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09中国教育新闻的观察与思考

　　-徐迅雷

　　“中国妈妈”为何在美国

　　成了贬义词

　　“中国妈妈”(Chinese Mom)成了美国校园贬义词！不久前，一篇《美国高中“中国妈妈”为何成了 贬义词？》的文章在网上引发热议。在美国学生、家长眼中，“中国妈妈”爱攀比，永远以别人为标杆，成了美国高中生口中 的讽刺语。华裔家庭的高中生认为“中国妈妈”爱攀比，总爱比这比那。人家孩子学钢琴，“中国妈妈”的孩子也要学；人家 孩子考上哈佛、耶鲁，“中国妈妈”也会这样要求自己孩子。在孩子的教育上，“中国妈妈”永远以别人为标杆。

　　在美国高中生眼中，华裔家庭的孩子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什么事都是妈妈说了算。妈妈像只老母鸡，孩子如同小鸡 ，总要靠母鸡的翅膀来保护。不少妈妈对此感到委屈，认为“中国妈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也有家长反省，认为潜意识里的 溺爱对孩子造成了伤害。

　　这还是美国教育环境下的“中国妈妈”。在中国的“中国妈妈”，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盲目攀比，考分第一。你孩子 学奥数，我孩子也要去学；你孩子学钢琴，那我孩子总不能只学口琴；你孩子进了重点高中，那我孩子挤破头也得进重点高中 ……本来东施只做自己的东施，西坡只做自己的西坡，都很不错。可是在家长的“强烈要求”下，东施要效颦西施，西坡要模 仿东坡，于是导致的结果就是：西施很美丽，东施不咋样；东坡很不错，西坡很低端。东西变西东，再也成不了好东西。

　　通常来说，一个人的一生离不开四种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而人的启蒙阶段，最重要的 是来自家庭、来自父母的教育。在家长中，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更大，有句名言就说“推动摇篮的手推动世界”，因为童年影响 一生。一个国家的家庭教育是否成功，要看整体上所培育的人才水准如何。建国60年来，或者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并 没有成功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更没有培养出能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才，这其中，与世界教育不搭调的“中国家教”，至少要 负四分之一的责任。

　　美国人将“中国妈妈”当成贬义词，这并不是人家有意妖魔化“中国妈妈”，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对“中国妈妈”的 一个提醒、一次警醒。在西方家庭，孩子说自己喜欢做面包，长大了要做个面包师，父母是高兴的、鼓励的；如果换作中国家 庭，父母要是听到自己孩子的“志向”是做个“厨子”，大抵会一脸不高兴，认为自己孩子“没出息”，脾气暴躁的家长甚至 可能抡起巴掌掴过去。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家教”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这是不能不承认的。

　　管得太多太死，孩子没希望。溺爱、攀比、模子化、格式化，把我们的孩子弄成了火柴盒里统一的火柴一般，彼此同 一个“身材”、同一张“面孔”，几乎一模一样。人本来就是多样性的，教育生态当然要多样性，“因材施教”就是这个基本 道理。而且社会上的岗位也是多样性的，需要各种各样有个性、有特点、有特长的人。可我们的学校教育，属于计划经济式的 教育，可称之为“计划教育”，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阴影。家庭教育则是跟着学校教育走的，同样也属于是“计划教育”，很 难培养出个性人士、尖端人才。

　　管得太多太死的教育，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被誉为“留学教父”的新东方领导人俞敏洪，把人分为三种：第一种人， 他们不能适应社会的准则，被社会无情地打击到最底层；第二种人，他们能够适应社会的准则，但在社会准则面前没有任何的 尊严，他们随波逐流；第三种人，他们不但能够游刃有余地适应社会准则，而且能够在完全了解、理解社会准则后，根据自己 的想法改变一部分社会准则，从而实现自身价值。“中国的孩子，在我看来，大多数做不到第三种”，因为他们已经适应了逆 来顺受，而不是去改变；他们适应了随大流不犯大错，而不懂得独立作判断，独立选择，“中国人有一种文化心理，就是求同 心理，认为跟大多数人一样就是安全的”。俞敏洪的分析颇有道理，我们的家长就是从“求同心理”出发培养孩子的，根本不 去考虑如何开发孩子的独立性和创造力。

