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历史，这才是真正的史官。”续新华和他的同事赢得了尊重，他们不再是人们往日调侃的“闲职人员”或“酸文人”，而是重要的信息资源和资政力量。

　　被这种职业使命感促使的还有灾区数目众多的基层“史官”们，他们的身影如此遍布，但身份却从未显著——人们更愿意把他们视为新闻记者或政府秘书。

　　“最起码再不用过那些到处推销志书、连电话费也交不起的狼狈日子了。”北川县志办副主任陈志伟说。震前，这个5人机构每年只有1万多元的办公经费。地震让这里死伤过半，史料全部损毁。出于震后存史编书的需要，县政府现在把人员增拨到8人，“而且全面保证运作资金，还准备配辆车”。

　　现在，正名的时刻到了，参与“国字号”史册，是一种号召，更是一种吸引。而对于史志机构来说，则站到了一个新的现实平衡点，在未来这场多部门协作、多战线参与的修史战役中，史官们必须学习适应新的法则，调和各方利益和需求。

　　这也意味着，史书上的某些原则在特定时候难免会遭遇挑战。中国绵延千年的史官文化中，“秉笔直书”一直是个若即若离的理想境界，即使在政治较开明的当下也是如此。

　　碰壁《大事记》

　　初稿上交后，一万二千多条条目的篇幅被砍去了四分之三，至今《大事记》仍在审订。

　　地震发生后，“及时存史”已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个共识。早在地震发生初期，四川已经率先做了这样的尝试。

　　2008年11月，当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秦安禄接到国家修纂《抗震救灾志》的通知时，他的下属陶利辉与吉正芬正在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里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地震发生后，省政府安排他们全程跟踪指挥部工作，像古时候的“史官”，随军记录要务，写进史册。

　　而这些记录最后将归集出版《四川5·12抗震救灾指挥部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旨在记下历史，给后人一个交代。

　　出发前，一位领导叮嘱陶利辉他们：“在不违背保密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多搜集材料。”这种未雨绸缪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史料的散佚。事实也证明，它将成为日后官方修史的新鲜血液。

　　指挥部设在省公安厅里，走进一楼大门，一股“战时”状态的气息就把两人包围——每个人都在奔跑，大幅电子屏幕上不断攀升的唐家山堰塞湖水位更把紧张气氛渲染到极致。

　　两人被安排到二楼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在这里，他们与另外3位来自省政府办公厅、档案馆的同志一起，每天处理如雪片般飞来的部门工作简报。

　　“上面都是最鲜活真实的历史。”44岁的陶利辉说。这超出了他的惯常工作经验——不再是以前坐在办公室整理“二手历史”，而是直面第一手真相。

　　“成都军区第一道命令的真实内容是怎样的？”“省领导地震当天具体几时几分到达都江堰？”“北川灭城的消息如何被带出来的？”“敬礼小孩真的在敬礼吗？”“范跑跑该不该记下一笔？”……

　　这些在外人看来如“X档案”的内容，在参与的史官眼中却是严肃的学术问题。“越精确越好，我们拒绝诸如‘第一时间’、‘高度重视’这样的模糊说法。”陶说，“但偏偏大家习惯了这样的措辞。”

　　有一次，某部门在一份工作汇报中把地震发生时在外出差的领导写成亲临现场指挥，发现问题后，史官们与之协商修正，对方不以为然，认为“很正常”；而一位领导在整理好的纪要里没看到关于自己的内容，便打电话来批评。

　　正因为这些暗藏的局外因素，编纂小组对“大事记”内容的考据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他们曾经为确认一个数字而翻阅二十万字的材料，为确认一个时间而打十多个电话。甚至为了核实一位省领导的具体行程，而向另一位省领导当面求证。

　　除外，他们还要查阅大量的非官方资料，如志愿者的日记和民间口述等，以弥补媒体和政府的视角盲区。“我们希望能全画幅描写灾区社会图景，并强调人民的自觉性。”

　　但在《大事记》最后成稿时，一些观点分歧还是出现了。陶利辉等认为入选条目要反映整体救灾进程，而不要单纯写成指挥部成员活动一览表，更不是领导行踪录。

　　初稿上交后，一万二千多条条目的篇幅被砍去了四分之三，至今《大事记》仍在审订。

　　“一次不太理想的尝试。”陶利辉说，“大家对如何写史的共识还是需要磨合。”

