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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银行农村试水
2008年12月21日，央视《对话》播出《草根银行农村试水》，以下为节目内容。
主嘉宾：樊世荣(山西信昌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
张淑香(吉林梨树县夏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汤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胡志斌(河南鹤壁市山城区大学生村官)
乔玉芳(内蒙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村支书)
姚文喜(吉林梨树县夏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监事长)
孙子洋(西安市大洋汇鑫小额贷款股份公司董事长)
魏万贵(江苏永泰诚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
翁国忠(江苏兴化戴南镇党委副书记)
段绍译(湖南大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
杜小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孙铭(《21世纪经济报道》金融研究院主任)
翟山鹰(国际资本运营经营学院首席教授)
主持人(陈伟鸿)：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
今天的《对话》我们要从这样的一封家信开始。这封信里面写到：爸爸妈妈，家里一切都好吧？我这会儿是坐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给你们写这封信，多少次梦里才出现的情景，如今真真切切地就在眼前。我知道为了圆我的这个大学梦，家里背负了很大的负担，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努力学习。
写这封信的这个学生出生在陕西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家里并不富裕，家里所有的经济来源来自于，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当地经营的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杂货铺，原本考上大学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让这个家里高兴的时间太长。他们要把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这个小小的杂货铺卖掉。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他们，其实可以到一家公司去借钱。他们去了，而且很顺利地借到了一万元钱，圆了这个孩子的大学梦。
今天呢我们把故事的当事人之一请到了现场，他是来自陕西信昌小额贷款公司的董事长樊世荣，让我们掌声请出他。欢迎您樊董事长。
樊世荣(山西信昌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
您好。
主持人：
你现在跟这个学生还有联系吗？
樊世荣：
我跟他人倒是联系不多，但是跟他父母有联系。
主持人：
知道他的学习情况吗？
樊世荣：
学习情况都很好的。
主持人：
听到这个消息你开心吗？
樊世荣：
当然开心了。
主持人：
樊先生是来自一家小额贷款公司。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樊世荣：
我可能描述的不准确，但是据我自己的理解，小额贷款公司就是经过政府批准的，设在农村地区的，专门从事小额贷款业务的公司。我们是只能发放贷款，不能吸收存款。
主持人：
它是一家公司，而不是银行，它可以发放贷款，它又不是金融机构，这个定义你觉得准确吗？
樊世荣：
基本准确。
主持人：
基本准确。看来为了彻底地弄清楚这个概念，和小额贷款公司到底和农民和农业之间的关系，我们还需要坐下来慢慢聊。让我们掌声有请樊先生入座。来，有请。
(播放短片)
解说：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的推进，农村金融薄弱的问题，对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据统计，截至2007年年底，中国农村金融机构存款达到11.5万亿，而贷款余额仅为7800亿元。在全国2.4亿户农民中，有超过50%的农户有贷款需求，而全国有2800余个乡镇没有金融机构，农户借款只能靠民间运作。
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农村首先出现了小额贷款公司的牌子，山西平遥的日升隆等七家中西部地区小额贷款公司，成为国家首批试点公司，他们的成立意味着民间资本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进入了金融业。今年5月份，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正是由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下发。江苏、浙江等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已很快成立了几十家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对我国金融业会带来哪些影响？它的出现是否能彻底解决农村贷款难的问题呢？
主持人：
您的公司是哪一年成立的？
樊世荣：
我们公司是2006年的9月份成立的。
主持人：
当时有多少钱可以成立这样的一家公司？
樊世荣：
我们陕西政府当时成立一个试点领导小组，他定的最低的资本金是一千万，就可以成立这样的一家公司。但是我们投资的是两千二百万，也不多。
主持人：
两千二百万不多，那你听到的更大规模的大概大到什么程度啊？
樊世荣：
