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下滑，它的主要因素，学术界也都有很多的分析，刚才国强部长他也谈到了中国出口下滑的影响因素到底是什么，外资企业的出口下滑有一些更具体的原因，但是总体上我与国强部长所谈的是一致的。

　　我们这些年来，学术界和社会上包括新闻媒体都一直在说，中国的外商投资带来了加工贸易附加值低，我们应该调整，要追求自主创新，要加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要调整经济结构等等等等，社会上提出了很多的很好的看法，但我个人以为，我们必须正视中国作为二元性结构的现实，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一个典型的双重二元经济的国家，我们既有产业上的二元结构，也有区域上的二元结构，作为区域上的二元结构，我们和很多的东亚国家是不同的，东亚国家通过发展加工贸易走出口导向型的战略，最终陷入了困局，不得不做出战略性的调整，中国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区域上的二元结构表明即便沿海遇到了挑战，但是内地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内地仍然有很多发展加工贸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条件，我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还可以再利用至少15年，做出这个判断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中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实际上仅仅走了不到20年的时间的路，我们工业化的进程还相当的漫长，大量的农村中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那么现在已经有1.3亿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到城镇去务工，而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又有2千多万人出现失业，我们18亿亩的土地充其量只能吸收1.8亿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那么乡镇企业可能这些非农产业牺牲1个亿，这样我们至少还有9千万左右的劳动力从土地上需要转移出来，每年大约转移出来600、700万，这就需要差不多15年左右的时间，如果我们不完成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国的产业上二元经济结构是没有办法转成现代结构的，中国完成工业化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我们的现实。所以，既然我们有无限供给的充裕的劳动力的资源，那我们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劳动力进入国际市场，特别是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实际上是变相的劳动力出口，这一点我和很多人的看法可能不完全一样，很多人以为我们现在应该对原来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加快结构的调整，甚至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更快地追求自主创新，但实际上我们作为二元结构的国家，必须两条腿走路，我们不能因此就偏废中国加工贸易，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发展这样的条件，我们也必须有效利用这个基础，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

　　基于这样的判断，我认为在沿海地区，我们加工贸易主体外商投资企业发展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他们谋求外移，与其让他转移到国外其他地区，不如向内地转移，这是市场的选择，不是政府的选择，也不是我们学者的选择，事实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顺应这样的趋势，政府做有效的引导，内地承接一些加工贸易的转移是对稳定外贸一个重要的手段，内地承接转移的时候，我觉得必须明确中部作为承接沿海FDI的转移，中部地区有特定的优势条件，否则区域之间互相竞争，可能投资高度就会分散，形不成集群效应，东部地区可以选择区域中心适当集中，就像我们当年设立特区，集中吸收外资一样，在东部的中心区域形成这样的区域中心才能够稳定我们出口的主体。另外中部地区在吸引沿海外资转移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劣势就是产业链不够完整，通过培育完整的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提高企业的配套能力，这样才能够升级我的加工制造业，升级加工贸易，另外还必须得有效降低加工贸易内移的成本，因为加工贸易内移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物流成本，最主要的，怎么样有效的降低物流成本，也是我们综合考虑的问题，另外劳动力成本还有土地的成本，行政成本，降低金融成本，这些东西综合考虑起来之后，它可以有效的提高投资的回报率，当这些外资在中国稳定下来，企业生存下来，可能供给稳定了，我们的出口才可能有保障，仅仅从需求的角度上去做文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国际的需求不是我们决定的，我们所做的文章并不多，供给决定需求。

　　刘彦：我个人认为从桑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来说非常有价值，观点下面我们可以详细讨论，有很好的微观的视角，深入企业内部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内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然桑教授重点是给我们洗脑，着重于观念的认识，所以我想在下面的环节可以有具体的交流。下面最后欢迎赖伦辉先生演讲。

　　赖伦辉：谢谢，首先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个论坛，刚才专家都在宏观的经济出口方面已经发表过他们的意见。 我会从认证企业的观察和视角出发，谈谈在面对当今金融危机的冲击时，中国的制造企业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应对。也欢迎在座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并分享你们的见解。

