虑他下一阶段的研究方向——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地方志进行阐述分析。前者是西方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后者则是中国延续千年的历史传统，陶认为这两者的结合不是一种学术时髦，而是未来必然的方向。

　　“中国的方志不仅仅是文人舞文弄墨的产物，还是一种地情信息资源，可以开发成产品和产业。”陶利辉说。他的观点被最近一本热销书《格老子四川人》所佐证。这本剖析四川人文化性格和精神气质的小册子，基本内容完全参照方志资料，只是换了语言和包装，竟大获成功。

　　“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市场思维，聘请写手，项目分包都行，要把志书开发成百姓喜爱的文化产品。”一位方志专家说，“以前我们过分固守传统，把历史变成了无思想无活力的机械记录。”

　　广泛建立方志馆，开发地情资源，注重对个体生命的历史收集和研究，也成了现在史志学界的一个新的呼声。

　　外界喧闹，而75岁的王水，地震志的倡议者，从北京回来后继续享受平静的退休生活。他主编的《乐山方志志》已经出版，这被他视作晚年的集大成之作。揭开精美的硬皮封面，还能看到他专注开会的照片。

　　作为一名传统的老志人，他目睹了新中国方志事业在“文革”后的重生和蓬勃，也目睹其在新世纪的尴尬和转型。他经常告诫年轻人的话是：“要耐得住寂寞，甘做孺子牛。”

　　上次受邀到中南海开会的经历让王水至今仍心潮澎湃，后来干脆挥毫成诗以自勉。其中四句是：“庙堂虚怀闻众议，草野冒昧学卖瓜，临行老妻叮咛久，都门十月映晚霞。”

　　反复叨念间，王水突然握紧他的老花镜，轻叹：“现在是年轻人的时间了。

　　我们邀请您参与历史

　　我们是《汶川特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灾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2008年的“5·12”大地震灾难给我们造成了巨大 的生命财产损失和无数的伤痛，这样的历史记忆不仅属于你、属于我，还属于每一个经历过、关心过这场灾难的人。如果您有亲历地震灾难的经历，如果您曾经为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贡献过一份力量，如果您因本次地震有过感怀和希望，请把您的这些过去，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与我们分享。

　　电子邮件：swau_xie@163.com 联系电话：028-86522562(联系人：谢先生)028-86522557(联系人：叶女士)13540365088(联系人：何女士)传真：028-86522568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永兴巷15号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实物留痕】不让灾难成为传说

　　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处荷花池旁，堆满了从灾区收集回来的数万件物件，它们形状怪异惨烈，共同经历了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那个黑色时刻。

　　这些地震实物是四川省灾后文物抢救及遗址保护行动的部分成果，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将被移交给汶川地震遗址博物馆收藏，以实体方式纪念灾难。

　　唐山之鉴

　　“只有把实物保留并展出，灾难才不会变成一种故事和传说。”

　　2009年5月19日下午，29岁的文物工作人员万靖打开一间储藏室的门，里面有点暗，夹杂着腐物的气息。除了那仅够立足的通道，这里堆满了瘸腿的藤椅，哑音的钢琴，缺底的电饭锅，不成双的鞋。不远处的木柜上，一排整齐的坏壁钟齐刷刷地指着14时28分。

　　这是灾难的时间。汶川大地震摧毁了这些东西，它们的主人也不知去处。

　　“它们能直观地传达灾难信息。”万靖说。在地震后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与队友的足迹遍布四川10个灾区市县，收集实物数达10万多件。

　　这一次地震文物拯救和遗址保护行动由四川省文化厅会同省地震局、文物管理局等部门发起，责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担。

　　“唐山地震后没有留下成片的纪念性遗址和足够数量的实物，这是一个教训和遗憾。”专家组组长、四川考古院院长高大伦说，“只有把实物保留并展出，灾难和抗震救灾精神才不会变成一种故事和传说。”

　　地震后，考古院先是用了半个月清查“文物家底”。从2007年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帮了大忙——基层文物工作人员都发了数码相机。

　　同步进行的是地震实物收集。行动于2008年5月29日正式启动，考古院的考古队员们带着相机和测量仪器分组下灾区。他们徒手翻看瓦砾，从衣物到家电，从文具到标语，甚至工厂零件，都是收集的对象。

　　万靖也在这天抵达都江堰，他选择先去倒塌严重的聚源中学，因为在电视上看到温总理去过。一位家长问他为什么捡孩子的作业本。万靖说给博物馆保存。一些失去孩子的家长听到后主动把孩子的遗物送上。他们神情都很平静，只是当他要求收集几本学生花名册时，他们才伤心起来。

