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调查》2010年6月12日播出：《浦东二十年》

　　解说：有着159年历史的世界博览会在上海开幕的当天，全世界看到的是黄浦江两岸瑰丽的城市夜景、盛放的烟花和城市的灯光交相辉映。

　　黄浦江西岸是有着百年沧桑，素有“万国建筑博览馆”之称的外滩，东岸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林立的高楼大厦，但是这一派浑然天成的城市景观，其实只有20年的历史。

　　20年前，黄浦江东岸还是这样一片景色。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幢房”这句话在上海流传很久。早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就以远东第一大城市著称，同时享有远东金融中心的荣光，浦江西岸的外滩是著名的十里洋场，也是大上海的闪亮名片，而浦江东岸却是一片沉寂。

　　同期：各位观众，这次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加快上海浦东区的开发建设。

　　解说：1990年4月18日，中央和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二十年间，浦东成为奇迹和速度的验证者。

　　然而和所有的宏大历史一样，大幕开启之际，最先被改变的永远是个体的命运。

　　杨小明(陆家嘴集团公司 总经理)：我是1990年的4月30日，第二天是“五一”节，要放假了，突然电话来了：你5月2日早上到市政府后厅，我们有一个会议室，外滩市政府大楼后厅去开个会，我说开什么会？我问一下，他说我也不知道。5月2日早上，我就到市政府后厅去开会，一进门，那时候我去得稍微早了一点，房间里只有一两个人，我就问他，我说今天开什么会，他说我也不知道，再进来一个人也是这样子，然后到了9点多钟坐下来开会，坐下来就宣布：今天成立两个机构，第一，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这个会一直开到12点多钟，满满一房间人，所有委办局的负责人都在，然后我们在市政府食堂吃完饭，弄了一个面包车就开到浦东，现在的141号，这就算上班了。

　　解说：浦东大道141号是上海市政府用三天时间，为即将成立的浦东开发办找到的办公地点。

　　杨小明：上班那天是搬桌子、搬凳子，那个时候很困难，我记得我那个房间里面，我那个处一共才两张还是三张办公桌，就是很老式的，五个抽屉的，所以还轮不到一人一个桌子，当处长的轮一个大抽屉。

　　解说：杨小明在浦东上班的第二天，1990年5月3日，浦东大道141号挂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两块牌子，由此正式拉开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序幕。

　　见证了浦东巨变的141号早在2004年被登记为浦东新区不可移动文物，并在今年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纪念陈列馆，陈列在这里的很多张历史照片中，杨小明都身处其中，在浦东他这样的人被称为是“老开发”。

　　杨小明：我调到浦东来也是被动的，不过我要说明一下，被动是被动的，但是人的内心对这种被动是接受的，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觉得能够参加这项工作挺自豪的，或者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的。

　　解说：个体就是这样在偶然间，被卷入到历史的洪流中，并因此成为历史的见证者。而浦东大道141号外墙悬挂的巨幅画像和这句话始终提醒着浦东的建设者们，浦东开发开放承载的是国家战略和国家使命。

　　199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行进了11年。80年代初期，中国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做着各自的探索和试验，上海不在其中，曾经的远东第一大城市，曾经的共和国长子正在经历着发展速度减缓的尴尬和转型的痛苦，上海急切地想要寻找新的发展支点。

　　1984年，在国务院调研组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制订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中，“东进浦东”成为发展上海的共识，国家意志与地方意愿不谋而合。

　　浦东由此成为中国继续改革开放打出的一张王牌。

　　1990年7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中国告诉世界我们还在“场”上》的文章，这是目前能够找到的国外媒体中第一篇写有浦东二字的报道，这篇报道的开头这样写道：中国正在建立亚洲的金融中心，同时向世界证明它仍然未关闭对世界的大门。门是开着的。源源不断的人涌向浦东大道141号，而接待这些人回答他们提问的，正是浦东开发办负责新闻外宣的杨小明的日常工作。

　　杨小明：当一天接待的客人十几批都有，各地的领导、外国的参观团、外商，新闻单位各种人都有，有一种问题是问：比如说你这个浦东开发中央给了一些什么政策？第二类问题就是觉得当时有信心不足，就是说人们会觉得你浦东开发，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仅仅是一个宣传活动？还有一类问题，我觉得就是对这种产业方向，浦东未来要建设成一个什么样子？你的开发目标是什么？很多这一类的问题。

　　解说：1990年4月30日，上海市宣布了包括减免外商税收、试行外资银行，允许外商可以在浦东新区内试办现行规定不准或限制外商投资经营的金融和商品零售等行业的十项优惠措施，半年后中央赋予了浦东一系列先行先试的包括税收、外资等一系列功能性金融政策，这些政策被概括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

　　浦东的未来要建成什么样子呢？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和张江高科技园区，这四个浦东开发办在1990年就完成的规划，勾勒出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城区的轮廓，这四个开发区先后被批准为国家级开发区，其中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至今仍是中国惟一一个以金融贸易命名的开发区。

　　赵启正(全国政协常委 浦东新区管委会原主任)：小平同志说过一句话，要想到21世纪中国是在什么位置？他说21世纪有人说是亚洲太平洋世纪，那么我们中国应该处于什么样的角色？因此在浦东开发初期，我们提出来一个口号“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中国逐渐地会走到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了，那么我们和世界进行的对话有两种，一个叫政治对话，当然是首都来承担的；一个是经济对话，当然是最重要的经济城市来承担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站在地球仪旁边来思考自然就是国际标准了，而不是国际平均标准，是国际的先进标准，因此我们瞄准的是世界各大先进城市。