　　我大概2个星期之前到过日本，拜访过一些我们的客户，我发现在我们中国内地的企业抱怨为什么出口量一直往下的时候，我跟日本的客户沟通发现他们的状况比中国大陆的生产商企业更惨。我们看到外国的买家，美国的买家，欧洲的买家到亚洲来采购货品的时候，是慢慢把一些定单从日本、韩国转到中国内地来，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在经济环境下面，消费者现在都是比较看成本，价钱很重要，而中国制造的产品，价钱便宜，同时质量也不错，所以就变成外国的买家过来的时候，就把订单慢慢转过来给中国大陆的生产商。

　　另一方面，如果是我们跟美国、欧洲的买家谈的时候，感觉他们比较关心的事情就是中国产品的品质跟安全，所以，如果中国的企业在这两方面做好一点的话，未来经济危机过去以后，中国在美国、欧洲的市场份额应该会大大提升。我认为此次金融危机背后也蕴藏着机会。不等不靠，危中寻机。与其被动等待市场的解冻，还不如借机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创造产品附加值。通过此类积极应对的手段，修炼内功，在产品品质上求新求变，适当进行不断产业升级，为经济的回暖做好充分准备。我们相信外向型的中国企业必定能度过危机，并有机会实现弯道超车，在世界竞争中抢占先机并脱颖而出。

　　作为一个认证机关，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品质和安全方面为中国的企业做一些事情。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在五方面协助中国的企业：

　　第一个，从质量管理体系上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中国人想来都信奉“开源节流”，同样我们认为中国制造企业所应采取行动的第一点就着眼于此，将企业的管理和运营纳入到精细化、规范化、可预见的管理体系模式中，运用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理念武装上至企业第一决策者、中至骨干部门经理、下至生产第一线员工的所有利益相关人。

　　UL从1989年起，就开始为客户提供可靠、高价值的管理体系认证服务，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过程审核方法的认证机构。自2003年起，UL开始为中国的客户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在面对中国企业时，UL扮演着“管理体系解决方案提供者”的角色， 一方面推动企业管理体系的改进，另一方面提升客户对企业的信心，以促进企业的业务发展，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帮助中国的企业应对来自全球的竞争。

　　简单概括一下，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应对困境的第一条建议就是，从管理体系着手，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并通过增强采购客户对其管理水平的信心来提升竞争力。

　　第二方面，我想说的是企业的员工技术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技术创新能力。二十一世纪是“人才战略”的角逐，企业员工专业素质的高低、以及企业对培训以及创新的重视程度，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长期保持其竞争能力。所以，我们建议，应对危机也可以从加强员工专业培训，鼓励研发与创新方面入手，从而加速技术升级，抢占高利润的高端市场。

　　从认证角度来看，专业工程技术能力是一个制造型企业生存的根本，因此，拥有资深的技术人员也是对企业至关重要的。经过一百多年来在认证领域的经验积累，UL就能为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专业的培训，帮助他们了解产品标准和研发动态，并且也可以和行业内的技术专家进行交流，帮助企业从根本上把握质量和安全的技术原则。参加专业和有针对性的培训能够帮助企业的工程及决策人员及时把握全球标准和质量体系最新修改动态和发展趋势，分享行业专家和专业工程师在产品安全设计上的实际操作经验，帮助企业在组织内部灌输质量和安全的准则，从而最终实现技术升级。

　　在UL有一个专门的培训部门，叫做UL University，就是为业界及公众提供各类的安全专业技术及知识的服务部门。我们通过公开研讨会、个性化的圆桌式培训课程、员工认证计划、在线研讨会及网络广播、在线课程以及在线书籍和影片等多元化的培训方式，提供多种培训内容，可以满足企业适应全球经济变化的需求。UL University平均每年举办200多场公开培训课程，多年来，为包括米其林轮胎、库柏电子、开利空调、奇瑞汽车、江铃汽车股份在内的多家国内制造企业的3万多名工程技术和质量管理人员或供应链管理专业人士提供定制的培训服务。行业涉及航空航天、汽车、电子电器、化工医疗等高科技产业。

