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见人就脸红的农村青年变成了一个能说会道的公墓推销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安庆 | 湖南岳阳报道

　　2009年1月25日，除夕。刘志昂的母亲向淑萍一大早就忙碌起来，把糯米磨成粉，做成糍粑，还用米花做成糖茶，一屉一屉地蒸着点心。

　　炊烟袅袅、爆竹声声，这是横铺村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光。天刚亮，村民们就在香案上摆上五谷和鸡鱼，向祖先磕头敬香。

　　祈福后是气派的聚餐。在外忙碌一年的农民工们，吆喝着犒劳自己的胃。

　　横铺，是湖南临湘最偏远、最贫穷的山村，典型的丘陵地带，人多地薄，人均大概5分耕地，几乎所有的青壮劳力都外出务工。

　　从头到脚一身红西装的刘志昂乐呵呵的：“过完年想早点找工作，赚钱养家要紧。”从东莞返乡的他新婚不久。客厅墙上挂着和妻子的幸福合影。2000多元一套的婚纱照，刘志昂认为很值，“毕竟是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刘家的年饭很丰盛，足足摆了20碗，刘志昂还特地从城里买了一件红酒回来。除夕夜，失去工作的焦灼暂时消散。

　　富了，但感觉少了什么

　　“要不是外面工作难找，我也不会这么早回来结婚的。”快意之余，刘志昂向本刊记者交底。

　　他的新年心愿是：在岳阳开一家汽车滤芯器的销售门面，还想学驾驶。但现在，他只能买一辆三轮摩托跑运输，走村串巷搞装修。他重操旧业的第一件“作品”，是装潢自己的新房。

　　返乡潮使冷清了一年的小山村突然热闹起来。小年的爆竹声还没炸响，外出的人们大都已回到了家乡。

　　刘志昂的家离公路很近，这座两层高的小楼，浓缩着父子两代打工者的心血。

　　父亲在外打工已有8 年，儿子结婚也没能回来。叔叔刘兴龙，是村庄里的第一代打工族。1997年就南下广东，没过两年就盖起了村里最阔气的新楼房。这栋房子燃起了人们外出淘金的梦想，现在刘兴龙又在岳阳买了房。

　　各家通了煤气自来水，村民们像城里人一样，每天到镇上买菜，甚至连大米白面也在代销店里买。这些世代在土地上刨食的农民，不再推磨拉碾子，和土地也逐渐疏远。

　　富了，但是横铺村人却感觉少了什么。往年的春节，几乎家家都宰猪杀鸡，但现在，因为劳动力常年外流，即便是春节，村里也很少有人动手杀猪了；打糍粑的年俗，也由原来的手工变成了机械制作。

　　横铺村曾有一座简易戏台，10多年前，花鼓戏和巴陵剧演员每年春节都在这儿演出。晒谷场里也有露天电影看。但现在，都没了。

　　以前每逢正月，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要到各村舞龙、舞狮。但现在村里的后生不愿走出家门，他们已经习惯躲在屋里烤电炉、打牌。

　　白沙烟和槟榔走俏

　　村子里一下多出很多闲逛的年轻人，76岁的刘美东有些不适应。他的小卖部开在村口，店面只有10平方米，销售的日用百货屈指可数，却是村庄景气度可靠的晴雨表。

　　小卖部卖得好的商品，是4块钱一包的白沙烟和槟榔。返乡年轻人的频繁光顾使香烟和槟榔时常断货。其他商品则很难卖出。金融危机下，村里人开始“精打细算”：为了节省几毛钱，他们宁可舍近求远，也要到几里外的集镇去买一支牙膏。

　　刘志昂每年回家，都会给刘美东带些吃的，还会带点钱。但今年手头紧，加上结婚花了将近4万元，很难再有余钱孝敬老人了。和往年一样，刘志昂一回家，就把钞票递给母亲向淑萍。向淑萍在认真点完后，一个劲地摇头叹息。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90后的打工者把城里带回的新衣裳从包裹里抖出来，一脸得意地走村串户。

　　往年在外打工混得好的，习惯开着小车“衣锦还乡”。他们希望通过“晒车”攀比身价。但今年除夕，喇叭声稀疏了，烟花鞭炮也放得少了。

　　想念城市的霓虹

　　农家小院摆满酒席，刘志昂破格与叔伯长辈同坐上位，口若悬河地聊起珠三角，那些危机下逃亡的包工头，还有那些领失业救助的破产老板们。

　　刘志昂从2002年起就在东莞打工。做过流水线上的工人，当过推销员，卖过墓地，也曾掉进传销的陷阱。打工生活改变了他。他从一个见人就脸红的农村青年，变成了一个能说会道的公墓推销员，颇有《疯狂的赛车》里同行的架势。

　　2004年春节他是在东莞过的。除夕夜，身上只剩下10块钱。还有一次，三个月没发工资，母亲寄来了300元钱，他原封不动地寄回，并写信告诉母亲：儿子要争气，自己打工赚钱！

　　刘志昂亲身感受了“企业倒闭潮”的冲刷。他所在的企业工资骤减，濒临停产。春节前夕，在东莞打工5年的他回到家乡。2009年是他的本命年，过了年就24岁了。他说：“我希望自己的牛年更牛。”