　　教育本来应该是简单的。好的教育，是培养孩子好的习惯、好的品格、好的德行，知识多学一点少学一点，实在不是 很重要的。而管得太多太死的家教，根本就顾不及品格品德那码子事。在“攀比教育”中，甚至会激发学生的嫉妒心中的兽性 。某地就曾发生过两位同学一个杀伤另一个的悲剧，起因仅仅是两位考试成绩都数一数二的学生，被家长比来比去，你第一还 是我第一，于是一个就去把另一个给“干掉”了。家长动不动就是问“考几分”、“排第几”之类，确实很烦、很无聊，但有 多少“中国妈妈”不是这样习惯性地询问和要求自己的孩子呢？

　　管得太多太死，不给孩子自由的发展空间，使孩子没有任何自我发挥的余地，甚至可能比责骂、羞辱孩子效果更坏。 二战时，英军最著名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因为著名的阿拉曼战役和诺曼底登陆战而永载史册。但蒙哥马利的童年很不幸、很 痛苦，因为他有个糟糕的妈妈。那是一位专横跋扈、颐指气使、对孩子们稍感不满即棍棒伺候的专制女王。母亲责骂他的“关 键词”就是“坏孩子”，而蒙哥马利在内心想的是：“我不是坏孩子，你是不了解我的。”有一次，顽皮的小蒙哥马利把一只 花瓶打碎了，他母亲就尖声大骂：“除了当炮灰，你将什么也做不成！”但蒙哥马利没有成为炮灰，而是成了伟大的将军。蒙 哥马利喜欢当兵，他的道路是自己选择的，这里好就好在讨厌他的母亲没有为他安排“人生道路”。

　　中国的家教，总喜欢把孩子的一切给规定好、安排好，生活要安排好，人生也要安排好，目标给你定好了，道路给你 找好了，等等等等。要让孩子做“最好的自己”？那简直是做梦。中国妈妈和中国爸爸，确实是世界上最辛劳的，但最终是只 有苦劳不见功劳。孩子最后都成了一生安分的人，没有自我突破，更别谈突破社会。

　　要让孩子健康成长，就要让孩子自由成长。“自由”当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一门既科学又艺术的教育孩子的学问。 这其中，最需要“无为而教”的那种洒脱。

　　基础教育均衡化

　　是惟一出路

　　广州择校费，弄成潜规则：本区户籍6万，非本区广州市户籍7万，市外户籍高达8万。有的小学名校，择校费甚至 超过了10万元。

　　中国的教育恐怖主义，主要有两大块：一是教育内容应试化，二是就读学校择校化。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奥数问题， 就因跟升学择校挂钩、与考试经济相关，从而变了味，变成面目可憎的魔鬼。择校在广州还择出了大腐败：东风东路小学原校 长刘燕文，因数千万元经济问题被“双规”，现已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区区一小学校长，“问题钞票”多达数千万元，大 部分为择校费，真是触目惊心。“广州择校费又高又乱，背后是一个个利益集团”，的确如此，择校费成了腐败、亚腐败的温 床。

　　家长为何择校？因为好学校与差学校的距离太大，“一所学校全校资产比不上邻校一间课室”。将有限的优质教育资 源集中在一起，各地都弄出了自己的“名校”，在好差等级化如此鲜明的学校面前，哪个家长不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好的学校 去读书？

　　学校等级化，是多年形成的结果。“重点”与“非重点”就是其中一种表现。教育卫生都是如此，医院也弄成好医院 和差医院，结果是大家都像择校一样“择医”，大医院人满为患，北京一些大医院挂号要排几天几夜的队，非常恐怖。等级化 、差距化，背后有着政绩工程，有着利益冲动。有等级差异就会生出“效益”—人们都有趋高、趋好的本性，挤破头也要选择 好的、最好的，那么这个“好的”就可以借此大抓收入。“择医”还是看一次病的选择，择校则是选择多年的教育，更是影响 一个人的一生。

　　对于基础教育来说，没有教育均衡，就没有教育公平。大学可以有好有差，好的名牌大学侧重精英教育，一般大学侧 重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这没什么问题。但基础教育、义务教育是政府提供给大众的公共品，必须公平、均衡。如果此校与彼 校在师资力量、办学条件、校园环境等等各方面相差不多的，那谁还来择校，就近入学就行了。

