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非常感谢，她的介绍对很多的企业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作用，她的发言也雄辩的证明了中国的政府正在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非常到位，下面有请李向阳先生演讲。

　　李向阳：各位早上好！非常高兴能参加《中国新闻周刊》举办的这一次如何帮助中国外贸走出下滑困境的讨论会。

　　当时跟我联系的时候，我对这个题目很紧张，首先我对这个题目没什么系统的研究过。

　　谈对策之前，我想在宏观层面有一些问题我简单的说一下，正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外贸出口约束越来越严重，而这种外在的约束有些已经成为定局，有些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比如说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出口企业的需求，带来的需求下降的约束已经成为定局，这一点没有人提出异议。

　　同时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这一场金融危机本身起源是因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不可持续了，而过去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出口维持高速增长，是因为美国的负债消费来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强大的需求，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及其未来，即使结束以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的这种储蓄消费以后将发生变化，甚至最悲观的估计就认为私人消费投资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从目前的70%的贡献度肯定会下降10%或者更大的幅度，那么这样从总体上可能在中长期里面都会对中国以及整个新兴市场经济持续的出口带来影响，对于这个问题本身是有争议的，如果我们能够认同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包括一些企业，甚至一些领导认为，我们在走出这轮金融危机之后，我们还能维持3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第三个，在宏观层面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和汇率的关系，因为在谈到出口的时候，最直接的就是人民币汇率。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当然希望人民币汇率能够通过贬值的方式来促进出口，但是从国家的角度，尤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依靠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来促进出口，可行性很小，即使就这么一个问题也存在争议，这两天大家关注的热点就是美联储收购美国国债所引发的美国通货膨胀的预期风险和美元的下跌，使得人们担心，客观上对人民币的汇率正在构成被动的压力，美元的下跌和美国通货膨胀的上升对中国的影响又是复杂的。

　　下面我就谈一下如何帮助中国外贸走出下滑困境，因为谈这个题目需要对中国的外贸企业做系统的研究，坦率来说，我对这方面没有做过多研究，我就简单的谈几个方面的可能性，一些感触。

　　第一个，在目前外贸企业，中国整个出口增速严重下滑的情况下，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首先我想从政府或者是从管理者的角度提供出口信贷，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各国资金严重的匮乏，前不久我看到世界银行一个官员对全球的贸易融资做了一个评估，随着金融危机不断的深化，目前全球贸易融资的缺口已经扩大到1千亿美元，跟4个月前相比，这是3月份的时候的一个报告，就是跟去年年底相比，这个缺口扩大了3倍，可想而知，金融危机跟贸易融资的缺口存在着直接的相关性，国际贸易里面，贸易融资是推进贸易，尤其是推进出口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也就是说进口方现在越来越面临着资金困难的情况下，那么这种融资缺口加大，客观上是限制了贸易的发展，而中国在这方面跟其他国家相比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可以促进外贸企业的顺利发展，在这方面应该是有可改进的余地，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在面对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情况下，这种贸易融资缺口的加大，如果我们无限制地或者不加选择性的选择给予提供出口信贷提供融资的话，还面临着战略的风险，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通过促进出口信贷来促进我们的出口，另一方面我们还得高度关注债务违约。

　　第二个，我想谈的就是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的竞争率，因为在金融危机条件下，各国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消费者手里没钱，消费习惯改变了，而从中长期来看，整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储蓄消费结构都要发生变化，因此，对于价格的这种，价格在贸易中的，在决策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在有钱的时候可能人会掏很高的价格来购买一些所谓的名牌产品，所谓的环保产品等等，甚至把一些社会责任一些标准都加进去，前两年我们还记得发达国家很多人愿意出高价来购买这个产品生产过程当中符合劳工标准，符合环保标准的一些社会责任，他的质量没有任何差异，仅仅是因为生产过程当中符合他的理念，所以他愿意出高价，我想在金融危机阶段及其今后一个时期里面，这种现象可能越来越少。因此，价格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又必须同时说明，提高产品的价格竞争率并不是说需要中国企业进行…，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反倾销的案例越来越多，价格对贸易的影响，我们前两天刚看到印度刚刚推出印度塔塔汽车推出1800多美元最便宜的汽车，准备在美国销售，2011年准备在欧洲销售，这个事例就表明，包括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放在视野放在发达国家，其他的国家也有这样的经验，日本在70、80年代面对石油危机的时候，推出的节能汽车曾经使日本汽车在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领先于全球，前两天我看到一条消息，英国的葡萄酒波尔多开始重新返销法国，因为英国没有销售量，他们甚至说下一步高档葡萄酒的销售地区是西雅图，发达国家对价格的关注程度会有多高你就可想而知了。另外一个事例，世界上最知名的消费商联合利华做的一个报告，联合利华原来生产的产品一直是消费品当中的高档产品，但是他们现在说，他们的高档产品卖不出去了，低档产品黄油、蛋黄酱反而好，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普通消费者不再进餐馆，越来越多的在自己家里制造三明治，所以消费结构，经济危机对消费习惯，消费结构的变化需要我们重新来看。