　　写，还是不写？争，还是不争？

　　“官书官修，零禁区是不太可能的。”

　　留给现代“史官”们的时间并不充裕，这是一场和灾区重建一样紧迫的战场，他们需要和人们的记忆赛跑。

　　而地震引发民间出书潮，那些充斥市场的各色报告文学或回忆录，对史志来说几无帮助，史官们只能从头开始。

　　在指挥部工作的日子里，四川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史官们已经时常工作到凌晨，有的干脆洗漱也留在单位。但这些都是小事情，他们不断遭遇着一些难以排解的焦虑——协作单位给他们提供的资料越来越像光荣榜和领导功劳簿。

　　2009年5月19日，这一天的整个白天，吉正芬将应邀“舌战”某行业部门的18名代表，主题是：什么是合格的史料和志书体例。还没出发，她已经为对方提供的一份材料而忧心忡忡，虽然对方自诩感觉不错，但在吉看来，这只是一份由科普知识、业绩回报、领导讲话和企业广告糅杂起来的宣传材料。

　　“修志讲究平铺直叙，只需说事，不需议论。”吉正芬说。但在中国当下已成惯例的官方语态下，这个愿望却绝非简单。在随后的协商中，纵使一再小心翼翼，对方还是读出了她的不满。有些人沉下脸来，有些人保持沉默，剩下少数据理力争者则批判志办的人是在搞“老八股”。

　　既然僵持无济于事，妥协则成了某种必然。“你必须守住你修史入志的原则底线，然后不断去说服对方。”吉说，“这需要异乎寻常的耐心，也免不了彼此的试探。”

　　值得高兴的是，就在最近，经过3天漫长的谈判，吉正芬与另一部门达成共识：在提供基本数据情况和阶段性的重大事件基础上，可以有选择地报本系统的突出业绩。这样做的目的既保证材料的打击精准，也照顾了对方的立场和心情。

　　对这些史官们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大进步。在一次饭后散步时，一位工作人员与当考古学者的丈夫分享了这个好消息，并自嘲“像个小贩在讨价还价”。

　　而同事陶利辉则更多地思考一些创新的问题。在史志学界，“五原则”的祖训已经延续千年：存真求实，详今明古，生不立传，述而不论，横分纵述。而此次国家志的编纂在史实沉淀、人物臧否和表现形式上都遇到新的挑战。

　　例如对于英雄群体和先进典型人物这一环节，就在某种意义上与“生不立传”的祖训相违背。古人认为，在世的人仍在不断变化中，难以作出准确的评价，而且修志者容易被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名利纷争所左右。

　　“需要有新的延伸和理解。”陶利辉说，“例如可以入志不立传，只介绍这个人在地震中具体做了什么而不涉其他，还可以把人物列入表格，只进行简单介绍。”

　　而如范跑跑、“背妻男”吴加芳、救人小英雄林浩等地震中有争议的人物，陶则表示要启动独立的追踪调查程序，不能过分受外界的好恶褒贬干扰。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秦安禄说，“实事求是是我们不变的法宝。”但矛盾还是无法避免的。秦安禄发现，这次国家志的编纂首个难题就是资料搜集，随着灾后重建的开展，很多东西都在快速消失；其次就是资料的真实性问题。“不少人把志书当成功劳簿，或者采取选择性记忆，这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核实工作。”

　　陶利辉通过对比震前震后灾区一些经济数据，发现地震对四川经济命脉的重创远比对外宣传的要严重，几乎到了影响重建信心的程度。然而写，还是不写，这种哈姆雷特式的选择常常让他困惑。“官书官修，零禁区是不太可能的。”

　　同样，校舍质量、地震预报、应急体系、基层重建中的某些环节等都存在类似的书写难题。它们与当下的宣传基调相左，却又是真实存在。

　　“一个相对折中的办法就是求助图片和表格，”陶说，“例如校舍质量，可以整理出个倒塌学校情况一览表，包括损毁情况、人员伤亡等，也可以把这些学校的照片都集中在一起展示，看图说话，看数据说话，也表达清楚了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