　　所以，教育均衡化是杜绝择校费的惟一出路。这里主要是财政投入均衡和师资配置均衡。各地对教育的投入普遍存在 问题，除了投入不均衡外，财政对教育投入也严重不足。政府投入不够，自己收费来凑。择校费是这样，医院“看病贵”也是 这样。那些缺乏“魅力”的学校，财政投入没有倾斜，也没有人来“择”你，那只好苦日子苦过了。老师也是想到条件好、报 酬高的学校去的，结果就是教师资源的配置也越来越不均衡。

　　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把整个学校都转成了择校对象，而不仅仅是拿部分名额用来择校，美其名曰“国有民办”，即把 原本好的小学或初中，改制成“国有民办”，所有入学的学生都要收费。报道中的瑞宝花园小学就是这样的性质。在浙江某市 ，就弄了很多国有民办初中和国有民办小学—被家长称为“好学校都是国有民办的”，成了热捧的对象。所谓“国有民办”， 既享受着公立学校的资源—土地、校舍、设备等均为国有资产，教师也享受着公立教师的编制和待遇，又按照民办学校收费标 准向家长收取较为昂贵的学费—通常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在每生每年1万到1.5万元。跟“国有民办”这个奇怪组合的名称 一样，这是趋利教育生下的怪胎。

　　很显然，“国有民办”学校违背了义务教育法的免费精神，变相改变了公立学校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公立学校的性质。“国有民办”为教育 不公平“增砖添瓦”，由于它收费昂贵，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贫困家庭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义务教育法的“义务” 二字，本来是点中“择校收费”的死穴的，奇怪的是，偏偏这部法律似乎拿各种择校费没有办法。

　　中国教育大收费的脸皮，早已厚过银河系的直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应该是基础教育方面最重要的改革。可想而知 的是，改革会影响许多人既得与将得利益，实施起来其实很困难。但不痛下决心改革是不行的，因为越演越烈的择校费，再任 其发展下去，几乎要成为教育的“黄赌毒”了。

　　高考从“独木桥”

　　到“立交桥”

　　很让人吃惊的。重庆有个中学，一个班级29人，统统被美国高校录取。所以他们集体放弃了高考—准确地说，是放 弃了中国的高考，选择了留学。

　　我国今年高考报考人数约为1020万，比上年减少3.8%。教育部有关人士说：适龄人口总量减少，是高考报名 人数减少的直接原因，而非“就业难”。其实，原因是多元的，留学亦是弃考的一个因素。

　　今天的高考，已趋向多元。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不久前曾说，高考就是要砍掉“独木桥”，建设“立交桥”。 他是从让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的角度而言的。我想，“立交桥”不仅是指让更多的人能够“过桥”，还应该是高考方式、 求学路径的多样化。

　　这是张爱玲小说《小团圆》开头第一句：“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 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这在全书的结 尾又重复出现了一次。此般“大考”，就像“独木桥”而非“立交桥”；高考若是“立交桥”，那么前进之路多了，一考定终 身的紧张就少了。

　　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就是高考路径多元化的有益探索，这有助于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而有个“佳话”更值得褒扬： 复旦把38岁的蔡伟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导师为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38岁读博士不稀罕，稀罕的 是蔡伟只有高中学历，下岗十余年，之前他还是蹬三轮养家糊口的三轮车夫。重材重质不重文凭，惟此，才能“复旦复旦旦复 旦，巍巍学府文章焕”。没有这样的求学“立交桥”，蔡伟只能在三轮车上看古文字书籍了。这个对个人、对学校有着双重感 佩的故事，还被编成了高考作文练习的参考题材。

　　“蔡车夫”的特长是古文字学。真正的特长生，当然是瑰宝。有位中学老师说得深切：“中国的这种应试教育，使多 少有特长的孩子失去受教育的机会！社会是多元的，教育也应是多元的，应试使学生的创造性沦丧。每看到坐在后排的偏科生 ，我就感到一阵阵心痛，其实他们是有才的，就因为分数达不到而失去再受教育的机会。”

　　千年独木桥，一考定终身。人们都说统一考试是最公平的，岂不知一元化的考试本身就可能造成巨大不公。在科举时 代，一方面，相同的考试、相对的公平，让科举制度选拔了不少人才；另一方面，许多真正的才俊无法中举，科举埋没了不少 人才。 “三生有幸落孙山”，有真才华的人反而考不上去，吴敬梓、吴承恩、曹雪芹、蒲松龄等等皆为此等命运，而恰恰他 们才是“潜力股”、“特长生”。