　　第三个方面，出口企业需要积极开展尤其是中国的国际需要进一步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因为多年来我们的出口更多的面对的是发达国家的市场，而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非洲、拉美的市场关注程度比较低，而在这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当中，发展中国家整体来说跟发达国家相比，受冲击的程度比较低，当然他们的收入程度比较低，有刚性，所以开拓这一块应该是我们保护稳定我们出口在战略上的一个举措。

　　第四个，扩大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长期以来我们出口大家谈的很多的，包括转变出口方式等等常举的例子，中国企业出口的规模很大，但是收益很低，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产业的上游跟下游竞争率太低，而我们所做的更多的是微笑曲线的，就是附加值最低的制造这个环节，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总需求量减少的情况下，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WTO预测今年要下跌9%的情况下，我们出口如果要制定20%的增长率是非常不现实的，我们只能寻求其他的，比如说靠附加值的提高，靠在上游和下游产业高附加值的投资，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对我们的出口企业，在这个阶段都是应该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第五个，中国的一些部分有竞争力的企业，能不能通过对发展中国家，通过FDI异地投资来拉动出口，发达国家我们走出去主要通过购并方式，这跟我们出口没关系，而对于异地投资，异地投资更多的是对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绿地， FDI的模式，客观上带动我们国家本企业甚至上游产业的机械设备相应的一些投资，当然我们说指望这种做法来对于出口拉动的功能并不是特别大，但是这也是可能的一个选择。

　　最后一点，刚才薄女士已经讲到了，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消费品出口生产企业需要提高产品质量，符合国际标准化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因为在过去2、3年内，中国包括食品，包括玩具等等消费者在安全标准，在安全标准、卫生标准、环境标准甚至劳工标准等等方面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上的批评，而在金融危机阶段，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来，不仅是应对当前的危机，更多的也是应对危机，走出危机之后，我们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必然的措施。

　　刘彦：下面有请隆国强先生发言。

　　隆国强：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来参加《中国新闻周刊》的研讨会，和新老朋友一起就外贸出口来讨论，这个话题很严峻，非常沉重。

　　前面两位发言人都做了非常好的发言，有很多真知灼见，非常受启发，我就做一点补充性的发言，要应对出口严峻形势，第一个我觉得我们要搞清楚影响我们出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出口实际上民营出口到去年11月份迅速下滑，由正转负，但实际上出口增长率早在去年上半年就在下滑了，出口企业的困难从2007年开始就逐渐的显现出来，影响出口企业困难的因素也是在逐渐的变化，在去年的8月份以前主要是成本因素、政策因素，也有一点汇率因素，成本因素包括原材料的涨价、劳动成本的涨价，环境成本的涨价等等，政策因素大家都知道在07年的时候为了落实顺差的…，从去年8、9月份以后应该说影响因素有可能改变，很多成本因素向好的方面在转换，产品大幅度降价导致出口成本也在下降，老公成本也在下降，融资成本也在改善，最突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人民币大幅度升值，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元的汇率不但没有贬值，反而强劲升值，去年7月份到9月份，人民币升值了7.38%，这个幅度可能是从05年7月21号人民币开始重新实现汇率以来，累计的幅度都没有升值这么多，随后随着美元的走软，人民币也有所回落，但到今年2月份，人民币升值幅度再次加大，这对我们出口企业来说，本来就遇到很多困难，加上人民币的汇率快速升值，所以出口企业困难是可以想见的。

　　第二个政府因素，进口在短期内大幅度的萎缩，这个首先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实体经济在我们的主要出口市场出现了价格下滑，通货紧缩，进口商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融资上出现的困难，还有的进口商破产了，最可怕的就是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形势，进口商也不大敢了，原来一个单子现在就分成十个，而且交货期很严，这个萎缩的不仅仅是中国，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进口的萎缩是所有国家都碰到了同样的困难，中国相对来说可能还不是最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当前影响我们最突出的两个因素是外需出了问题，外需出问题的同时，中国人民币还在升值，我们相对价格竞争力正在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讲下一步怎么走出困境？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认清形势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目标。

