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网北京4月21日消息(记者陈俊杰)北京时间2010年04月14日07时49分许,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北纬33.1,东经96.7)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4千米。中央台记者在第一时间赴震区采访,请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手记——
14日7点49分,青海省玉树州发生强烈地震。
接到出发命令是在上午9点,高岩主任在电话中语气焦急。她说,史敏总监要求我和白杰戈以最快的时间赶到玉树。
订票、取卫星电话、交接工作、赶赴机场。抵达西宁机场,已经是晚上9点多。
我和白杰戈简单吃完饭,与青海站副站长凌晨会面。
西宁到玉树有800公里,我们决定连夜出发。凌站长交代了工作,并指派司机陪同我们驱车赶往玉树。
青海站派出的司机谢庆安驾驶一辆丰田吉普车。在我们赶到前,青海站的同事们就在吉普车后备厢里装了满满一车食品,有矿泉水,有牛羊肉,还有大饼。
出发前往玉树已经是晚上11点。
在去往玉树的路上,我和白杰戈做了分工,他做纵横,我负责沿途采访。
吉普车一路向西南,车上携带的海拔测高仪,电子数字不断变化,2500、2600、3000、3500、4000。我逐渐感到头疼、胸闷,白杰戈还算好,他是四川人,那里的海拔也不算低。
救援车组成生命长龙
我们的吉普车通过214国道前往玉树,路上的几处收费站都开通了免费通行车道,只要你说是去玉树的,交警二话不说,立即放行。
14日深夜,214国道上车流量很大,司机谢庆安说,这条路平时车很少,这些车肯定都是去往玉树的。
谢庆安说的没错,很多车上都打着抗震救灾字样的条幅。有运送帐篷和食品的卡车,有承载消防战士的消防车,有运载解放军的大巴。蜿蜒崎岖的公路没有路灯,所有的车打开大灯前行,救援车队自发组成了一条通往玉树的生命长龙。
我在凌晨1点做了一条连线,向后方报告了沿途车辆的情况,并通过中国之声提醒救援车队的司机,路途坎坷,行车注意安全。
在一处加油站,我们遇到了第一个采访对象。青海省海南州人民医院的李医生和司机拉着一位伤者老罗。老罗被埋在了废墟中,后来是弟弟妹妹和解放军战士将扒了出来。李医生诊断他是腿部腓骨骨折,14日下午1点从玉树出发,将老罗送往西宁救治。
凌晨1点50分,我做了第二条连线,将遇到的第一位伤者情况传回了后方。
藏族小伙寒风中借千斤顶救兄
送别老罗,行驶不远,又遇到了三个藏族兄弟。当天夜里,零下10多度,西北风6级,狂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生疼,砸在车门上啪啪作响。一位藏族小伙子站在寒风中拦截车辆,一辆夏利车停在路边。
小伙子用生硬的汉语说,他们的夏利车爆胎了,车里面是双腿骨折的二哥,他想借千斤顶换胎。
这个20岁的藏族小伙子仅穿了一件破西服,里面连内衣都没有,寒风中他被冻得瑟瑟发抖。
夏利车旁,大哥蹲在地上费劲的拧着轮胎上的螺丝,他也仅穿了一件单衣。他说,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已经遇难了,车里是他的二弟,他一定要挽救二弟的生命。“如果不到西宁,他就死啦。”大哥很焦急,从玉树开车跑了500多公里,没想到车爆胎了,好在没有翻车。说话间,一阵寒风吹来,大哥手中的板子掉在了地上。
二弟在车内半躺着,身上盖着厚厚的棉大衣,腿上缠着绷带,他无力说话,眼睛盯着车外。我想,他肯定是想和哥哥说什么。
寒夜中,我感觉到了坚强,看到了藏族同胞面对灾难的坚毅。
车里没有千斤顶,我和司机谢庆安站在路边拦车,一辆一辆的借千斤顶。终于一辆吉普车停了下来,司机拿出了千斤顶。
急于赶路,我们没有留下来帮助这对藏族兄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重新上路的。但我想,他们应该很快就换好了轮胎,二弟在医院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我相信即使他们再遇到困难,路上还会伸出许多援手,他们一定会平安到达西宁。
司机慷慨解囊送机油
沿途我们又遇到了借机油的藏族小伙,他的吉普车上拉了7个女孩子,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吉普车没有机油,在路边趴了窝,车内的女孩子冻得蜷缩在一起。
司机谢庆安二话没说,找出大半桶机油,帮藏族小伙换上,并把剩下的机油送给了他。谢庆安是青海人,操着一口西北腔,他当过兵,性格豪爽。
这次执行玉树报道任务,谢庆安没有来得及和妻子打招呼,就连夜出发了。在路上,他给妻子报告了行踪,并说很快就会回来。到了玉树,他才知道,他至少半个月后才能回西宁。
17日中午,他悄悄地告诉我,妻子的姥姥去世了,他不能回去帮忙了,他很内疚。听到这,我心头一紧,我能感觉到他的压力,虽然这是个性格开朗的小伙子,但遇到这种忠孝难两全的事,谁都会束手无策。
他回去怎么向妻子交代呢?