　　总结来说，人力资源是第一核心竞争力，尤其面对如今的金融危机，人才也就显得更为宝贵。所以，UL也秉持这一理念，在对企业的人力管理方面投入更多努力。

　　第三方面，与行业协会和相关机构合作来提升

　　帮助企业认识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性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UL充分认识到，与政府机构和产业各界的共同合作，才能支持稳定的发展。多年来，UL通过与国家认监委、行业协会和领头企业的合作，共同在标准解释和制定上有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从而才能帮助中国出口企业达到技术升级的目标，帮助中国企业走向国际。

　　同样的，对于制造企业自身发展而言也是如此。按照国家的发展规划方向、结合行业信息，并拓展产业脉络，才能应对各样环境的变化，实现平稳成长。完全倚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在市场上生存的，所以基于多方的交流与合作企业也才能走得更稳。

　　在这方面，UL也有一些经验的借鉴。目前，UL已经与中国电子商会、家用电器协会、中国制冷空调专业协会、中国照明电器协会、中国消防协会等建立了广泛、且深入地合作关系。在美国本土地区，UL也是与美国能源部、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等国外机构或协会，开展国际性的交流与互动活动，帮助中国企业以及各行业协会在加深对国际趋势了解的同时，也加速融入国际相关标准的制定中，逐步创造发言机会，让中国各行业的发展也影响并引导国际相关行业的进程。

　　第四方面，刚才有专家也提出过面对美国、欧洲市场的向往，可能中国的企业另外一个出路就是看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比如说东南亚、非洲的国家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开发他们的市场，UL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在过去每一个认证机关基本上都是专长于一个市场，一般人都觉得UL是美国的认证机关，其他的一些欧洲的认证机关都是被市场当成是一个专长在欧洲市场的认证机关，但是过去10年我们已经慢慢从一个美国的认证机关变成一个全球的认证机关，除了针对北美市场提供认证服务以外，UL也为企业提供进入欧洲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认证服务。并且，UL的技术专家还致力于国际标准的协调研究工作，致力于帮助企业的产品畅行国际市场。

　　UL可以提供一站式的服务给客户，客户不需要跟不同认证机关打交道，才拿到他们需要的认证服务，就找UL就可以了。UL提供的“一站式”的整体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控制产品的质量与安全。也就是说，UL从一开始就参与到产品的研发阶段，帮助企业在产品设计、生产的初级阶段就能结合安规要求，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产品因不符合标准而造成的成本损失，并缩短了产品上市的时间。在样品符合UL标准要求并获得UL认证后，UL还有一项后续的跟踪检验服务，帮助企业保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以确保所有流向市场的产品始终符合UL安全标准，避免发生事后的产品召回。这种一站式的认证服务，正是出于为客户“开源节流”的考虑。

　　最后一点，我们希望提升在中国大陆本地化的服务，UL在中国的市场已经有30年，现在我们在中国的6个城市有我们的办事处，包括北京、苏州、上海、广州、南京、重庆，在广州跟苏州有实验室，现在面积大概16000平方米，可以为家用电器、信息技术设备、太阳能光伏、电线电缆、汽车和医疗器械等十几个行业的产品提供本地化的检测和认证服务。我们在中国有超过600个工程师，可以协助客户的项目，从以往来看，现在大部分中国客户的案子我们都可以用本地中国大陆的工程师去完成，大大提高我们对客户的服务，同时间也把客户开发产品的周期压缩，也可以通过我们本地的工程师为中国的企业提供培训。UL将来也是把中国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所以未来也继续会在这个市场投入我们的人员跟资金，并将UL的使命，就是“为建立一个更安全的世界”也带到中国，积极为中国消费者宣传安全理念。刚才也有专家说过，可能中国的企业慢慢都从沿海地区，慢慢往中部、西部去开展，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谈的UL怎么样在未来为中国的中部、西部的客户提供服务。

　　最后，我代表所有在中国从事产品检测和认证的服务机构，以及UL中国的全体同仁，预祝中国企业走入危机、持续健康的发展。并且，UL也将继续尽心竭力，全心全意地提供专业、优质的服务，与中国的制造业共同成长！我们期待着与各位一起，为建立一个更安全的世界而共同努力！谢谢你们。