　　队员们最不想见到的就是拾荒者和小偷。他们认为考古队员是来抢生意的，故意分山头霸占物品。很多时候，队员们感觉自己像是等待剩肉的秃鹰。

　　在收集一些大型物件的时候，由于一些手续或程序问题，一般都会遇到麻烦。“如一些砸坏的车。”四川考古院副院长唐飞说，“有些地方的车管所不让我们拉走，说先要找着车主。后来连城也不让我们进了。”

　　有时即使是小型的个人物件，也不都是顺利的。队员们曾想收集志愿者尹春龙救人时所穿的衣服，但对方要留作纪念，而他的纪念方式是用塑料袋装着锁进行李箱。

　　“这种情况也不能强求，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文物留在个人手中并不能得到足够的保护。”高大伦说，“而且容易散佚。”

　　5月31日，考古院向全社会发布了《5·12汶川大地震文物资料征集公告》，但由于宣传渠道有限，并未获大的反响。直至在央视“5·12”周年纪念晚会上，四川考古院收集的“史上最牛车”等四件文物受邀进京展出，才逐渐被外界所知。

　　“但主动捐献者却一直寥寥，送来的大多是个人物品和照片。”万靖说，“捐赠行为是无偿的，我们会挑一些有价值的收藏，并颁发对方一张捐献证。”

　　寻找背后的故事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只有一半数量的物件被贴上了标签。

　　收集只是第一步。见证物运回来后，队员们还要对它们进行分类，消毒，贴标、编号、入库等程序，最后才进入最关键也最艰巨的一步——寻找物件背后的主人和故事。

　　“这些地震文物的精髓是它所传递的信息。”四川博物馆副研究员谢志成是此次行动的专家组成员，他告诫他的队员，收集口述资料和实物一样重要。

　　在四川考古院二楼一间小房子里，躺着一张字迹密布的A4纸，它属于在汶川地震中创下196个小时最长生存纪录的赖元平。他是一名绵竹矿工，被救出时全身多处伤口破溃发脓且颅内出血，医务人员现场对他进行急救，由于用品缺乏，就把病历资料写在一张临时找来的A4纸上。2天后，赖被抢救过来。

　　“它代表了一种生命奇迹，所以即便是一张纸，也弥足珍贵。”谢说。此外，他和队员还成功收集了“史上最牛车”、青川县委书记的鸡毛信、打动温总理的枣树村标语等有相当知名度的文物，并整理出它们的故事。

　　然而，对于其他数目众多且随机收集的实物来说，寻找它的主人是极其困难的。队员们从细节出发，包括衣服里的证件、孩子书包里的作业本、画作上的落款、日记本里的记事等。纵然如此，他们所做的努力仍如杯水车薪。

　　“这需要广泛借助社会力量，如志愿者、媒体和民间团体等。”万靖说。目前，由于人手有限，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只有一半数量的物件被贴上了标签，按照现在的速度，走完全部程序入库起码还要2-3年的时间，还不算从网络上收集的数以万计的多媒体资料。

　　“然而，10万件文物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高大伦说，“只有收集到相当的基数，才能传递足够的时代信息量，才可以分主题展出。”

　　除了作为四川省拯救地震文物的最高官方机构——考古院，收集地震见证物的行动在四川各级城市也有所开展，只是规模都较小。如北川县，当地文物部门收集了近千件实物，但大多集中在体现军民鱼水情的标语、军用品以及羌族民俗文物等。

　　而樊建川的地震博物馆已经开馆了，因为收藏了“猪坚强”和“范跑跑的眼镜”而备受关注。在考古院院长高大伦眼中，这有“炒作和作秀”的嫌疑。

　　去年下半年，考古院见证物征集范围在扩大到省外的基础上，还通过各种学术因缘、私人交谊和公共渠道，走向全世界。现在，已经有香港、日本、美国的地震见证物、资料寄往该院。

　　这次大地震博物馆最终选址北川，它将成为上述地震见证物永久的家。

　　2009年3月，专家组成员特意到日本考察该国地震遗址保护情况，谢志成也在此列。在1995年神户地震纪念馆，他惊叹日本人遗址保护技术的成熟。倾斜的房子用钢板加固，墙体裂缝涂上透明保护层。最让人难忘的还是它的地震体验馆，游客走进一个房间，地面将完全模仿当年地震震动，连力度、方向都精准相同。一些高科技布展技术也广泛应用。

　　按计划，专家组以后还将赴台湾、意大利等地考察访问。“北川的遗址博物馆将会借鉴全世界先进的保护技术和理念，让世世代代不忘灾难。”谢志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