　　刘艳辉是90后农民工的一员，身着褪色的牛仔裤，脚踏名牌运动鞋，仿效国外动画片里的人物留着爆炸头。他没真正下过地，甚至连秧苗和稗草都分不清。

　　“在家种田会被笑话的，90后都是月光族，赚了钱就全部花掉，也不会寄给家人。”刘艳辉说他的一个工友发了1600元工资，3天内就花完了。

　　刘艳辉对幸福生活的解读是：每天能去K歌、泡吧、消夜、上网听歌、聊QQ⋯⋯那种生活才叫High！

　　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他们每天鞭炮照放，麻将照打。下一站是继续出去打工，还是留在家乡和父辈抢饭碗？

　　刘志昂确定地告诉本刊记者：“我们都会出去的，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想念城市的霓虹！”

　　在横铺村，也有少数打工者在东莞买了房，成了“新莞人”。但近百万元的落户“商品房”，让普通农民工望而生畏。

　　“孔雀东南飞”，在这些年轻人眼里仍是唯一的出路。

　　稀疏的树林里少有鸟鸣

　　“GDP是上来了，但村里不好住了。”村里几个年轻后生，拉着本刊记者看那条受伤的河流。

　　10年前，那条美丽的小河还水流潺潺，鱼虾穿梭其间，人们踩着河底的鹅卵石嬉戏，但现在全变了。

　　人们不再满足用网捞鱼，而是拌好了毒药，从十几里的上游洒在水里，然后在下游张网，回收小鱼的浮尸。现在，上游的造纸厂和薯粉加工厂杀死了小河。乌黑的废水流淌过后，河床内寸草不生。

　　小型造纸厂的主人仍旧在村庄收购木材，240元/吨。许多人开始砍树卖钱。稀疏的树林里，少有鸟鸣。

　　年轻人嚼着槟榔，散漫地坐在村头，5块、10块一盘地赌着纸牌。采访中，记者看到两个后生因为玩牌发生争执，差点动起手来。

　　地下六合彩如豺狼般袭来。从2001年到现在，买马渐成村庄宿疾。在距横铺村不远的桃林镇上，面包车司机忙着研究马彩，连生意都懒得张罗。仅仅2007年一年，岳阳市就有3亿资金从农民稍稍鼓起的腰包外流。

　　横铺村小学新建的教室里开设了电脑课，但以前的300多学生只剩下100多，几乎全是留守儿童。

　　“生活上缺人照应、行为上缺人管教、学习上缺人辅导。”执教10年的向淑萍说，一些家长担心隔代教育不利孩子成长，把孩子带到打工城市读书。

　　刘志昂的堂妹，因为父母长期在外打工，性格越发孤僻。春节父母回来了，她却是一副不爱搭理的表情。她经常回忆小时候，虽然贫穷一家人却能够团圆，只是父母的模样已经很模糊了。

　　偷、抢行为时有发生，很多孩子成为问题少年。一些孩子眼见读书没什么前景，便放弃学业，偷偷外出打工。向淑萍最忧虑的是那些抽烟的孩子稚嫩的肺。

　　种好三分地，养活一家人

　　刘志昂带着本刊记者走过村庄的机耕路。原先耕作的大片田野已抛荒，长满茂密的荒草。在隆隆的推土机声中，村庄的宁静不复存在。留在乡村的青年们在镇上买地皮建房子，然后靠“收房租”赚钱。

　　村庄老屋的墙壁上，保留着“三两黄姜，黄金万两”的致富标语。几年前，湖北洪湖的蓝田集团曾鼓动横铺人大种苎麻和黄姜，苎麻和黄姜价钱大涨，曾让他们欢欣鼓舞。后来麻价大跌，“蓝田”神话破灭，村子里不少人捶胸顿足的。

　　现在，村里的标语是“种好三分地，养活一家人”。横铺乡人大主席李正勇告诉《望东方周刊》，十七届三中全会带来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利好。土地利用的多样化，使得农业经济也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80后农民工刘志昂心里的担忧是：第一代农民工尚能劳作的情况下，农业后继无人的情况还不突出。但是再过20年，有几个会农活呢？全国十几亿亩田地，又靠谁耕种呢？

　　随着外向型经济受挫，农民工的回归，或许将成为农村未来发展的一个节点。

　　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力度逐年加大。国家免了农业税，又增加了种粮补贴，现在100斤晚稻，可以卖到100元以上。

　　乡上开展新农村建设，横铺村东头新辟了一片橘园。刘家人在山坡上一口气种了1000多棵树苗。

　　在李正勇看来，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受挫，或许会给山村的未来带来改变。

　　毕竟，农民工还有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安全感和归属感，有了生存下去的底线。

　　春节已过，留在城市继续找工作的人，依旧没有回家。年轻人也即将告别乡土，重返东莞。他们期待下一年，还能顺利拿着辛苦钱回家，给自己和家人一个交代。

　　刘志昂说，在外漂泊久了，每次想家，就会整夜失眠。尽管现在的村庄，除了板结的土地就是拥挤的楼房，但他始终无法忘记，那个有着蛙鸣虫唱的美丽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