　　奇怪的是，如今在学生的求学路上，却在制造“伪特长生”，比如备受诟病的奥数。不是特长，制造特长，升学之后 ，所谓特长也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还有一种“伪特长”，就是被媒体曝光之后引起全国关注的浙江“航模生”。“航模加分”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成 了一种乱象，是高考的“偷渡船”。那么，这种关乎高考的“多元形态”，戕害了公平竞争，恰恰是要被抛弃的。教育部已表 态说：坚决杜绝高考加分弄虚作假，一旦发现坚决查处。

　　此外，还得防止高考过程中违法犯罪的多元化。试卷泄密、高科技作弊、行贿录取等等之外，还出现了湖南“罗彩霞 案”以及不同地方的版本。这种“狸猫换太子”、利用权力窃取人家的名字与成绩，让自己的子女顶替上大学的，如果成为高 考升学多元状态之一，其危险如同蛀虫蛀空高考之树。

　　高考从单一化的“独木桥”到多元化的“立交桥”，是一条探索之路。

　　高考加分VS公平追求

　　一个班级里30多个人，全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原来是把800米成绩当做1500米来填。他们为的都是“高 考加分”。

　　水平不够，加分来凑。若是局外人，你还真不知道高考加分的花样是如何丰富灿烂。除了五花八门的“体育高手”之 外，还有省级三好学生、省级优秀学生、高寒山区教师子女、奥赛获奖者、文艺竞赛前三名、“三模两电”(航海模型、航空 航天模型、汽车模型、无线电测向、业余电台)等等，不一而足。现在，有许多省市对加分“动手术”了，让其“缩水”，这 是对公平的追求，当然是好事。

　　今年高考之前，“航模加分”的事情就已沸沸扬扬。高考加分，仿佛是高考大树上的节外生枝。高考是统考，加分可 不是统考，于是就给弄虚作假、“酒中兑水”预留了巨大空间。你胡乱加了分，意味着把别人给踹了下去，此为不公不义。

　　没有公平，也就没有正义。收入不公，会影响人的一时；教育不公，则会影响人的一生。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 就是教育公平。谁都应该迎接公平或相对公平的教育。考试公平、录取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延伸。在升学的关节点上，整个国 家都要致力于追求公平、保障正义，为每位考生创造平等的升学机会。

　　导致高考加分不公的主因有两类，无形的是制度本身，有形的是权力和钞票。其制度性不公，是最大的不公。而制度 性不公通常也就是权力造成的。教育需要制度文明，其基础离不开公平和正义。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难题有不少。从学生这头看，如何赋予学生更多选择高校的权利，使大学成为学生真正的“多项 选择题”、可同时平行选择多所高校？如何克服“一考定终身”的缺陷，能否让考生多考几次？在杭州，中考的体育测试30 分就是多选项、可多次测试的，这就很好，而不是你选择了跳绳只能跳一次，中途中断几回就完蛋。

　　从学校这头看，如何均衡各地录取率、改变重点高校招生本地化，让“倾斜的分数线”不再倾斜？如何扩大高校的招 生自主权，而不是啥都由教育行政部门管得死死的？还有就是如何减少甚至取消高考加分的特殊政策，以及如何避免“保送不 公”。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他的博客里，专门就高考保送生问题谈了看法。北京市今年保送生105人，来自各名校。 “我读了一下保送生的条件，只有第六类，也就是最后一类‘公安英烈子女’涉及人道主义关怀，其余五类让我看都与公平无 关。”第一类“省级优秀学生”和第五类“获奖运动员”，这两条已是奖励，荣誉应该是单纯的，不应该有附加。第二类“奥 赛获奖选手”和第三类“竞赛获奖选手”，高考应比这两类比赛容易吧，那为何要不去参加呢？第四类“外国语中学学生”， 这些学生本来已具有优势，仍嫌不够，利用优势再“不劳而获”地保送……“保送不能算是公平行为，会助长钻营意识，利用 已获荣誉，再获得荣誉之外的好处。”

　　马未都的说法有一定道理。若说高考加分是节外生枝，那么保送生就是另起炉灶了。而保送生的确定，也有许多加分 ，同样有着水分。如何“缩水”？惟有改革。保送生如果个个都有真水平，那还需要保送吗？完全可以从制度上彻底取消保送 生。

　　对加分的改革，最容易做到的也就是政策制度上的调整。在没有完全取消加分政策之前，应该在制度上控制加分幅度 ，比如单项分数不能高于5分、总分不能超过10分，那么家长“求分”的冲动就不会那么激烈了。在此基础上，再致力于遏 住权钱之手，防止加分腐败，严处弄虚作假—说实话，这个要困难多了。

