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年正好是中美建交三十年，也到了一个需要从战略的高度对两国关系做出总结和某种判断的时候了。从历史的视角看，你认为中美之间现在正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

　　蓝普顿：

　　今年是中美建交三十周年，1971年、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奠定基础，1979年，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先生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同中国关系的发展与同苏联的关系发展是截然相反的。今天的中美关系，可以说两国关系更加多元化，也更加紧密。目前中美之间所存在的合作的基础，是过去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更加多元化，并且是基于双方都想稳定发展的共同利益，希望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生态问题稳定发展，还有气候变化问题、安全问题，包括阻止核扩散，也就是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所以我们双方政策的基石就是寻求稳定，这是双方发展健康关系的基础。

　　但是，虽然我们在很多问题上享有共识，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一切。当我们在有关世界的生态、经济和安全问题上享有共识的同时，我们在如何做的问题上却常常存在分歧。也就是说，在我们认同中美关系有着最为坚实的基础的同时，我们也拥有最为复杂的不同意见：如何处理气候变化问题？谁应该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谁应该付出多少？采取的措施应该是志愿的，还是强制性的？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稳定全球经济？更多的监管、还是更少的监管？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监管政策？所以我要说，珍惜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珍惜我们关系中稳定和坚实的一面，但是不要低估了问题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共同努力协商，正视这些问题。

　　所以，虽然我们的认识基础是一致的，但我们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上却有着各自的利益和看法，这也是为什么中美双方的关系这么微妙。我们互相需要，我们想要合作，但是在一些具体利益上很难达成一致。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美关系是非常健康的，但是我们又总是有一些摩擦，所以只能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摩擦还会存在，但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方。

　　记者：那么，在分歧与共识之间，您认为什么将会主导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的发展？

　　蓝普顿：

　　我想说，从长远来看，如果全世界面对的是越来越少的石油储备，那么战争或者争端不可避免，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去寻找新的能源，寻找那种资源更丰富的能源。中国和美国在这方面都在努力，寻找新能源方面进行合作。更清洁的能源，效率更高的能源，是的，我认为竞争是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这是市场的本质。如何分配稀缺资源，这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而政治家的职责，就是要使资源不再那么稀少，使得相容性更大，所以我们之间需要建立起合作，尽力增加这种资源的供应，并且使得资源更加有效的利用，为中国和美国提供更好的经济机会。比如，假如我们可以利用煤炭生产出新的能源---我们都是煤炭生产大国。所以，你可以把焦点对准双方的分歧，这是最受欢迎的话题，但是我认为讨论合作的可能性更为重要。

　　记者：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一直都是在中美关系中时隐时现的不稳定因素。我们很想知道，美国政府对此的真实立场究竟是什么？

　　蓝普顿：

　　我并不想替我的政府说话，但是我想自从尼克松总统以来的历届政府，都对这些问题有清晰的政策。在西藏问题上，我们主张中央政府管理西藏，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许多美国人，包括我在内，相信中国可以对西藏有更好的政策，但是我们并不是质疑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是质疑政府对西藏所采取的政策，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而对于台湾问题，我们的政策也很清晰，一个中国的立场，要和平解决争端。实际上，我并不代表政府说话，目前两岸关系的缓和，胡锦涛去年年底针对台湾问题的讲话，还有马英九的一些行为，都暗示着海峡两岸的关系正在朝着一个积极的方向前进。美国对此也很欢迎。美国的政策没有变化，或者说美国在这方面的政策，具有惊人的连续性。中国并不喜欢美国政策的一些方面，但是从基础上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记者：最近我们看到美联储已经决定选择通过大量印制钞票来试图拯救危机。而如此措施显然将让大量持有美国国债的中国感到担心。在您看来，美元还安全吗？

　　蓝普顿：

　　我想说的是，我认为中国会继续购买美国的国债，而且会购买得更多。个人可以发表他的意见，但是中国政府更加担心其资产的安全，所以会继续购买美国的国债，这是第一个问题，中国人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至于未来，我想我们都会关注全球金融体系如何得到更好地监管。这里面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将来在监管领域还会有更多的变化发生。

　　而对于美元问题，我想说，世界上还有哪种政治体制，哪种社会体制，比起美国来说更加安全呢？

　　对于美元贬值的担心，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美国人自己也担心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担心这个问题，我自己在美元产品上也有投资，所以如果美元贬值，会有更多的人担心，不只是中国人。

　　奥巴马总统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心，他曾经在几次演讲中提到，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走一条非常谨慎的道路，提供经济刺激计划，使得经济快速地恢复起来，但不是长期地往里面注入资金，因为那样我们就会从通货紧缩变成通货膨胀。所以从我的角度理解，奥巴马政府对这些问题有着清晰的认识。美国曾经采用过错误的政策，但是我想说我们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希望我们也能正确地处理它。

　　这也是为什么政治，或者说做出决定这么艰难，有时我们需要解决短期的问题，但又造成了长期的问题。你需要采取一些短期行为，同时又得给长期带来的负面效应减到最小。

　　所以我认为，对经济刺激计划确实有很多问题值得担心，奥巴马总统也多次提到了这些担心，而我们只需要进一步观察。毕竟，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在进步。

　　记者：在G20前后，我们发现有不少人更加关注的是美国和中国，而G2的提法更是在舆论中广为讨论，您对此如何评价？

　　蓝普顿：

　　我想佐立克先生过去在中美关系的推动上扮演过非常积极和具有建设性的角色，所以我对佐立克先生是非常尊敬的。但是我认为G2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有很多原因，首先，据我所知，中国也并不喜欢这个提法，这是第一个原因，因为两者中的一方并不赞同这个想法。而美国人中也有很多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现实是，这个世界是相互依存的，目前中国和美国之间需要合作，如果中美之间不进行合作，那么在诸如气候变化，还有稳定世界金融秩序等领域，其它国家也不可能取得成功。这是现实的状况。但是反过来，美国和中国也必须同欧盟、日本、巴西、阿根廷这样的国家进行合作，否则也不可能成功。所以没有必要建立这样一个排它的一个俱乐部，排斥其它国家和组织。实际上，我们非常需要与他们的合作。因此，所以G2是在一个政治上注定失败的想法，它把人们带向一个错误的方向。我们之间需要合作，我们对于对方来说是很重要，但我们不需要建立一个特殊的俱乐部。

　　记者：在中美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看到您也是很多媒体十分关注的一位学者，但同时，您又经常对媒体提出批评，为什么？

　　蓝普顿：

　　我是一个很喜欢批评大众传媒的美国人，尤其是对美国的大众传媒，有时候对中国媒体也是如此。西方媒体大多都很商业化，他们的目的是获取更多的受众，从而谋取利益，所以他们经常会对夸张的表述，或者是有利可图的表述更加感兴趣。我认为印刷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和广播，他们经常会对一个观点简单化理解，或者是进行夸张，这就使得问题的教育性意义或者帮助性意义丧失。媒体虽然总是存在的，而我们需要对媒体尽可能有效地进行运用，但有时媒体确实把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