　　我们已经维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即便在去年出口增长率也很高，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定一个超越全球比如说负的9%，也有人说我们要保8，要同步，我觉得我们要定一个切合实际的出口的目标，这个目标怎么定？我觉得考虑远近结合，所谓近就是眼前我们到底什么样的目标合适，我觉得保市场份额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中国的出口速度不能低于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不至于让我们的市场份额输给别人，要做到这一点也还是有相当大的挑战性的。

　　第二个，还有另外一个目标，要保出口企业，保出口份额我觉得是保眼前，保出口企业是保未来。保出口企业这个目标可能很多人也都没有，觉得跟保出口是一码事，还是有差别的，我们现在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大浪淘沙，出口企业我们可以让它瘦下来，但是不能让它死掉，随着市场的复苏，如果我们企业还在，我们就可以重新扩大规模，组织生产来抢占国际市场的份额，在这场危机下面，他们叫金融海啸，既然是海啸，你会发现，不管是健康的人还是不健康的人可能都会被淹死，死的不仅仅是不好的企业，不像有些人说我们应该利用这一次危机，实现优胜劣汰，把落后的生产力淘汰掉，在这种冲击下，可能坏的企业自然会死，那没得说，但好的企业也会死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应该明确的提出来保出口企业，如果说我们提出保出口企业的话，可能和保出口，政策的选择是不完全一样的，有时候保出口，比如说通过一些政策措施，鼓励它出去了，签了订单了，但是就像刚才说的面临很大的社会风险，出去以后收不回外汇了，直接就死了，企业就活不下来了，那么我们现在保出口企业的话，最关键两点，一个就是要解决出口企业的融资问题，资金链断了，企业自然就死了，就像我们讲的队伍不能散，首先要解决它的融资，大量的出口企业都是中小企业，我们最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企业总体的环境改善了，但是你要仔细来看，银行更多的是推崇有政府项目的大企业，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依然十分严峻，银行它也是企业，我们不可能说把风险转嫁给银行，那谁来承担风险呢？我觉得还是政府，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老在讲说，政企携手，共同时艰，政府在这个时候要干什么？可能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让企业活得比较好，政府承担风险非常重要，可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应该共同努力在解决融资方面，除了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外，还需要财政拿出一些钱做融资的担保，实际上就是把风险从银行转嫁出去，当然我们的银行已经做了改革，这个不能否认，比如说很多出口的订单，社会的单子可以拿来做抵押等等，比如银监会要求我们商业银行必须成立中小企业的融资部门，先必须得有一个庙，有了庙和尚就得干事，否则的话你不成立一个机构，可能就没有人去关心这件事，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们从大的方面考虑确实有风险，所以政府应该考虑，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来做中小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

　　第二个，要引导中国的出口企业，利用好我们国内的市场，在全球我们比较看一看，我们还有什么优势？其实你会发现，中国整个国内经济还是稳，金融体系稳，经济发展还是稳，虽然在下滑，这跟很多不管是我们市场还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你就会发现很多国家的金融市场出了问题，实体经济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利用好国内市场，让中小企业适当的靠国内市场活下来，利用内销活下来，内销有没有市场？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是最近有一些例子，前两天有记者给我打电话，说北京有一个外贸大集，北京市商务局组织的外贸大集，把外贸出口产品转向内销，生意火得不得了，说湖南一个超市到东莞摆一些原来的外贸出口产品，打上超市的商标在超市内销，生意好得也不得了，你会发现，我们出口商品在质量上、价格上还是有相当的优势，而国内的一些，我们表面上老说产能过剩，竞争过度，但实际上如果大家还去商场买东西，你会发现有一些细分市场，你要买男装，你要不就买便宜的质量很次的夹克或者贵的离谱的所谓的品牌，中间其实还有，我们中产阶级很需要的比如说价格也比较试种质量也比较好的，其实买不到，很多人出国买什么？我知道的好多人，到了国外去买中国制造的夹克，我们的细分市场还是有很多的，利用国内市场让我们出口企业活下来，这是我们的优势。

　　最后一个方面，当我们看到危机的时候，还应该着眼于长远看到危机带来的机遇，什么机遇呢？刚才李向阳也讲了，中国企业缺什么？缺设计？缺知识产权，缺品牌，缺渠道，这一场危机毫无疑问给我们带来了重大的机遇，除了刚才讲的要走出去，异地投资带动出口以外，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我们的一些主要市场企业的价值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收购的方式，获取国际的品牌，获取国际市场的渠道，可能是一个难得的，也是百年一遇的机会。

