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受访：张大力 采访：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 实习生 黄家杨 吴达发自深圳

　　过年过节就别出去画了

　　1987年，张大力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没有服从分配回东北，在北京流浪，没有户口，被吴文光拍到纪录片《流浪北京》里了。

　　张大力1993年在意大利波罗尼亚的大街上，喷出的第一个“空洞的人头”就是他自己。他因为把漆喷在了当地居民的门上而遭遇过一次小小的冲突。当他1995年回国在北京的街头喷同样的人头的时候，他遇到了沉默的人群和找上门来的警察。

　　因为必须趁月黑人静出去“作案”，又不能留名，同时又被城管部门和媒体认为是城市秩序的捣乱者，所以，把西方的涂鸦艺术带到中国的张大力，长时间躲藏在暗处隐姓埋名。

　　2000年，他的涂鸦是在故宫旁边正在拆迁的墙上凿出了个人头形状的大洞——这幅照片登上了美国《新闻周刊》封面，那期的专题是《老亚洲新面孔》。涂鸦15年，发现它在中国由批判的工具变成有组织的国家艺术，他停手了。

　　西方的“涂鸦”艺术和中国历史上的“涂鸦”根本没有关系。西方的涂鸦一是有工具意义，它用的是现代的汽车喷漆罐。第二是形式美学意义。第三是处于劣势的群体，他们为了反抗主流的压迫而被迫寻找公共空间来表达自己的精神和话语权。这三种东西结合的涂鸦具有了让人震惊的力量，涂鸦最后变成了西方艺术重要的一部分。

　　墙上的骂人话和流氓图那不是自觉的涂鸦艺术，胡涂乱画与涂鸦艺术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我做涂鸦已经十五年，我只画一种东西，就是这个人头，很单调很空洞的一个人。我管它叫“对话”。因为在我之前中国是没有涂鸦艺术的，是我第一次把涂鸦艺术画在公共的墙上。

　　我是1995年在北京开始画的，前两年都是匿名的。看到很多报纸一直在报道我，我都藏在后面。到了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前，6月份警察来找我。

　　我那时住在东四十二条，来的是东城区的一个警官。我还没来得及把门打开，他一下子就挤进来了，给我看了一下他的证件。他在屋里到处都看了一遍，我给他倒茶，给他烟。他就在那儿坐着，不喝，也不抽，用眼睛看着我。后来他突然说：“是你画的吗？”我说不是。实际上这个回答的过程你已经招供了。

　　我给他看了我的毕业证，我说我是一个画家，美术学院毕业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一个人画的，它是一种现代艺术，在国外非常普遍，叫涂鸦。我给他看我从国外带回来的画册，像基思·哈林、巴斯奎特等人的涂鸦。我说这种形式在欧洲非常普遍。后来他来找了我三次，往上反映情况，他说香港要回归了，你弄这个什么意思？

　　后来这个警官不来了，管我那片胡同的片警又来找我。片警还不错，因为这些年轻的片警受过很好的教育，都是警校毕业的。后来就坐下来聊画画的事儿，他发现我还是一个文人，不是流氓。后来他跟我说，现在情况宽松了，你在家里画什么都没关系，但你到外面画，给我们增加了很多麻烦。他说，你过年过节或者五一、十一的时候就别出去画了。

　　香港回归之前的6月份开始，北京的大街小巷全部粉刷了一遍，那个胡同全刷成灰色了。我的作品也被涂掉了。那些街面的大楼有的涂的是淡黄的，有的是红的。过了那个月我又开始画了。后来这个城市慢慢地接受了，很多官方的报纸和杂志都在报道，报道的照片也登出来了，说这是北京一道亮丽的风景。

　　现在涂鸦艺术变成了一种城市文化，在北京很多涂鸦墙是政府组织做的，涂鸦墙画的是“中国加油”。重庆有一条街是市政府做的涂鸦，找了很多艺术家，把整条街都给涂了。从楼顶一直涂到楼底下，花花绿绿的，但是这个建筑很难看。

　　涂鸦是表达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工具，当用涂鸦来做宣传的时候，它已经失去原来的含义和力量。从2007年之后我不做了，我觉得涂鸦已经变质了，已经失去了原始的力量了。

　　涂鸦在西方也是强弩之末，失去了它原有的力量。因为他们当年那些反抗的人，用这种东西说话的这些人，像哈林，像巴奎斯特，他们都进入了纽约现代美术馆了，变成了国家主流的艺术家，一张画可以买到三四百万美元。

　　涂鸦这种艺术是196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主要集中在哈林区，因为这些人的生活条件很差，在主流社会里没有发言权，所以他们用涂鸦这种东西去表达他的意见。它有一种力量，就是能够很迅速地把话说出来。涂鸦是一种反抗的姿势，一旦它争取到主流的话语权的时候，它的力量肯定是不强了。涂鸦在西方从反抗者变成了文化主流，又变成了国家文化的一部分。

　　肉皮冻民工

　　张大力在北京有将近2000平方米的画室，但他总觉得和中国最广大的民工群体无异，“我们都是民工，我也是。”他先是用肉皮冻做了30个民工的头部雕塑，接着用树脂做了100个，他称之为《100个中国人》。

　　肉皮冻是张大力在建筑工地看到的，他说民工每天到市场买廉价的肉皮冻当肉吃，他就直接用肉皮冻这个材料制作“民工”：“他们也是这个材料。”张大力说他不可能去做一个大理石或青铜的民工。

　　光做头不过瘾，他干脆翻模整个人体，于是有了《种族》，材料也换成了玻璃钢的，这个系列雕塑有150个。

　　最后材料换成了从来没有人用过的雕塑材料——硅胶，制作了13个，每个人都骑着马，马也是真马做的标本，这个系列叫做《风·马·旗》。他强调重复和数量。

　　他选用的材料从肉皮冻到树脂，再到玻璃钢和硅胶。这些雕塑都是直接用真人来“翻模”，不做任何粉饰和添加手脚。因为在他看来“艺术的问题不是美的问题”。《肉皮冻民工》我原来想表现中国的环境改变，城市化的过程造成的剧烈反差，好像被轰炸机炸了一样，遍布残垣断壁。想表现在城市化当中谁是城市化的主人，还有谁主导了城市的这种变化。从农村来城里打工的人，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人，他们的数目非常庞大，他们的想法和生活方式会改变这个国家，表现这些人就是表现中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