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想找一种材料来表现。有一天我在市场上溜达，我看很多民工他们买肉皮冻，用小三轮车买一大堆，往建筑工地上运。我想我能不能用这种东西去表现他们，他们是人，但有时候有些人却没有把他们当人，但他们又确实是人，这两个材料正好对应上了。然后我把一些下水，还有方便面也都倒在肉皮冻的人头里。人头模型是倒立的，从脖子灌进去，等把它打开以后，这些重的东西都沉到脑子的部位，你看那些下水、肠子和方便面很像人的大脑。以后我发现这个作品很完美，把我想说的话一下子都说清楚了。我不可能去做一个大理石或青铜的民工。

　　民工头的模型是真人模具，两个管子插在模特的鼻子里，用石膏把头全给糊住了，然后把它打开，模子合好后，把肉冻灌进去，再把模子敲碎。我做了30个，因为这个东西保存时间不长，展示也很困难，后来我把这些人头做成了树脂的。

　　我又做了《100个中国人》，每个人都是用树脂翻制出来的，这样保存下来容易些。每个人都闭着眼睛，因为怕石膏进去，表情有点痛苦，但差不多正好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在过去，人死了要用石膏给它灌一个模，鲁迅也灌过这样的模，但活的人很少这样做。活的人翻出来以后，又像活的，又像死的。

　　2003年，我觉得翻制人头还是不过瘾，我就翻整个的人体。人体也是有表情的，你的生活好和坏，你的精神抑郁或阳光，你的身体也会变成那样。比如一个人经常受欺负，他的身体也会缩小，或者是营养不良。我用原始的方法拷贝和记录这个时代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生存状况，我想如果你在民国的时候翻一批中国人，肯定是和我们现在的人是不太一样的。我做了150个，以后的人可能也不会让你去翻制他们。

　　中国人对自己的身体是很保守的，想说服一个人全身裸体地翻制他，比较困难，我就干脆直接用钱，因为别人需要钱。我说我愿意付1500块钱，你来不来？他说去吧。他都不知道这个人体模型是怎么回事。有的人想做两次，我说不可以，每个人就做一个。后来有的人把他的亲戚、弟弟、老婆或者他的同乡也都叫来，这样子人就慢慢扩大了。本来找一个人，最后就找来了三四个人，这样我就做了这么多。

　　我做《风·马·旗》时给模特的价格更高，因为需要一个月。他这段时间都不能走，每个头发、眉毛、胡子都要按照他的方式去植入，头发是从理发店买的，植得很密，很结实，可以梳成各种各样的头型。原来是我想做蜡像，但蜡像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形，搬来搬去也会坏。后来我跟工人研究用一种新的东西——硅胶，以前没有人用过这种材料做雕塑。硅胶做的手特别像真的，肉和血管也能摸，胡子和脸上的汗毛，风吹的时候感觉很真实。那个作品的质量我很满意，可以保存几百年不变。

　　PS掉的历史

　　在复制立体的“中国人”的同时，张大力感到人的背后，被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所控制，他试图使那个东西“显影”。他发现很多著名的历史照片都是被修改过的，他跑遍几乎全国的档案室搜寻底片，《第二历史》就成了他的书的名字。“谁说艺术家不能用书的形式？”接下来的《口号》也是一样，采用书的形式，“要是有一天没口号指引了，我们会感觉没方向没目标了”。

　　“第二历史”和“口号”这两部分没有出现在此次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的展览中。它们曾在英国和德国展出。

　　《风·马·旗》之后，我做了《第二历史》，做了5年，想表现的是我们头脑里抽象的精神，我们被谁控制，或者我们这种自律的态度是从哪儿来的。这种东西你用画用雕塑，都表现不出来，你没办法画出来那背后的精神。后来我找到了办法，我把中国60年来所发表的、我们都相当熟悉的重要图片，研究了一遍，发现全都修改过。

　　小时候我家有个挂历，周恩来、朱德、毛主席三个人在机场，后面有一个飞机。我父亲总跟我说，旁边还有一个刘少奇，被去掉了。如果你跟同学照毕业照，你的同学都在，惟独把你去掉了，这比杀一个人更残酷。我们过去的历史，你看《资治通鉴》、《明史》记录了对皇家有利的东西，属于正史，别的是野史。文字是这样，可是图片你修完了以后，那张底片还在，正好给我们提供了反思的机会。

　　从1930年代到现在，好多照片实际上全部被修改过。比如说有一个照片是鲁迅在厦门，他跟一帮文人在坟里面照了一张相，鲁迅的前面有一个人，这个人躺在前面的草地里，穿了一件西装。发表时没有，那个人是林语堂。最早发表的时候是刚解放的1950年代，还有后面的版本，几次修改是不一样的。我把几个版本的照片都找到了。

　　还有沙飞拍的照片，有一个人戴着瓜皮帽、红花，后面他父母跟他笑，那张照片叫《送子参军》。驴上有一个三角的旗，被修掉了，因为那个旗上面写的是“我们响应蒋司令员的号召”，后来发表这张照片时把那旗修掉了。那时照片非常少，资源很匮乏，我们要用怎么办？只有裁取我们需要的部分。

　　那个时代修东西太正常了。这些图片展示出来几种情况：一个是我们60年来的文化政策，文化政策也是思想政策的一部分，比如说要表现“高大全”，雷锋个子太矮，雷锋后面没有松树要弄一个松树，把雷锋弄得很高大，这是一种方法，这是文化政策。

　　有的照片修了三次四次五次，有的越修越少，在延安机场的，后面一个飞机场，修了三四次，本来里面有六七个人。最早把博古修掉了，把彭德怀修掉了，把刘少奇修掉了。就剩下了三个人：周恩来、毛泽东、朱德。有一张画叫《开国大典》，当时所有人都在，然后不同的时期把画家叫回来去掉一些人，这张画在历史博物馆，后来他们又把老画家叫回来把删掉的再补上。

　　离现在最近的照片是外文出版社前年出的东西，有一张是毛主席和刘少奇在中南海的草坪里走路，去掉了刘少奇，他们把草地画得特别好，这个不一定是政治问题，他们可能是想突出领袖形象。

　　最诡异的一张是我刚刚搜到的，毛主席在延安宝塔前走过来，后面有梯田、宝塔、很多种田的人在忙乎，这张照片修过几次：第一次只有毛主席，后面的人没了；第二次修掉了田地，平平的特别干净；最后我收到一张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的，为了表现延安的历史风貌，把毛泽东修掉了，变成了一张风景照片。他们还想到那个地方拍照片，可那个地方已经变了，宝塔山底下盖了很多高楼，他们只想要历史原貌，就把毛泽东给修掉了。

　　《第二历史》之后，我做了《口号》系列，我将街头巷尾不同时期的标语口号收集起来，把它们和人脸结合画成一种画。我认为口号就是不同时期的国家精神浓缩，它影响和规范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并指引教导我们生活，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之中。在中国它很重要，要是有一天没口号指引了，我们会感觉没方向没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