　　解说：在一片农田上建设一个高起点的新城区，这一切都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才能启动。

　　杨小明：当时我甚至接待过一个代表团，只有一个问题，说你们现在搞土地批租，是不是跟我们当年的租界一样？这样会不会什么？真的是这样子，那个时候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疑虑，要去解释这些问题。

　　解说：所谓的土地批租，其实叫做土地空转，是浦东的开发者为应付投入不足想出的办法，因为浦东的开发不可能依靠传统体制下由政府投资开发承担全部开发成本的旧模式。浦东因此先后组建了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张江四个国资开发公司，并以土地为国有资产投入空转启动，滚动开发，这种开发模式为浦东解决了最初启动阶段的资金问题，基础建设由此大规模展开。

　　率先启动的1.7平方公里的小陆家嘴一度成为全世界开工最密集的地区。1992年10月，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建筑设计师聚集在浦东，参加陆家嘴中心区规划和城市设计国际咨询会。中、英、法、日、意五国的著名设计师都拿出各具特色的设计模型，经过20多次讨论修改，历时两年，陆家嘴中心区域的规划才最终确定。1993年12月，上海市政府正式批准了通过博采众长调整修改后的优化方案，规划先行、法规先行，成为浦东开发最主要的经验之一。

　　赵启正：今天我们看到的陆家嘴，实际上在20年前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做出了模型。今天和模型不同的只是楼的颜色或者是楼的形状，是圆一点、方一点、是玻璃幕还是砖墙，是这样的区别，并不存在某个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楼，而原来没有计划的，这样这个规划就是可以子孙后代延续地继续做下去。

　　解说：20年前，浦东最高的建筑物是一座建造于1957年的消防塔，高度只有27米。

　　20年中，浦东城区的高度被不断刷新。

　　大规模开展基础建设，打造金融中心外在形态的同时，发挥先试先行的政策优势，吸引金融机构的快速聚集，这是浦东开发、金融先行的路径。

　　1995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迁入浦东，浦东开发办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一头装扮喜气的小白羊，祝愿金融业的领头羊茁壮成长。1995年9月，日本富士银行上海分行在浦东开张营业，浦东开发办赠送了一匹红木雕刻的奔马，祝愿首家进入浦东的外资银行一马当先。金融机构的入住，标志着浦东开放从以基础建设为主的形态建设进入到基础建设和功能开发并举的阶段。

　　赵启正：更难的是什么？是功能性问题，所以在浦东开发初期，我们提出了注意功能设计，当时为了表明功能和形态的关系，我们用一个通俗的例子，浦东开发的老同志都知道，我们如果建一个足球场，绿草如茵、夜里灯照如白昼、观众席一层一层的，非常舒服。这是什么？形态。功能是什么？一年赛几场球，除了养草以外，我们一年能不能赛三十场、五十场，国内、国际、世界杯，按照国际规则做事，能够卖票，能够吸引世界观众，如果没有这个功能你就不要造它。

　　解说：形态与功能兼具，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城是外在的，聚集于城中的人流和财富才是市场繁荣的关键所在。

　　世界上的超大城市，无论是外在的形态还是内在的功能，都是经过几百年慢慢积累才形成的，浦东要走的却是一条跨越式的发展道路。

　　也因此招商引资始终是浦东发展的生命线，而浦东要吸引的是金凤凰，是金融机构，是先进制造业，是世界五百强，是拥有高新技术的先进产业。

　　瑞士人威廉·凯乐和他所代表的罗氏制药就符合这一标准。

　　1990年，威廉·凯乐第一次来到上海，这是一次公务旅行，但对威廉·凯乐个人而言，却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机会。

　　威廉·凯乐(瑞士罗氏制药(中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我为什么会来上海？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去了一趟爱尔兰岛，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绅士，他是一个瑞士人，1946年到1949年期间，他居住在上海，他给我讲了上海的许多传奇故事，他眼里含着泪水，说：当你拥有一个中国朋友的时候，你也拥有了永远的朋友。我那时候很年轻，这个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当我在1990年，有了从香港去中国的机会时我非常珍惜，因为一个年轻人的梦想成真了。

　　解说：在1990年的上海，威廉·凯乐听到了一个新的故事。

　　威廉·凯乐：当我们考虑在中国驻扎的时候，我们寻找了许多不同的地方，从北到南，当然包括上海。在上海，我们有一个合作伙伴，一个合作了多年的公司，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和我说了一个关于浦东的大计划。那时，很多人把目标放在中国之外，他们用挑剔的眼光来看浦东，他们不相信浦东会有发展，但是我非常认真地听取了合作伙伴的意见，也和许多政府人士交流了意见，他们向我讲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计划，发展浦东、振兴上海、服务中国、面向世界。我相信这种理念可以实现，虽然那个时候的浦东百废待兴，几乎什么都没有，但我相信它会发展，我很幸运。

　　解说：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冒险在成功之前都有可能被人看成是疯狂。所以，当威廉·凯乐决定把合资工厂建在浦东张江的一片农田里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疯子，尽管这种疯狂是基于信任，是基于内心中不经意间种下的对中国的好感。

　　威廉·凯乐：当时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说服我们的总部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建造一个高科技药品工厂。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们公司的副主席威廉姆斯站在工地边问我，你真的坚信这是我们要大展拳脚的地方吗？我说是的，让我们大干一场吧，然后我们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