两辆救援车遭遇车祸
后半夜,风愈大,气温渐低。我们三个人话不多,白杰戈专注做稿剪录音,我沉思第二天的连线怎么写,谢庆安专心开车,我时不时地和他套话,担心他疲劳驾驶。吉普车在车龙中穿梭,不断超越。
凌晨6点,我们停下休息,三个人集体在车上睡了一觉。7点多,谢庆安叫醒了我们,前面堵车了,一辆救援车翻进了沟里面,里面的人生死不明;一辆消防救援车和前车追尾,水箱爆裂。两起事故距离很近,堵塞了道路。很快,交警赶到了,道路畅通,我们继续上路。
再向前行驶到玛多乡境内,属于冻土层,公路路基沉降非常严重,坑坑洼洼的,汽车颠簸的厉害,我和白杰戈被颠的反胃,一点胃口也没有,一路上就吃了两根黄瓜。
由于目睹了车祸,加上路况逐渐不好,我们的车行驶的很慢。
行驶在山间,手机信号也时断时续。我和白杰戈每人还有连线任务,到了快连线的时候,我们只得将车停下,架起海事卫星电话,打给后方导播。有时候是坐在国道路边,有时候蹲在干涸河道边。连线中,我们把看到的故事和事故都告诉了听众,并再次提醒司机行车小心。
史总赴一线坐镇指挥
原本计划在15日上午9点赶到玉树州,但路难走,加上需要连线,吉普车走走停停,到了玉树已经是下午1点半,一共用了14个小时。
在距离玉树还有100公里的时候,接到了史敏总监的电话,他已经乘坐军用运输机在我们之前赶到玉树巴塘机场。机场手机信号不通,他用海事卫星电话告诉我他已经到。电话中,史敏语气显得很焦急,他想尽快赶到灾区。
我立即打电话告诉了青海站记者葛修远,小葛协调了一辆武警部队的车到机场接上史敏总监。
玉树州政府所在地结古镇是地震的重灾区,大部分房屋倒塌或者遭遇破坏,大街上,路两旁站着很多受灾的藏族群众。他们蓬头垢面,脸色发暗,眼神中透着伤感。“我的家没了。”一位妇女站在商业楼废墟上看着挖掘机啃噬废墟,来自广东的消防队员扛着液压剪,守在一旁准备随时冲上去救人。
大街上,除了受灾群众外,就是大批的救援部队,有举着红旗的解放军,有穿着桔色作战服的消防员,还有白衣天使。
由于严重堵车,下午3点,史敏总监乘坐的吉普才开进中央台位于玉树军分区的前方报道指挥部。
15日的灾区什么都缺,没有水,没有食品,没有帐篷。史敏总监到了灾区没有顾得上吃饭,召集了我、白杰戈、杨超、葛修远等前方记者开会,并分配了任务。
史敏总监很快就有了高原反应,他的脸通红,嘴唇干裂,双脚灌铅一样沉重,但他强忍着布置工作,一边指挥前方记者采访,一边和后方沟通节目安排。第二天,中国之声玉树救援大直播通过电波传遍了全国。
由于铁路不通,公路拥堵严重,史敏预测这次救灾、、运送救灾物资和转运伤员主要通过空中这条生命通道,史敏总监让我去玉树巴塘机场跟随空军,报道两个方面:救援人员和物资的到运,及伤员的转运。
他告诉我,机场虽然不是救人现场,但却是最重要的地方,是玉树和外界连接最快捷的生命动脉。
在后来几天的采访中,我意识到,史敏总监判断是对的,这位有着30多年经验的老新闻工作者还保持着灵敏的新闻触觉。
席地做报摘
下午,我带着装备,抱着一件军大衣,在玉树巴塘机场候机大厅找到了空军宣传部副部长徐汇东。
机场手机信号不通,我给徐汇东带来了一部海事卫星电话,他很高兴,一双大手抓住我,高兴地笑,像个孩子。他一再感谢史敏总监对他们工作的支持,我转达史总的意思,我们要感谢空军对这次抗震救灾和新闻报道的支持。
旁边一个个子不高的小伙子冲了上来,握住我的手自我介绍,说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空军记者站文建权。
徐汇东和文建权是空军的先遣部队,他们没有带帐篷,抢占了机场候机大厅一个角落,席地铺上被褥,就展开了办公,电脑、采访机随便扔在褥子上。
本以为跟着空军能“享福”,但眼前的景象让我知道福是享不了,我也只好“入乡随俗”,席地写稿。
我们的办公区对面就是机场的安检口,所有伤员的乘机都要经过这里。15日,机场的人手有限,伤员不能及时转运,伤员们坐在地上,或痛苦喊叫,或大骂安检员,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药水的味道。
当晚,我编发了第一条报摘《玉树机场运力紧张 空军驰援送伤员》。没有椅子,我就坐在地上,腿坐麻了,就站着写。机场大厅嘈杂,没有地方录口播,我四处找安静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了机场的医务站。两名医生正在休息,我借用了2分钟,录完口播后,才得知他们是西宁过来支援的。
晚饭是军用自热干粮,徐副部长给我们几个人一人分了一袋,剩下的全都给了两个藏族妇女。
“如果明天补给跟不上,我们就要挨饿了。”这位山东汉子盯着空空的纸箱说。
搜救犬也有高原反应
玉树巴塘机场海拔3920米,是国内第二高高原机场。我的高原反应十分强烈,恶心、口渴、无力、头痛、四肢僵硬。
晚上8点30分,做完报摘。100多名身着桔色作战服的消防员出现在了候机大厅,头盔上的字显示他们来自山东。
虽然刚刚走下飞机,但这些消防员显得有气无力。青岛公安消防局局长郑海中说,他们都不适应玉树的高原气候,到达的190人出现了缺氧症状,嘴唇发紫,四肢无力。两名队员牵着搜救犬,本应该很精神的特种犬也显得无精打采。消防员说,狗狗也出现了高原反应,有的还流起了青鼻涕。
我立即在晚上9点将《搜救犬也有高原反应》的报道连线发了出去。连完线,我感到呼吸困难,坐在地上喘着气,过了很久才恢复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