　　刘彦：赖先生是用手写的纸自己写的来发言的，所以态度非常诚恳，也能看得出来。我简单总结一下，可能梅先生有不同的理解，下一个环节再说，首先赖先生强调的一点是说UL企业不仅仅是一个认证机构，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它在管理和运营的精细化方面，在提升中国企业的内部管理方面有很多的空间，包括它的培训班，包括人力资源的提升，包括一些内部管理的流程等等，这个我想中国微观的企业还是有所欠缺的。另外他以雄辩的过去的例子来证明，也不仅仅是第三方的认证机构，不仅仅跟中国的政府打交道，还跟全球的政府打交道。另外他也谈到了，开发一些新兴市场方面他们可以起到一些帮助。

　　刘彦：我们第二轮的环节有45分钟，我刚才归类上一环节，三个类型不同的意见，我们就围绕这些意见展开交流。第一个，在如何帮助中国外贸走出困境的一个关键的指导思想之争，存在在桑百川教授和包括李向阳主任，隆国强部长还有梅新育研究员在内的三位的看法有一些不太相同，我想李所长的观点可能更加持中一些，但是另外的三位有很多部分不太相同，这个方面我们设置15分钟。另外中间一个环节，对于目前帮助中国外贸企业走出困境的具体的措施方面有一些争论，比如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对它的理解以及实际的建议以及出口退税的政策和财政补贴以及相关的产业倾斜具体的政策之间，我想也许有一些不同的意见，15分钟。第三个，在认证的具体的认证工具的作用方面，刚才非常抱歉薄主任的发言，她核心的观点还没有表达出来，这是一个遗憾，在具体关于认证工具以及梅先生刚才提到的中国的认证机构应该有责任和义务使中国认证走向全球认证的可能，对薄主任的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及对认证企业的中立性或者说中国的认证如何发展还存在一些概念需要理清。我们下面进入第一个环节，指导思想之争，桑教授的观点、梅教授和李向阳和隆国强之间可能有一些争议。

　　隆国强：我们四个人我认为是高度一致，只不过是说有人说大象腿短，有人说大象…

　　刘彦：我想问一下梅先生，您听了刚才桑教授的发言，特别是他对中国直接投资向内地的转移，并且他认为应该遏制一下劳动力的成本以及在降低金融和行政的成本方面，包括物流的成本提高基础设施，你有哪些看法？

　　梅新育：我觉得没有相互冲突的地方，说到像我刚才讲的产业升级的情况，百川兄讲的就是劳动密集型向中部转移，好像我们两个人强调的不一样，但是这两个完全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产业是可以同时发展。

　　我要讲的就是说，虽然强调产业升级，但是不等于说我们要全部放弃一些所谓的低增值的，所谓低利润率的社会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有几点原因：

　　第一，不管是在金融危机时期，还是在繁荣时期，这个世界上所谓的高收入的阶层…，我们如果说占有全世界1/5人口的这么一个国家，如果把自己的生产能力仅仅局限于我要做到产业升级，我想这无论如何都做不到。讲产业升级，我没有展开谈，第一条，更高级的产品，这是大家常说的产业升级，还有另外一条切入，切入增值率较高的环境，可以适用新的产品，也可以适用于传统的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

　　另外我们目前现在在整个国际生产的链条上面，我们占据的仅仅是非常低的制造的这个环节，比较高的环境，品牌这些方面我们都不占有，通过切入这些环节能够给我们开辟更大的道路空间。另外所有的世界知名品牌的服装，都在中国大陆生产，但是最终零售价常常是中国的工厂，员工交货价的30倍到130倍，这是我去过的工厂知道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切入可以，我们还是为更广大的消费者服务，但是我们自己可以从这种服务当中得到更高的收益。

　　刘彦：我想问一下桑教授刚才您讲控制劳动力的成本，我不知道去年的时候新劳动法的制定当中，也有很多的争议，在这个方面，我想您对其中的一部分，代表一部分的观点有一些争议认为，中国以牺牲劳动力的代价片面的保持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自己的经济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在新劳动法的制定当中有很多这方面的意见呈现，但是随着经济不向好的趋势进一步的发展，新劳动合同法我们看到有暂停实施，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回归，您怎么看？