　　奥数无非是“应赛教育”

　　薄瓜瓜在16岁用英文写了本书，随后出版了，书中有幅漫画体现了他对中国教育的理解：学生脑袋是一个等待接自 来水的大水桶，上方就是水龙头，而端坐在书本前面的学生，嘴被封住、耳朵被堵住。

　　薄瓜瓜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儿子，日前被全球亚洲协会评选为38名杰出华人学生之一，现留学英国牛津。初中 时他报考英国哈罗公学，经过全英公立学校统考后被录取，成为中国头一人。很显然，薄瓜瓜不是因为“奥数”被录取的。学 校还将他的学习笔记印发为范本—那可不是“水龙头”里放出的什么奥数。

　　英国在学生中常年组织“生存淘汰赛”，有点类似“铁人三项淘汰赛”，要进行长达3年的残酷训练和淘汰，由英国 皇家海军陆战队特种兵军官担任教官，得经过生死关、饥饿关、险情应变关等等，一轮一轮淘汰。薄瓜瓜参加的这一期比赛， 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8名学生，他是其中之一。国内有人恐怕想不通：学生就是学习嘛，玩那么残酷的“生存淘汰赛”干吗， 宁可去参加“奥数加分赛”嘛！

　　我国普通教育是应试教育。设若薄瓜瓜一直在中国求学的台阶上往上攀爬，那么无非是上北大清华，他许多特异的素 质恐怕难以鲜明地体现出来。我国在普通应试教育之外，则是应赛教育—各种课余的学习培训，主要目的是应赛拿分，好在升 学的关键时刻能加分，成为一块块“敲门砖”。疯狂的奥数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本质作用与航模加分之类没有多大区别。

　　奥数本是一种“工具”，就像语文在人文意义之外也是一种工具一样。工具在合适的、需要的人手里总是有用的。奥 数本来是为数学天才准备的，可是为了择校，在一些地方人人都要学奥数，奥数竟然成了一条通往名校的新的“独木桥”。中 国小学的奥数题，甚至难倒国际数学大师！奥数本是菜刀，作为工具它是切菜的，中国教育却拿它来杀人；奥数犹如手枪，手 枪随便给小孩儿玩，有多少好结果？奥数的难度犹如导弹，它却被中国教育拿来轰炸小学生。我不反对奥数本身，也不反对天 才学生凭自己的兴趣去学奥数，但我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疯狂的奥数教育”，反对这背后的“敲门砖”升学体制。这种体制 下的奥数教育，是典型的应赛教育、功利教育，老师求钱、学生求分；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敲门砖”敲过之后，那点半懂 不懂、似通非通的奥数就没用了，早丢一边了。

　　跟升学一挂钩就疯狂，不挂钩就不疯狂，跟少量择校名额挂钩那么会有一点点疯狂—事情就是这样。有家长说：“我 们的孩子就像大河中的一朵浪花，你不随波逐流就无路可走。”所谓“大河”，即为升学的体制。一些地方“全民奥数”，就 是“升学挂钩奥数”的体制造成的。如今升学跟奥数挂钩，所以奥数疯狂，如果哪天改成跟奥林匹克化学竞赛挂钩，那么课余 疯狂的是“奥化”；若是改成跟奥林匹克物理竞赛挂钩，那么课余疯狂的是“奥理”……如此类推，你就知道这事情是多么的 荒唐。

　　荒唐、疯狂的结果是什么？从报道里可略知一二：70人奥数班仅3人跟得上。学生说：很难很可怕。北京某生参加 奥数训练班两年，“现在看到奥数题就心颤，觉得正常的数学课也没意思了。”他父亲则感叹：“现在的奥数教育对家长和孩 子都是一种折磨。”奥数教育违反教育规律，对大多数孩子不适合。天才，或者具体到数学天才，从来是少数、极少数的，绝 不会超过5%，就是2%也没有，否则50人的班级，个个班里都出天才？那是不可能的。小众化的东西拿来大众化之后，它 害的就是大众，就是广大的学生。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办奥数培训班的，当然会说奥数好，有求异思维的培养啊什么的。但网络调查显 示，多数公众支持取消升学时的奥数加分—取消加分之后，你爱学就学去吧。为了分数的应试教育、为了加分的应赛培训，都 是在给脑袋注水；而注满了水的脑袋，离脑残也不远了。

