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牛”规划局长

　　只要面对城乡统筹，就绕不开这个问题——强势的资本紧盯着每一块可能的土地。城乡之间的边界变成了微妙的敏感冰带。“小产权房”被叫停，重庆的农地入股被叫停，行走在一种难以言说的纠葛心态中是普遍状态。

　　成都的办法是：规划。

　　成都市规划局局长张樵说，现在的工作量是以前的好几倍，规划成果受尊重的程度则无可比拟，彻底告别了“橡皮图章”的命运。

　　市委书记李春城要求：规划必须包括农村，要将全市230多个镇、4000多个村纳入统一的规划管理。时任总规划师的张樵愣住了：大学规划专业里学来的，没有“农村规划”……

　　在成都，规划局的地位很高，专门组建的成都市城乡规划督察专员办公室，向各个区市县派驻了督察专员，由市规划局直接领导。由此就不难解释：经常可看到基层干部手持本地规划图的景象。

　　对成都整体规划的重新编制，花了两年多时间。在“刚性执行”的力度之下，一万多平方公里的成都，被划为三个圈层，大体对应城区、中郊和远郊。每一个地方能上什么产业、不能上什么产业，都清楚了。

　　规划为第一产业的地区想将用地性质变更为二三产业？国土这一关是过不去的。

　　大会小会都提“全域成都”的局面，已经持续数年。甚至有人戏称：张樵是“史上最牛”的规划局长。

　　这样完成了第一步——把各自为政的工业整合起来，把每一个地区的产业定位明确起来。后来，此举的意图逐渐明晰：将城乡纳入“同一张图纸”，避免“赶走农民、开发房地产”。

　　所以，即便农村土地确权流转，规划为第一产业的地区，只能集中土地搞种植养殖。鹤鸣村村支书知道：他的家乡“不能修房不能建厂”。

　　“天下第一难事”

　　农村和农民，绝不简单。一切政策设想，都将在现实中经受着挑战和调整。

　　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在4000多个村庄里将土地权属确认到人，用一位村主任的话来说，这是“天下第一难事”。

　　这个说：前几年我出去打工，地托给你种了，现在这地该“确”给我；那个说：不是这个理啊，这几年一直我在种，该“确”给我才对。

　　早年被拐卖的姑娘，如今得着信儿也回来要求确权，说自己在婆家连户口都没有，能不来娘家拿地？

　　当初承包责任田时，给我的地差一点，我不想要，后来村上说给你少算一点面积，这才要下，现在确权，得按实际面积来啊！

　　每个村庄都是一本大书，自有其深奥之处。

　　在双流市瓦窑村二组，新添的40来个人没有承包地，商量之下，从人口减少的家庭调出地，“确”给了其中20人，另外20来人，由每家调出一点面积，组里集中抓阉分配。

　　用鹤鸣村村支书的话来说，这里的“商量”和“集中”，都非得是“提得断根”的人，才能摆平。

　　这句当地俗语，指的是同乡中德高望重之人，他们了解村庄历史，为人公平，具有调解矛盾的威望和能量。

　　村民在各村组选出议事会，来协调解决确权的问题。有的人选和村民代表重合，也有的完全不在原来的村民代表序列中。人们不约而同，不提村民代表、村委成员这一框架，只说议事会。它必须是一个“提得断根”的议事会，否则确权就根本推不动。

　　确权之后，议事会在很多地方保留了下来。

　　2007年的村(社区)换届中，成都3331个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全部推行了公推直选。2004年至2005年，成都一度成为一个基层政改新闻“ 高发区”，新都区等地高调推行乡镇一级公推直选。其真正的深层背景，是在城乡统筹的框架下，全面推行乡镇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公推直选。

　　于是，城乡统筹又带出了基层治理的新苗头。

　　虽然权属落实到了农民个人，但分散农民与统一大市场之间的谈判机制，依然拷问着所有人。初生的合作社能否普遍走上良性自主发展的道路，真正担当起市 场主体的角色？成都市推行的乡(镇)、村“公推直选”，作为产改确权后农民权益的根本制度保障，将在巨大的资本利益面前经受考验。

　　至此，成都市重构城乡平权的系统工程，抵达了基层治理、现代政治文明的层面。

　　非此不可，成败攸关。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认为，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成效比预料的要好，一些原来估计很难革除的体制性障碍正在逐步被革除，成都的经验表明，城乡二元结构的难题是可以破解的。 （南方周末记者 徐楠 发自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