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

　　追寻1922年壬戌学制的提出、起草以及整个议决过程时，会发现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新学制是由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提出草案、最终形成决议并通过的。

　　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又称全国教育联合会)是一个由各省教育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推派代表组成的全国性民间教育组织，即今天所谓的“NGO”，1915年由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1925年解散。其间一共召开11次会议，历次会议都对教育界重大问题提出大量议案，表达教育界的主张。

　　1919年10月，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在山西太原召开第五届年会，开始讨论新的学制系统。1920年第六届年会，又有安徽、奉天、云南、福建诸省教育会提出改革学制提案。年会要求各省教育会成立学制系统研究会，“以研究结果制成议案，分送各省区教育联合会，及第七次全国教育联合会事务所(笔者注：即筹备处)”。

　　1921年10月，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召开，以讨论学制改革为中心议题，其中有广东等11个省区的代表提出了11件学制改革议案。经会议讨论，议决以广东省提案为大会讨论蓝本，提出了新的学制系统草案。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以广东提案为蓝本的缘由。按1920年第六届年会议决，广东省教育会为此组成了一个阵营庞大的学制系统研究会，由下列人员组成：省教育会正副会长及评议员共30人、小学校以上各校长18人、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曾研究教育者9人、教育行政人员14人，共计71人。并从中选出40人，按照学制对应学段，“计分初等教育部十人、中等教育部十人、师范教育部十人、高等专门大学部十人”，共4个小组，同时参酌各国学制分部研究。最后将研究结果制成草案，提交省学制大会讨论通过。对此1922年《新教育》杂志第4卷第2期《广东省提出学制系统之经过及其成立》一文有详细介绍。其程序之民主、组织之合理、研究之详备、态度之审慎、效果之切实，令笔者折服，足以资今人写作“调研报告”的范本。故此，广东草案被作为讨论蓝本。

　　继第七届广州年会后，各地教育界纷纷开会讨论新学制，许多教育杂志还专辟了学制改革研究专号，一时形成举国上下讨论新学制的热潮。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迫于形势，于1922年9月在北京召开“学制会议”，邀请教育专家和各省行政负责人对“新学制草案”进行审订、修改。

　　正如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一样，新学制的诞生一度也有流产的危险。1922年10月11日，即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济南会议开始的当天下午，教育部特派员陈容及胡家凤带来了教育部学制会议的议决案及教育总长提交学制会议的原案各100份，在开会之前非正式地分给各省代表。由于教育部在提交的原案前面加了一段引子，内中故意回避了广州会议上通过的《学制系统草案》，引起了许多与会代表的“恶感”。并且，教育部特派员还在代表教育总长发言时打官腔，希望会议只“悉心讨论”教育部提交的学制会议议决案，不要讨论广州会议上通过的《学制系统草案》，这下惹恼了部分代表。于是在第二天的会上发生了这样一幕——

　　浙江代表许倬云(笔者注：非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之许倬云)上台演说：“教育部是什么东西？配召学制会议？学制会议是一班什么东西？配定新学制？你们看看这本学制会议的新学制，哪里有什么革新的意味？全是保留旧制。什么学制会议？明明是和我们教育会联合会开玩笑。现在的教育总长和次长是什么东西？汤尔和和马叙伦都是我们浙江人。我现在兴之所至，且把他们的丑历史报告给大家听听……”于是他在台上痛骂了汤马两人一顿。田中玉(笔者注：当时的山东督军)和两位部派员坐在台上静听。