　　疯狂奥数，让全中国那么多孩子支付了巨大的机会成本—为了学习那不该学不必学的奥数，而放弃了学习其他该学的 东西的机会、放弃了感受其他许多快乐的机会。这也是教育部明文规定奥数成绩不作为小升初录取标准的重要原因。所以，那 些暗地里依然与升学挂钩的做法，那些为奥数教育翻案、为疯狂奥数教育推波助澜的行动，都是对一个国家教育的不负责，都 是对我们下一代的不负责。

　　今天，我们最需要再造教育文明。而疯狂的奥数教育是反文明的。所以杨东平教授说，奥数教育对少年的毒害比“黄 赌毒”还厉害(注意，他说的是“奥数教育”而非“奥数”)。更准确地说，跟升学分数挂钩的制度安排，才是真正的“黄赌 毒”，才是“教育恐怖主义”。

　　违反教育规律的种种应赛教育，必然会迎来历史性的惩罚。这惩罚主要还不是体现在个体上，也不是体现在一时，而 是将来对整个国家的惩罚。现在惩罚已初见端倪：我国自1986年参加国际奥数竞赛以来，共有101位选手获得金牌，但 他们中没有一人获得过世界数学界最高水平的菲尔兹奖。同时，中国还得付出“失去今天的薄瓜瓜”这样的机会成本。

　　作文考试也是人文考试

　　每年高考第一天，人们往往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聚焦于语文作文题目。门户网站通常都在第一时间把集纳的作文题作为 新闻头条。全国和地方的统统汇总在一起，看起来蛮有意思的。你走进高考作文题目集中营，可看见有差异的价值取向、有个 性的命题思路、有色彩的作文材料……这里涌动着文气，更涌动着地气，圈内圈外、业内业外，有各种说法评点，真的比较可 爱、比较好玩。

　　2009年的高考作文题，大多看着亲切，因为有很多的题材我在写评论时论述过，典型如全国卷2的材料：英国科 学家道尔顿发现色盲的小故事，我就写过《米兰达警告VS道尔顿贡献》，后来《杂文选刊》选载了；浙江卷《绿叶对根的情 意》，去年地震期间我写的系列评论中有一篇的主题就是这个，标题则是《集结号里的士兵突击》；天津卷是“我说九零后” ，这是年轻人的话题，《北京青年报》曾组织过关于“80后：迷失的一代还是阳光的一代”大讨论，我则写了《想看80后 先看80前》，当然，“80后”与“90后”有10年的差距；广东卷是“谈谈你对常识的认识”，而“常识”是我常用的 词。

　　有丰富阅卷经验的王立群教授，对一些题目的命题提出商榷，比如江西的“以兽首事件为中心写议论文”，有可能对 某些学生造成障碍。他说得不错：“如果一个作文题目出得是对一部分考生是有利的，对另一部分考生是不利的，那么这个题 目就有欠稳妥。所以，熟悉和公正是高考作文命题的两大原则。”评论兽首事件，这是时事入题，当时这个新闻出来后，有无 数时评。这题目的正面启示是学生要关心一点时事，不要老钻在象牙塔里出不来；但“太时事”，会给套用甚至抄袭提供方便 ，而对乡村学子也颇为不利。兽首事件，大抵属于正反双方的辩论题，而学生大概只敢往抓住“爱国”的绳索不放。收藏大家 马未都说：“中国的文物，只要保存下来，无论放在谁的手里，都代表中华文明。”谁敢往这个角度写？

　　高考作文的命题，应该具有普适性，能做到“人人有话说”，说得好说得不好则看水平。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 学生，还是挺重要的。不要总弄得像“天空的院子”。题目要尽量出得可爱一点、亲切一点、灵动一点、有意思一点。让人喜 欢写，人人都能写，在一个题目下面能出现一大批好作文，那么这就是一个好题目。而学生对付高考作文，肯定应该是“以不 变应万变”的—这也是常识。

　　作文考试也是人文考试。人文是一种骨子里的精神与品格。如果一个作文题目仅仅起到对付考试的作用，考过就算数 ，没有人文熏陶的价值，没有留下一些东西，甚至让人探讨讨论的兴致都提不起，那是很遗憾的。我又想到了二战时英国杰出 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受的一次考试：

