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有益化解矛盾

　　□本报特约撰稿 姚忆江

　　亟需保护的受害人权利

　　“怎么办呐，两个孩子以后怎么养大？”

　　2007年2月1日，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会议室，58岁的邓茂芬搂着两个孙子，痛哭失声。孩子们也在哭，他们只有4岁和2岁。一位女法官将两个橘子放到孩子们手里，不停地劝慰。

　　2006年5月6日，被告人胡×伟(19岁)、李×(24岁)、丁×(21岁)在对邓培坚进行抢劫时将其刺死。邓培坚是邓茂芬的儿子，生前一直在东莞开摩的，是家里惟一的劳动力。“我们原来是靠儿子寄的600元过日子，儿子在的时候，孙子可以上幼儿园，现在没钱上了。”邓茂芬止不住眼泪。

　　上午开庭时，邓茂芬才第一次出现在

　　审判员王创辉告诉本报记者，“在东莞的刑事案件中，外地打工者的刑事案件占了90％，而且犯罪人和受害人都比较贫困。他们仅够生活上的费用，赔偿几乎是天方夜谭。”

　　判决后的执行率也非常低：2004年的实际执行率为0，2005年为2.97％，2006年为0.5％。许多被害人在获得了法律上的形式正义之后，判决大多因执行不到位而成为“一纸空文”。因此造成被害人家属因对判决的不理解四处上访、告状，缠诉现象越来越多，“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法律判决的权威性”。

　　“有一位被害人家属敲着铜锣，要睡在法院里；还有在法官面前喝农药的。”东莞市中级法院研究室主任程春华对来访的记者说。

　　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当事人权利长期被忽略，迫使法院采取有效的途径解决这个问题。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斯说：“能为被害人赔偿损失，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化解矛盾，给双方一个和解的平台，把纠纷化解在调解过程中。”这成了东莞市中级法院“很早就开始研究而且逐步在做的工作”。

　　“赔偿是对受害人的赎罪”

　　2月1日，公诉机关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被害人的家属邓茂芬也依法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

　　下午3点左右，被告人胡×伟、李×、丁×的家属及律师，和邓茂芬坐到了一起。上午在法庭上，被告人的家属们已经看到了邓茂芬失去儿子的惨状：家里一贫如洗，邓茂芬本人有残疾，老伴有病，两个孙子尚幼，儿媳妇一直没有工作。

　　法官胡鹏开始了这几年一直在做的民事调解。调解之前，他对邓茂芬进行了诉讼风险告知：不一定能得到赔偿，一切要经过协商解决。

　　经过协调，被告人的家属们都表示愿意赔偿。犯罪人李×的父亲表示：“儿子抢劫并导致人死亡，作为父亲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儿子没有教育好，我们要向被害人及家属谢罪——我愿意以最大的努力，尽我所能为被害人家属提供补偿，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个河南驻马店的农民本身也不富裕，在他看来，“赔偿是对受害人的赎罪”。

　　三位被告人家属和律师当场将1100元交给邓茂芬作为路费，双方商定，将在3月9日讨论赔偿金额问题。被告人家属愿意赔偿的态度，促使邓茂芬向法庭申请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让犯罪人赔偿是天经地义的，而家人在法律上并没有赔偿义务”。但在现实中，家属赔偿可以化解双方的对立情绪。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法院都已在进行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据了解，在各地刑事案件执行率都非常低，而通过附带民事的调解工作，被害人家属获得赔偿的比率要高很多，据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朱玉光介绍，青岛协调成功率已经达到了85％以上。

　　东莞中院刑一庭副庭长李红辉，一直在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他解释说，从审判策略上考虑，中国目前被害人救济制度尚未建立，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调解，是国家、被告人及原告人三方都可以受益的，应当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审判思路。从化解矛盾的社会意义上讲，是用诉讼方法去引导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因为司法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一种社会秩序的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