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8 年以来，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泰戈尔等一批著名学者曾经访问我国，通过演讲以及与我国知识界领袖们和学生们的接触，他们对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带有很大的影响。应该特别提一下杜威博士和孟禄博士的来访，因为他们的访问对中国教育的改造具有特殊的意义。

　　杜威为20世纪美国影响最大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著名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哲学教授，也是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在哥大求学时的导师。“五四”运动前夕，他们三人代表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新体育社等团体，邀请杜威来华讲学。自1919年4月30日到1921年7月11日,杜威在中国住了2年又2个月零12天，足迹遍及14个省市，大小演讲200多次。

　　孟禄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主任、著名教育史学家、比较教育学家和教育行政专家、美国国际教育会远东部部长，也是陶行知的导师，1921年随杜威之后受邀来到中国。为了迎接他的到来，京、津两地教育界专门成立了一个“实地教育调查社”，全程跟随他考察调查。1921年9月5日至1922年1月7日，他前后在中国呆了4个月零2天，演讲66次，历经9省27个城市及许多乡村。陶行知全程陪同并担任翻译。

　　他们的中国之行，构成一道绮丽而独特的历史风景。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在他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说：“那时的中国处于一个之前和至今都没有再出现的时代——一个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纷至沓来的时代。”

　　孟禄在中国待的时间虽然不及杜威久，但他将美国现代教育制度的灵魂及其注重实际调查的科学方法带到中国来。1921年，在中国的4个月中，他先后参观了大、中、小各级各类学校140余所，其中包括监狱学校与私塾。据《孟禄在华日记》记载，1921年12月12日在北京，他一天中便参观了8所学校。此外他还深入中国乡村。1922年第4期《新教育》杂志曾记载其到山西阳曲县所属乡村学校考察之情形——

　　清晨启程出西门，过汾水，参观十余小学。同行者有教育厅长、科长、科员、阳曲县知事等，共二十人左右，皆乘快马。

　　这里的“皆乘快马”听起来似乎很惬意，但想到孟禄为1863年生人，当时已近花甲之年，加之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内地乡村之道路情况，其辛劳程度可想而知。根据记录，那天他们一行“历二十余村，晚间十点半回城，终日骑马行九十里。”

　　每到一地，孟禄除了跟教育界谈话之外，还拜见地方行政长官，如山西督军阎锡山、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江苏省督军齐燮元、江苏省长王瑚等，了解当地教育情况，且均相谈甚欢。在与齐燮元的谈话中，孟禄自称此举目的为——

　　鄙国行政长官，对于全省的教育主张，扩充计划及一切设备负有完全责任；以其责任关系国家前途，社会进步至重且大。故余每到贵国一省，必拜见行政长官，藉领教益，今拜见督军，为余甚乐意之事。

　　此言透露出孟禄作为教育行政专家的身份。齐燮元欣然告诉孟禄，自己署中亦设有学塾，共五名学生，三大两小，大的笨小的聪明；自己每周“亲身施教”，并采用先进的“谈话法”。孟禄闻言引为知音。

　　在大量的实地调查基础上，孟禄对中国教育改革及其新学制的修订提出了一系列十分中肯而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新学制采纳。并且，他还受邀参加了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1922年第4卷第4期《新教育》杂志出了孟禄在华活动的专号。

　　如果说，杜威讲学重在传播民主科学思想方面，孟禄则重在“践行”，即在实地调查中应用、传播现代科学精神及方法。这既呼应了当时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也与中国儒家“知行合一”的传统相会通。1921年12月23日，在为孟禄离华举行的饯别会上，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的陶行知发表讲话，称“此次博士来华，以科学的目光来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

　　孟禄来华调查讲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强调教育独立，“即中央对于教育，规定方针指导则可，管理干涉不宜。学校制度教材，及教学法，应由各地方，按照本地情形为之”。孟禄的这个教育理念，被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很好地吸收，并贯彻在1922年壬戌新学制的制定过程中。

　　无可否认，杜威和孟禄，这两位被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送到中国来的“外来的和尚”，他们以自己的思想、言论和实践，对中国现代教育价值的确立和教育制度的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最终使中国实现了从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的成功转型。

　　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仍然道路曲折

　　1922年壬戌新学制颁布之后，由于比较切合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之特点，故除了在学分制和综合中学方面后来有所改动外，基本上沿用到全国解放，其中小学、中学之“六、三、三”制则一直沿用至今。

　　从今天看来，1922年壬戌新学制为中国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小学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当时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输送了优质生源，造就出一大批科学文化领域的杰出人才，如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以及两弹元勋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等。如今，人们追怀老清华、老北大以及西南联大，追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笔者以为，这与当时优良的中小学教育是分不开的。北京汇文中学解放后出了30多位院士，其中有王大珩、王忠诚等，他们均为1920年代至1940年代在汇文中学就读。与此同时，新学制也培养了数量更为众多的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普通劳动者。笔者的父母均为上世纪30年代末的高小毕业生，父亲后来做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文书，母亲进了一年的师范讲习所之后当了小学教师直至退休。他俩写的信清通畅达，起草各种文书契据不成问题，而他们写的一手字更比时下的许多大学生要好。

　　陶行知在1922年《教育部学制会议经过情形》一文中说：“俄国劳农政府成立后，举凡前政府之制度文物，一概废弃。天下至可惜之事，宁有甚于此者？”一个时代过去了，壬戌新学制提出的7条标准，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至今并没有完全实现。相反，与此相悖的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现代教育精神的迷失和教育体制的弊端正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反思。西谚云：“如果在森林里迷了路，最好的办法是回到起点。”在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朦胧诗，北岛的《回答》，最后一节则写道——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在这样一个时刻，让我们回望那个并不遥远的壬戌年——1922年，让我们向那些慷慨担当中国现代教育开山者们致敬，并感谢他们给我们留下这样一笔财富。

　　(作者系教育学者，杨东平先生对写作此文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