　　和绝大多数人一样，蒙哥马利从上学开始就经历无数考试；军校毕业后，他于1908年被分配到印度白沙瓦地区当 一名少尉军官。当时部队运输工具主要是骡马车，有一次军官进行考核，考官问蒙哥马利的“面试题”是：骡子一天要拉几次 屎？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蒙哥马利脱口回答：6次。考官说：错了，是8次！回答错误，蒙哥马利不免郁闷，但他开始 琢磨：骡子一天拉8次屎，答案就是正确的？好奇心就上来了。他观察了半个月，果然发现是8次。后来他对别人说：这次考 试使我真正懂得一个军人战场的观察力，来自他对平时生活的积累；而缜密的计划，只能来自源源不断的、全神贯注的观察力 和思维能力。他到老还在讲这次“考问”。

　　一个很小的考试，却深深教育了蒙哥马利。呵呵，这事儿也可以成为一个材料作文题，您有兴趣写着试试？

　　当高考作弊成瘾成风

　　光天化日之下，吉林松原高考公然舞弊情形触目惊心：有考生的考卷当堂被后面的考生抢去抄袭，以致于答题卡也被 撕坏；有教师卖高科技作弊器材，竟能获利80万；对于种种作弊行为，监考老师则“不敢太深管”；更有甚者，可以花几万 元“买”下整个考场，即买通监考老师和同考场其他考生，以抄其试卷……

　　如果不是媒体暗访追踪，这松原模式的舞弊过了也就过了。普遍舞弊、公开半公开作弊，久而久之，就变成没有耻感 的“作弊文化”，取得很大的“社会认同”，导致作弊成瘾且成风，这是很可怕的。

　　群体性舞弊通常都是“猫鼠同穴”，作弊老师与作弊学生同穿一条裤，而且还是紧身裤。作弊由个体行为变为一个考 场、一所学校、一个地方的群体行为，而责任部门却睁只眼闭只眼，那是因为只要不被发现不被曝光，俺这地方升学率就会比 别处高，他们乐得高兴呢。狗与热狗是不一样的，花和塑料花也不同，人家就是要把监考弄成“热狗”和“塑料花”，才不管 作弊是否成瘾与成风呢。

　　中学生正经读书的话，那实在太苦太累，而竞争又是如此激烈，学习能力平平的若想顺利升学，就会寻找旁门左道歪 门邪道，作弊则成了不二捷径。一次性的考试，一次性的投入，一次性的消费，一次性的冒险，一次性的投机……因为这种种 一次性，使高考具备了“赌一把”的充足条件，促成了“赌作弊”丛生。

　　与一考定终身的现代高考相同，古代科举是“一纸定成败”，所以自有科考以来，种种作弊现象就源源不绝，奇招迭 出。在上海的中国科举博物馆里，存有作弊用具“麻布坎肩夹带”、“丝绸夹带”等科举文物，麻布坎肩中的纹理并不是麻线 的痕迹，而是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小字。现已成为文物拍品的作弊书《五经正文》，成书于清光绪年间，全书比火柴盒还小，共 有10万余字，平均每平方厘米多达34至35个字，其精细程度令人咋舌，体现了我国古代印刷技术的最高“科技”、顶尖 水平。

　　古代的科举舞弊，跟今天的高考舞弊，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如今的考试作弊，已经形成了一条“地下产业链”，而 且还是高科技产业链。比如那种不用耳朵的微型耳机，直接放入口腔即可感知声音，而他人很难察觉。采用如此高科技的作弊 手段，那还不个个都成了“必胜客”？可见从古代到现今，科技改变了设备，但并没有改变人。

　　对群体性公然舞弊，如何标本兼治？从治标的角度看，严防严惩是必不可少的。这方面其实还不如过去，古代对科考 作弊的防范、监管微细严密，让人叹为观止；千年科举史，科场作弊与反作弊，如同一对双胞胎，形影不离。舞弊被查出的考 生要革除一生的功名，已考中的则取消名额，“执送刑部问”甚至“禁锢终身”；考官没有尽责导致考生“冒籍”、“冒名” 成功，轻者降级调用，重者革职查办；如果官员参与了舞弊，那么其家产全都抄没入公，甚至流放、问斩。今天的情形可是“ 宽松”多了。对群体性舞弊的发现，都要靠媒体暗中努力，那是不行的。异地交换的督察、自上而下的督察，就必不可少。