　　刘彦：隆部长的发言证实了逻辑的完美，他首先说咱们研究如何走出困境，先说原因是什么，给出了几个原因，8月份以后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的相对升值和外贸短期的大幅萎缩是主要原因，然后对于如何走出困境给出了一些非常实际的建议，最后，在如何走出困境当中，首先说了目标应该更实际，另外保中国企业还是保出口之间给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他认为应该保企业，而不是仅仅保出口，对于如何保企业呢？又有一些非常细微的建议，最后提出了中国企业的一些机遇，非常感谢。我们欢迎下一位演讲嘉宾是商务部的研究院的研究员的梅新育先生。

　　梅新育：刚才几位讲了很少，主要是做一点补充。

　　首先我想我们的讨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困境，首先需要明确一下指导思想，因为措施有很多，但是不同的措施有不同的作用，甚至也有不同的负作用，我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在讨论这个的时候需要明确一下指导思想。

　　第一条指导思想，保护中国出口产业，而不是保护中国出口，这一条我想应该是感谢国强兄，因为是国强，我很赞成国强兄的说法，要保护出口企业而不是保出口，我很赞成这个说法，但是还想把这个更进一步强调一下，保护出口产业而不仅仅是保护出口企业，为什么要保出口产业呢？在危机时期不能指望保持原有的市场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原有的市场份额就算成功。特别是像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传统的制造业产品，我们产能、产量和出口量可能占世界市场80%、90%，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市场容量萎缩到了原来70%甚至50%的话，我们还想指望原来的那种产量和出口量，那恐怕是做梦吧！除非是我们的航天部门能够在火星上面给我们另外造一个文明市场给我们作为出口市场。第二点，尽管我们仍然要保持大规模的出口以利用海外资源和市场，这对于我们人口众多、资源不足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在付出劳动和资源之后换来的只是大量的废纸，前几天伯南克先生的那一项决策已经再次告诫我们这一点，无异于在告诉我们，在告诉中国企业和中国商务部门，你们不要太卖命地向我出口，有可能换来的就是一张废纸。第三个，我为什么觉得有必要把国强兄的说保出口企业，而不是保出口这句话进一步发展一下，就是保出口产业，而不是保出口企业呢？因为企业有生有死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不能够保证所有的企业都继续生存，特别是在危机的时期，但是保证产业生存、发展，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也应该去努力做的。

　　第二条指导思想，不能为了“保增长”而牺牲“调结构”。目前当我们宏观政策的侧重点从抑制过热转向保增长以后，好像我们的政策出现了全面大幅度的倒退，很多几乎是许多，似乎是有这样一种趋势，无论是怎么荒谬的副作用何等强烈的措施，只要打起保增长反危机的旗号，似乎都可以堂而皇之的提出，并且付诸实施，这样的话我想这种做法是不好的，不能为了暂时的一些困难来牺牲我们长久的利益，而换来的只是日后更大的更难以克服的困难。

　　第三条指导思想，我们要防范我们出口企业中国出口的帮助措施的负面后果，我非常赞成唯物主义的思想，任何事物都一分为二，当我们在讨论哪些措施能够对我们渡过难关有帮助的时候，我们都必须来考虑它的负面后果，尽管为了渡过当前的难关我们必须采取某一项措施，但是我们必须对它的负面后果有思想准备，这样在任何负面后果暴露的情况下，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第四条指导思想，我们要考虑帮助措施的成本和收益。毕竟我们能够采取的用来刺激经济增长，保增长，可用的资源是有限的，并不是无限的，我们要考虑这个帮助措施的成本和收益，要选择对我们效用最大化的收益。

　　第五条指导思想，要在“危”中寻“机”，任何外部的冲击同时也都意味着新的，在所谓的繁荣时期所不能够遇到的机会，如果说我们的前辈在70年代以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当中，我们的前辈已经为利用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促进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我认为是非常光辉的范例，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更有必要总结前辈他们的成功经验，创造更加辉煌的范例，“危”中寻“机”的范例。

　　根据这些指导思想，我想可供选择的具体措施包括这样一些。

　　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为中国企业创造尽可能正常的贸易环境；在我们国内的环境不用说了，保增长的力度，氛围都是完全具备的，但是在国际市场上面，我们需要遏制贸易保护主义风潮，像购买美国货这项措施，本来适用于政府采购市场，中国并没有加入政府采购协定，所以这个市场上的既得利益本来就不多，就不必对这个条款对我们构成的现实的杀伤力估计过高，我们要做的是防止这个条款无限制的扩大引用。