　　桑百川：我个人的看法是，实施新劳动合同法是我们未来必须努力推进的事情。但是，它出台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大家觉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当中，劳动力的收益所占的比重太低，拉动了个人收入的差距，造成了社会不公平，我们现在要提高低收入的劳动水平，加强劳动保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出台了新劳动合同法，调整收入的分配，实现社会公平是中国追求的目标，但是在短期之内实现这个目标不现实，我们想一步到位按照一个理想的目标做，不具有可行性，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实现劳动合同法以后，使工资成本短期内提高20%到30%，很多企业在多重的压力下，我收益率已经很低了，我就要关张，这个时候劳动力就业的机会都会减少，你不用说低收入，连收入都没了，你是要低收入，还是要高收入，但是可能找不到就业机会呢？所有在协调资本和劳动者利益关系的时候，是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刘彦：平衡点是什么？

　　桑百川：在这种情况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适当的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但是不要简单的去提高最低工资的标准。

　　刘彦：我想问一下桑教授，政府应该在劳方和资方之间扮演什么角色？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来调和政策或者规则的标准呢？还是应该做中立客观的…

　　桑百川：我们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般的看法是资方和劳方是对立的，大多数的时候，资方和劳方有着利益共同性，本来就是一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和约，你强调一方的利益就会损坏另外一方的利益，一定要在二者之间的权衡。

　　梅新育：对刚才百川兄讲的，我能不能加一句，百川兄讲的意见意思就是说，按照现在的劳动合同法，给劳动力更大的权益保障是未来的事情，不是现在的，我想他做出这样一个评判隐含的前提是目前劳动者群众目前的现状，承受力还有较大的空间。但是，我想提出的疑问恰恰是这样一个隐含的判断，就是说劳动者对目前的现状，他是真的含有很高的容忍的空间吗？如果是已经快到无法容忍的地步，就会社会动乱的边缘了，还谈这个，是不是有一点，我们总不能等到社会动乱已经发生之后亡羊补牢，那时候是补不起来的，我想一年6万起群体事件放在任何一个，中南海里面的任何一位领袖，都不可能等闲视之。

　　刘彦：我印象当中，凤凰卫视播出一个片子，当时有一个镜头，他说中国劳工的断指接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

　　桑百川：保护劳动者权益是应该的，但是必须协调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我们到珠三角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中国真的没有劳动力供给吗？不是，很多企业反映，工人不愿意在企业里面就业，是因为你没有加班，我出来打工就是要赚钱的，你不允许我加班我来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只有到实地调研才能知道，如果我们坐在这里面谈，保护他的利益，你又想像不到他会有这样的要求，赖老板肯定…

　　赖伦辉：他们从老家过来就是要赚钱。

　　刘彦：李所长你有什么意见？对于他们二位不同的说法。

　　李向阳：关于中国新劳动合同法争议非常大，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刚才桑教授已经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不合理，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劳动收益在国民收入当中的比例太低，刚才已经谈到，现在的收入差别到了一个不可忍受的地步，如果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群体事件可能还不至于是因为没有劳动法的问题，但是我想强调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新劳动法必要？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内需不足最根本的是到了一个，是控制收入分配的不合理，而内需跟外需之间的关系，在金融危机的条件下，外需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外需，消费需求上不去已经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并且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之后有可能我们的外需恢复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这可能至少在5到10年以内是一个常态。如果我们认定这么一个前提的话，迫于眉睫的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最终是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最根本的是我们的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合理，而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是工资收益太低，所以我感觉从这个意义上，它的压力更大，至于能不能单靠就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也就是说把财政收入更多的投向社会保障，这有作用，但是可能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要改变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当中，就是资本收益跟劳动收益之间的问题。新劳动法是眼前的一个迫于眉睫必须要实施的措施。

　　刘彦：我想两位教授还按捺不住的想发言，各自给予一分钟，桑教授和梅教授。

　　梅新育：说一句，几年前就有，社科院做一个农村方面研究的人讲了一个事情，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他说一个农村的父亲给他在部队服役的儿子写了一封信，说现在的人都欺负我们，到那儿，儿子，以后如果他们要你向我们开枪，你千万不要向我们开枪。据说这个信让总政主任看了以后，当天晚上一夜无眠，然后请他来，派了秘书向这位学者问，所有学者给他的答复是，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想从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判断一下，社会上面的一些矛盾，权利分析的一些问题他离承受的极限还差多远？我就是想提这个。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