　　从治本角度看，如何真正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如何消除“一过性”带来的“赌博性”？高考一年内可多次应考， 是一个值得认真探索的命题，它能避免一次性带来的偶然性。复旦大学的招考，实际上就是两次考试—自主招生是第一次，上 不了还可参加下一回统考。“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看看松原高考舞弊的可悲情形，真的应该认真行动起来，好好探索高 考的改革了。

　　从“因人施教”

　　到“因人施考”

　　《南方周末》曾刊发一位安徽籍高三学生的来信《我被中国教育逼疯了》，引起很大反响，如今吉林省这位殴打监考 老师的家长，其实也可以写一篇文章，题目同样是《我被中国教育逼疯了》。

　　这位名叫陈玉芳的母亲，因辱骂、殴打监考老师被治安拘留，从而出了名。她的儿子主要是物理不好，她于是自作主 张，花钱买“作弊”，结果孩子作弊败露，被驱逐出考场。陈玉芳找到监考老师，歇斯底里地发作了……“我现在最后悔的就 是不该帮孩子作弊，更不该失去理智去找监考老师。这件事中受到伤害最大的还是孩子，我感到非常后悔。”

　　考生家长这个特殊群体，还真是可怜的。他们有一些真的被中国教育逼疯了，失去了理智。在疯狂的应试教育下，“ 教育是最高的善”早已成了一句空话。有权力有关系的，可以通过加分、保送将孩子弄到好的大学里去；没有权力资源的，于 是就想着通过作弊的非法手段来获得高分。有些“加分保送”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作弊，只不过较为冠冕堂皇而已。

　　“在某种意义上，要说极端一点，中国的教育体制就是摧残年轻人。”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最近说，“但是还有比这 更好的方法吗？怎么去做？我们得想办法改革。”是的，应试教育不仅摧残年轻人，还摧残中年人—学生的家长。如何改革？ 前头有实践，远方有榜样，就看我们是不是下定决心去改。

　　日前民间推出高考改革方案，提出高考不应全国“一张卷”，不同类型的院校以及不同学科，采用不同的考试科目， 建立多轨道、多样化的考试制度和录取制度，实现考生自主选择考试、自主选择学校、有多次录取机会。我很赞同这样的改革 思路。应考的机会多了，选择的余地大了，“为一门物理而作弊”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

　　更为重要的是，人与人是不同的，人的差异性最大，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处，既然可以“因人施教”，那为何不能“ 因人施考”？一张通用的试卷，把千差万别的学生收编成一个模式，这恰恰就是中国考试的最大弊端—不塑造个性，只打造共 性。

　　在美国招生官那里，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在中国招生官这里，每个学生只是一个分数—表达这层意思的 ，是南京外国语学校高三学生闵婕。在高二时，闵婕就投考了美国大学，结果被耶鲁、普林斯顿等14所美国著名大学录取， 她最后选择了“培养总统的摇篮”耶鲁大学。央视《面对面》专访闵婕，日前做了一期《优秀学生之路》的节目，留给我非常 深刻的印象。闵婕的成长，是“因人施教”(或曰“因材施教”)的成果；她被那么多美国名校录取，则是得益于人家的“因 人施考”(或曰“因材施考”)。

　　人是教育之本。“因人施教”是素质教育，“因人施考”即素质考试。“因人施教”能弘扬一个人的个性，“因人施 考”可发现一个人的特长。而应试教育和现行的考试方式，则是相反，它要把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人统统变成火柴盒里整齐 的火柴。

　　“因人施考”已有较好的现实实践，那就是自主招生。复旦大学自主招生步子迈得最大，校长杨玉良说得好：“在选 材上，判断起来最准确的不是一张考卷，实际上是教授。高考不能让一部分人的智力发挥到极限，但是自主招生可以。”我是 大力赞成高校自主招生的。自主招生要一个个考生面试，这就是“因人施考”，更能发现人才，发现考生的个性特长。中国科 技大学校长侯建国说，他们学校去年自主招生是270人，约占14%，今年招了370人，约占21%，今后要逐步扩大到 500人左右，约占28%；他们少年班招生30年，没有发生任何腐败行为，没有谁说少年班招生走后门。只要有正常的制 度设计和正常的监管，自主招生实际上是很难“作弊”、很难腐败的。我建议，将有违公平、容易“暗箱操作”、可能成为另 类作弊的加分保送部分统统由自主招生替代之。

　　考生家长之殇，本质上是中国教育和考试制度之殇。要想浴火重生，惟有大胆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