　　这是胡适在1922年《记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新学制之经过》一文中的记载。当时会上空气一时为之紧张。北京代表胡适一看情势不妙，即出面调停。他向联合会代表陈以利弊，指出教育部和联合会都可以打官腔，“装作不知道有学制会议一回事”，“但这样彼此打官话，终不成事体。我们为的是要给中华民国制定一个适宜的学制，不是彼此闹意气。所以我希望联合会的同人，……还是老老实实地根据广州的议案，用学制会议的议决案来，把学制问题做一个结束，呈请教育部颁布施行”。胡适的意见得到了教育部特派员及大部分联合会代表的赞同。会议遂推定由胡适和北京代表姚金绅执笔起草，两位部特派员从旁商酌，从下午5点一直至次日凌晨1时，始起草完毕。胡适又于次日誊清，每条下面皆注明所根据的原案，称为“审查底案”，提交审查会讨论，后获通过。

　　壬戌学制的顺利通过，与胡适当时在教育界的影响和地位分不开，也与他审时度势、折冲樽俎的才干分不开。事实上，“审查底案”最后通过时基本保存了广州草案的原貌，而教育部提交的学制会议议决案内容在其后一轮轮的会议讨论修改过程中，被不露痕迹地去掉了，代表民间知识分子教育改革力量的全国教育联合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由此可见，壬戌新学制的制定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其中，民间知识分子教育群体扮演了改革的主角。他们以全国教育联合会为舞台，凝聚成一个强力集团，上演了一出有声有色的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历史剧，而他们的能量也在此过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除了胡适、陶行知、黄炎培、蒋梦麟等直接参与并主导了这次新学制的制定之外，蔡元培、陈独秀等也间接地参与其中，并均在当时作为学制改革喉舌的《新教育》杂志上撰文发表意见。

　　但这场改革的领军人物胡适十分清醒，他说：“新学制新的应该是精神，而不是形式。”

　　同为安徽人的胡适和陶行知当年均31岁(1891年生人)，令笔者诧异的是，在平常所见的胡、陶二人几种不同版本传记中，竟均无一字提及他们与壬戌学制的关系。

　　中国文艺复兴催生的果实

　　历史总是有因由的。如果我们追寻1922壬戌新学制诞生的历史背景，不能不涉及20世纪初的所谓“中国文艺复兴”。1924年，陶行知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教育研究所编辑的《1924年世界教育年鉴(中国篇)》撰文时如此评价——

　　现时影响中国教育的所有各种力量之中，中国文艺复兴所施加的影响最为深刻。这个运动作为“文学革命”开始于1917年，当时运动的领袖胡适博士和陈独秀先生宣称：文言已经过时，白话乃是合法的继承者。……为中国人重新发现一种活的语言，已经使中国能够产生适应新时代的新文学作品，彻底革新小学读物及教学法，并使普及教育运动得以继续扫除文盲的计划。

　　陶行知这段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新文化启蒙运动及文学革命与1922壬戌学制诞生的关系。在笔者印象中，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批判与吸收共存，破坏与建设并行，否定与肯定同时；一切价值被重估，一切权威受到质疑；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旦相遇并被激活，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自新运动；整整一代接受过中西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怀着巨大的热情，投入这场——用胡适的话来说即“再造文明”——运动，而他们的共同的聚焦点便是教育。

　　据记载，上世纪20年代在世界教育研究重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过的中国留学生多达160多人，而同期哥大师范学院学生总共5000多人。陶行知、胡适、蒋梦麟、张伯苓、郭秉文、张彭春、陈鹤琴等均在该校学习过。这批留学生所修学科有教育哲学、教育史、教育行政、教育统计、乡村教育、家事教育、师范教育、教育心理学等，几乎囊括了现代教育的所有学科。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有“中国教育研究会”，每周一次讨论中国教育问题。这些中国留学生回国以后，成为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推动力”。并且，他们均凭借活跃于当时的各种民间教育团体，结成强力集团，更深广地影响中国教育。因此，如果将哥伦比亚大学称之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黄埔军校”，似乎并不过分。当时哥大有中国留学生组成的专门负责接待从国内来的新留学生的组织，可见彼时的风气。

　　并且，这股热情不但表现在“走出去”，而且还表现在“请进来”。陶行知在其1924年的英文著作中有以下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