　　第二点，利用机遇，为中国企业争取更好的准则；正是西方国家他们在繁荣时期希望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某些规则，在这种危机时期，他们自己的行动凸显出来这些规则的荒谬之处，我想这也是为中国企业争取更好的规则。争取规则的竞争是最高层次的竞争了。

　　第三个，适度运用财税政策，在财税政策方面，就是加大出口退税的力度，这方面讨论的比较多。我想如果，反正既然我们的财政还有余力，如果有必要在确保我们这以内的措施不至于引发竞相的财政倾向的贸易战斗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适度的进一步加大出口退税的力度，特别是对我们的先进制造业产品出口退税力度。但是我们对我们这些财税措施，加大出口退税力度这些措施对它希望达到的目标的定位是什么？我认为对它希望达到的目标的定位不应该指望它成为维持以前我们落后模式的救生圈，我们应当只能是指望它成为渡过淘汰海外竞争对手淘汰赛的助手，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危机期间，它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和海外竞争对手之间进行的一场淘汰赛，大家都在熬，都在马拉松跑了10公里的情况下，个个都是张着大嘴喘不过气来的阶段，谁先倒下来了，就意味着同样难熬，但是能熬过这一段的就胜利了，中国企业有更多的优势条件，这起一个帮助我们的企业渡过这场淘汰赛的作用，而不要指望永久性的维持落后的局面。

　　第四个，还有产业升级。

　　第五个，还有出口转内销，但是本身有限，不能指望太高。

　　下面我想就升级视角下的认证工具说一些。

　　我们为了帮助中国出口企业，出口产业更加充分的利用认证工具，这确实是有必要的，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都不可能允许认证市场完全掌握在外国市场当中，这一点需要明确。

　　海外的认证机构他们和很多机构都是希望更充分，更大程度的进入中国市场，我也很理解这是一种争取的目标，而且我的同学里面就有人在河南的外资的认证机构里面工作，但是我想，海外的认证机构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他们所期望的进入市场准入的目标需要定得恰当一些，不能够定出太大太富有侵略性的目标，如果定出来是，争取的是太大太富有侵略性的目标的话，那么它可能是导致日后非常强烈的反弹，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的话，所得反而不如定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

　　刘彦：谢谢梅先生的发言，十分精彩，充分显示了思想和学者的魅力，其中我概括总结如下：

　　三点非常明晰，指导思想，指导思想里边，特别核心的是不能为了保增长而牺牲调结构，我滥用一下主持人的职权，这正是本刊一直强调的，我们要关注更长期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短期利益。并对成本和收益做出了考量，对具体的措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特别是在适度运用财税政策方面，我想对于隆所长待会儿的时间还可以有更细致的交流，因为他提出了财政担保，梅先生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另外梅先生在认证工具上也有自己的想法，我想待会儿的讨论时间也还可以和赖总有一个交流，下面我们欢迎桑百川教授。

　　桑百川：很高兴有机会来参加《中国新闻周刊》的研讨会，前面几位嘉宾的发言给我很大启发，我这里补充或者说提出一个看法作为交流。

　　我认为在中国现在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直接面对的主要问题是防止深度衰退，事实上中国的外贸的下滑已经不可避免，防止深度衰退可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只有稳定外商投资，才能够真正的缓解外贸深度衰退。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体，在2008年的时候，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占到全国出口的比重55.3%，这是最低的一年，也占半壁江山以上，加工贸易在中国外贸当中所占的比重很高，我们的加工贸易大部分都是外资企业来完成的，就是隆国强部长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在2008年10月份以来，外商投资企业本身的出口下滑的速度非常快，增长速度下滑比较明显，无论是它的市场份额还是增长的比例都是比中国国内的外贸的总的状况要更糟糕一些。2009年的前2个月已经延续了这样的趋势，3月份可能也同样是这样的状况。

　　由于外资企业出口，特别是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下滑，也加剧了中国出口的上涨，可以说是中国出口的决定力量。因为外商投资是中国外贸的主体。

　　尽管从统计数字上来看，或者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做一些质量分析可以看到，08年10月份以来，我国外贸下滑的速度是高于外商投资的下滑速度，外商投资下滑速度甚至在2月份有相对收敛的迹象。但是，这只是从增量的外商投资角度来看，从存量的外资来看，压力非常大，早在2007年的下半年，08年上半年，金融危机还没有在全球肆虐的时候，特别是没有波及到中国的时候，外资在中国的撤离已经非常明显，所以在美欧的市场还没有大量的萎缩的情况下，我们在欧洲在美国出口的份额已经在下降了，这与外资的撤离是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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