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亦十分重视乡土教育。德国自19世纪末便施行乡土教育。1920年德国教育部提出“一切学校都应变为乡土学校”，通令“基础学校四年的课程都要以乡土教育为中心”，至今成为德国教育的重要传统。日本则将乡土教育包含于小学历史、地理、理科、修身等课程中，每所学校都设有“乡土室”，还有“乡土展览”及“乡土调查”等。

　　凡此种种，无不证明了乡土教育的重要性，也证明了1903年第一份小学堂课程表的设计者们的深谋远虑。

　　而今天的现实是，中国最偏远的农村小学的教材与最发达的大都市小学几乎没有区别。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潮冲击下，乡村文化的土壤越来越贫瘠。在此困境中，“乡村学校教育是否可能成为乡村文化荒漠化之中乡村少年的救命稻草，为乡村少年树起一片精神的绿洲？……乡村学校能否承受如此艰难的使命？何以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刘铁芳的发问，无疑是沉重的。

　　正本清源，重拾乡土

　　这分“承担”的对策与希望，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回到“源头”——回到百年前新教育伊始的第一份小学堂课程表。

　　应该说，从这份课程表颁布至今，百年间，乡土教育作为一门必修课程虽然从课程表上被取消了，但作为一项教育内容，仍被一再地提到中国教育的议事日程上来。193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小学课程标准强调“各科教材的选择，应根据各科目标，以适合社会——本地的现时的——需要及儿童经验为最紧要的原则”。可惜由于战争等原因，这一标准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曾查到在不同时期编撰的乡土教材，地域上包括陕西、四川、江苏、福建等省，编写质量参差不齐。总之，这股涓涓细流始终没有重新回到小学课程表中来，更没有被列入必修课程。

　　不过，据资料记载，自上世纪初至40年代，小学“各科教学，却大都仍注重环境四周的事物，表现乡土教育的精神”。笔者认识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乡土建筑研究专家陈志华先生也证实了这一点。陈先生是30年代上的小学，在他的记忆中只是老师讲述，没有教材。笔者还查到，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的师范学校课程表中，有“乡土社会学”和“乡土教育”两门选修课。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国家，加上一千多年科举制度的影响，历史文化积淀极为深厚，即使是再偏远的穷乡僻壤，都流传着丰富生动的民间传说和诸多本乡本土先贤名人的事迹。这些传说和事迹往往都与当地的地理及自然环境有关。此外，也与各具特色的地方乡土建筑有关。比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们的乡土教育资源可谓得天独厚。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乡土教育也一直都有提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地就开过这样的课程。改革开放后，实行全国大一统的教学体系，乡土教育失去存身之处。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纲要》中明确提出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的概念，乡土教育始作为地方课程及校本课程重新获得了空间，一些民间教育机构迅速进入这个领域。笔者参与过一个乡土教材开发项目，2006年至2008年间数次赴湘西做调研，与当地小学老师及教科院人员一起，编写了一本《美丽的湘西我的家》小学乡土教材。

　　在这本教材中，我们试图告诉孩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土是我们的“根”，是值得我们每个人珍爱并为之骄傲的，但同时乡土也是开放的、变动不居的，一如湘西的水流向远方。在我们设计的课文中，有“地图上的家乡”、“从平原到深山的苗家人”、“我们的节日”、“沈从文：把湘西带给世界的人”、“我们的生活在变化”等。我们还设计了“活动课”，如“我们的家族树”、“我们的手艺”、“班级艺术节”、“班级展览会”等，试图让孩子们在实地调查和动手动脑中获得知识和情感体验。并且，我们还请当地小学生为教材画插图。这些画作与教材的内容相得益彰，使整本教材充满了质朴清新又生机勃勃的泥土气息。从2008年春季开始，这本教材已在湘西9所小学使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纳西族学者杨福泉主持的“纳西族乡土知识教育”项目。杨福泉是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丽江人。他在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与白沙乡完小的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合作，深入社区民间进行调研，走访当地的铜匠、中医、文化名人、民间艺人、掌握传统文化知识的老人，编写了《纳西乡土知识读本》，在本地、本族中间引起很大共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文化自觉和回归。杨福泉认为，乡土之爱是自我与家庭、亲友、邻里、族群之爱的延伸，也是社会、国家、世界和人类之爱的基础。他的看法，与潘光旦先生的“务本”之说不谋而合。

　　应当看到，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最近的半个世纪，中国农村的变化是最为深刻和剧烈的。而与此同时，传统乡土文化受到的破坏也是空前的。20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乡土建筑研究的陈志华教授对此感受尤深。年届八十的他如今还每年数次跋山涉水，到一些乡土建筑所在地去做调研。但往往等他好不容易发现了一处，做了详细的考察记录，下趟再去时已经没了。每一座乡野小庙，每一座院落的拆毁都令他痛惜不已。笔者看过他给当地干部作演讲的稿子，像一位虔诚的老和尚念经，那样苦口婆心。他说，现在乡土建筑保护的最大困难是如何使地方干部(尤其是村、乡干部)懂得乡土建筑的价值——懂得这些庇护了好几代人的百年老屋的价值是今天那些白瓷砖贴面的二三层小楼无法替代的。

　　如果我们的乡土教育一向做得很好的话，这些情况是不是有可能避免呢？或者至少是部分地避免？

　　在国家近年投巨资推进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中，除了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之外，农村教育的“软件建设”——比如课程内容的改革——是否亦属题中应有之义？

　　基于此，笔者以为，乡土教育应该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一起，成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本”——亦即最重要的“中国经验”。当下中国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正本清源”。

　　但据笔者了解，由于应试教育的阻碍，目前乡土教育只在各地部分学校零星存在，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有关专家认为，由于学校、老师、家长等对升学目标的长期追求，要推行乡土教育，还需要相关政策有进一步突破，即教育部门应该明确规定，将乡土教育课列为中小学的必修课程，并把其教学效果作为考核学校质量的标准之一，同时编订出适合本地学生的生动活泼的乡土教材。

　　历史又一次跟我们兜了一个大圈子，但也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机会。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新教育之初的这份小学堂课程表时，除了更深切地理解先行者们当年的良苦用心之外，是否更应该承担一份责任和使命？——能否承担这份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