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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难事”与“史上最牛规划局长”——成都城乡平权5年寂静改革
●时任总规划师的张樵愣住了:大学规划专业里学来的,没有“农村规划”……
●一位轮替到乡村学校的城市校长,第一天的工作,是教孩子们改掉用袖子擦鼻涕的习惯。
●非得是“提得断根”的人,才能摆平。
都江堰市鹤鸣村的村支书刘文祥,现在可以粗声大气地讲他们村土地改革的过程了。此前,“产权改革”的字眼敏感而微妙。刘文祥被市里一再关照:不接待记者,不要对人讲。不宣传、不交流。
“只有确权,才能维权。”这样的标语,以前是不会刷在墙上的。2008年3月,这个偏居成都一隅的乡村,颁出了第一张农村承包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权属证明。
都江堰市统筹城乡工作局局长罗朝鹏,也一度秉承着同样的原则——改革一直在低调而略显神秘地进行着,直到有一次面对记者,他的主管领导说:“说嘛,怎么想就怎么说!”
这一变化的契机,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会议明确: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在成都,“城乡一体化”从五年前起,就是关键词。2003年10月,一场试图重构城乡的巨大工程,逐渐启动。那时人们更关心“CBD”、“金融中心 ”、“产业龙头”、“都市圈”这些概念。五年后,到处热议农地流转、“占补平衡”,人们难掩急切心情,期待宏观政策和中央部委给出更多松动。
相比之下,成都反而显得安静。
在全国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的情况下,五年寂静的探索,成都的城乡差距持续缩小。
作为全国先行一步的改革,或可为后来者以启发、以镜鉴。
“瓷器店”里的舞蹈
触碰产权改革之前,成都做了4年准备。
当时的事实是:二元结构无所不在,要想动手破除,几乎就像在瓷器店里跳舞,一个动作不小心,就可能引发祸端。
2004年起,成都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开始向农村覆盖。
年初,为增开一辆通往乡镇的公交车,协调了18个月。路网相通,“城区里”归市政公用局管;“城区外”归交通局管,违章处罚标准不一、跨界运营甚至重复审验引发的矛盾,时有发生。
这种窘境几乎无所不在——“城区里”的树归园林局管;“城区外”则归林业局管。同样,作为平级机构,市政公用局管“城区里”用水、排水、污水处理;市容环境管理局管“城区里”的河道和防汛;水利局管“城区外”的河道和防汛,连同一条河都分段管理。
想绕也绕不开,于是不得不面对管理体制。
2005年-2006年,成都市农业委员会挂牌成立,原市农牧局、农机局被撤销;市水务局挂牌,统一调度和管理全市城乡水资源;市交通局和市政公用局被撤销,代之以市交通委员会。
今天,成都的一些公务员会喜滋滋地说:“我们早就‘大部制’了。”但当初的改革实际上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需要协调被撤销部门所对应的上级机构。
当然,“钱”是一切的前提。2007年,成都在相关方的投入达117亿,其中一部分建起了农村中小学、乡镇卫生院、村卫生站。人们在乡村学校看到了标准化的实验室、仪器准备室、乐器室、计算机教室、劳动技术教室、200米环形跑道田径场。
武侯区早在2003年将18所农村中小学全部收归区教育局“直管”,其中条件较差的12所与城区里的学校结成“城乡教育共同体”,“两个法人单位,一个法定代表人”。所以,定期有城里来的老师给孩子们上课。
然而,硬件好说,软件难办。
一位轮替到乡村学校的城市校长,第一天的工作,是教孩子们改掉用袖子擦鼻涕的习惯。
如何让教师和医生们有动力去偏远的农村地区?
给补贴,并且按半径算,走得越远,待得越久,补贴越高,同时在职称评定、福利等方面给予倾斜。
再比如,如何应对基层各级画地为牢的招商引资冲动?
最早试点城乡一体化的双流县出了一招——二八分成。无论来什么项目,按照统一的产业政策布局,引来投资的乡镇和项目落地的乡镇,税收分成,前者得八,后者得二。
这个办法后来在全市推开,用的是三七开的标准。
无论项目落地在哪里,本级财政都不受影响,避免了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胡乱布局。
整合部门,确权还权,都是难中之难。前来调研的一位学者曾表示惊异:几乎不相信这些事情能够在几年内持续推进,而不遇到致命的阻力。他同时感到惊异的是:就连最普通的村组干部,也对城乡统筹的政策背景、“三个集中”等原则、措施了然于心。
这是“一把手”工程的强大效应。
2004年,“不在状态”风波扫过成都各级政府。当年4月20日,金堂县淮口镇党委书记汪光友被撤职。前一天,成都市委暗访组发现,汪光友就任书记3年半,“山河依旧”,尤其是“推行城乡一体化不力,工作不在状态”。
此后一个多月,成都市有20多名干部以相同的原因被免职。
干部培训班办到了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这一级。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多次亲自讲课。
各级官员接受到一系列明确的政治信号,城乡统筹便顺理成章成为成都第一关键词。
一位农业部门的干部深有感触:“现实中不乏‘口头农业’、‘口头三农’,农业是弱势产业,农口是弱势部门,农民是弱势群体,(如果没有决策中心的坚决意志)你能统筹什么?”
市委书记说:任何一个部门,在城乡统筹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一把手的决心与政治上的重视,是中国典型的政治动员的逻辑。这或许是现实中,把纠葛繁复的改革向前推进的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