今年2008年23号文件发了以后呢，像江浙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有一个亿的，还有两个亿的资本金都有。
主持人：
当它开办之后，在当地有一些什么样的反映？
樊世荣：
我记得我们刚开业的一个礼拜，办公室的电话几乎都打爆了。你们这个机构到底是做什么的？是不是个高利贷机构？合法不合法？
主持人：
是不是在农村又开了一种新的银行，我们没听过的。有没有人直接上门来拜访呢？
樊世荣：
这种也很多，刚开始办公条件不是很好，我们在(陕西)户县农业银行给了三家办公室，而且在楼上，客户要进来的话，必须经过它的大门，走传达室。当时人特别多，前两三天他们还可能还能忍受，过几天就不能忍受了。他们行长就找我说，干脆这样吧，反正现在来了，你们刚开始做业务，就是咨询的多，真正做业务的你们还要考察呢。干脆我在传达室给你支一张桌子，你放下来两个人专门应对这些咨询的，要不然我们的安全就没有办法保障了。
主持人：
所以后来就真的在人家农行的传达室里面支了一张桌子。
樊世荣：
对，待了一个多礼拜。
主持人：
一开始所介绍的这一系列的情况，也反映出农村其实对于金融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农村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金融改革的力度大不大，其实对于改革的成果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今天我们现场也有非常多的农民朋友，他们可能也会直接地来告诉大家，究竟在今天的农村，他们对于金融的需求有多大，他们如果想要去借钱的话，到底容不容易。
张淑香(吉林梨树县夏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我就有一个亲身的经历。
主持人：
来，给我们讲一讲。
张淑香：
比如说今年仔猪都在掉价，我们养猪，我们合作社靠种植业和养殖业，6月份到7月份的猪都是三百到四百元钱，今年猪在掉价的时候，最高的时候才一百七八元，我们打一个时间差的时候。我整个跑银行跑了两个多月，也没有贷下来借款。到现在为止猪又在涨价，原来的毛猪是五元三四，现在的毛猪又涨到六元五、六元六到七元，现在的仔猪就涨到三百元钱左右，整个一差差多少钱呢？我昨天算了一下账，差了二百多元钱。整个农民差的时间把农民差了。如果我们像你们有小额担保贷款的时候，我们把钱借了，把猪买了，一头子猪就差了二百元钱，你说我们每一户能养五百头猪，能差多少钱。
主持人：
如果要来找这家公司贷款的话，你会问他什么？
张淑香：
你们的利息有多少？利息跟利率多高？
樊世荣：
我们的利率虽然当时国家规定是银行基准利率的四倍，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那一段时间咱们基准利率一直比较高，最高可以放到年息29.88%，按照最高上限的话，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我们的利率一直是年息在10%到22%之间。
张淑香：
但是利率如果达到二分多一些，我们农民养殖业这一块，或者种植业这一块就不划算了。
樊世荣：
我们也算过账，我们要覆盖我们的成本，再略有利润，保证我们的持续发展的话，我们的利率，在陕西的情况，我觉得年息低于10%是很难做的。
主持人：
这个中间有一个矛盾。问问汤敏先生，这个矛盾怎么解决？你看我们双方各算一笔账的时候，发现有的时候很难有一个交集。
汤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小额贷款的利率一定要比较高，比一般银行要高，这是肯定的。因为它的成本非常高，它的风险也比较大，但是小额贷款公司本身(利息)要太高，很多农民也借不了。首先第一个也不是每个农民都能够适合借钱的，因为借钱可能到时候赔了反而不好。国际上怎么做呢？一般来说是靠竞争，它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小额贷款公司，如果它这有两个小额贷款公司、三个小额贷款公司，它们之间互相竞争，就会把贷款的利率压下来，也不可能压到现在。
主持人：
农民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利率。
胡志斌(河南鹤壁市山城区大学生村官)：
它的利息太高，好项目没有那么多，农民的项目本身利润都是很低的。我去年搞一个农民粗布家纺的公司，利润就是让给农民了，我们这里挣不到钱。通过大学生村官基金会贷款是贴息的，利息就不用掏，农民自己丢的这部分是很小的利润。如果按你们的算法，我给你们利息都给不起。
汤敏：
我不知道你生产什么、卖什么？
胡志斌：
农民自己在家里织的一种老粗布，以前家里的手织粗布。
汤敏：
假如人家说你的粗布卖太贵了，拿三分之一的价格可以吗？
胡志斌：
因为这个有比较，在北京卖的一千多元钱一套，我们只卖一百八十元钱。
汤敏：
人家说一百八还贵了，八十元钱，卖不卖？
胡志斌：
这个肯定不会卖。
汤敏：
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它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小额贷款全部是拿自己的资本金贷出去，为什么农信社可以贷的比较低，为什么银行可以贷的比较低？他的钱哪儿来的，他是吸收存款，当你把钱存到银行里，给你2%的利息，所以贷出9%的利息，他这里赚了7%，他可以贷。他是有钱赚的，他这个全部都是从自己兜里拿钱，没有拿任何存款，所以他百分之百的钱，都是拿自己的资本金贷出去，你没有高的(利息)谁跟你干，我还不如自己存银行，我为什么办小额贷款公司。就是他的成本太高。
胡志斌：
我想问汤老师，如果国家的正规银行贷款也能贷出来，小额贷款公司也会贷出来，你会贷哪一家？
汤敏：
我当然贷国家银行了，为什么？因为国家银行的钱成本低，为什么低？是因为国家给了他可以去吸收存款的权力，所以他低。你说(布)八十元钱我就不卖了，为什么不卖了？因为我还得赔钱了。他一样的，他贷给你10%的利息，他得赔钱，他也不贷了。大家什么都做不成了。
主持人：
我们再请其他的农民朋友。来，这位。
姚文喜(吉林梨树县夏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监事长)：
我说说我的亲身体会，在我们那儿，比如说我用钱了，我今天着急，着急但是需要去贷款，需要去办。办手续又需要个把月的、几十天，我还着急。
主持人：
更着急了。
姚文喜：
可是钱到手，我想去干，比如说我养殖，我买猪，买回来猪，到养大了，去还款的时候。前期给我拖延了，我更着急，我们是年终12月25日还款，到时候我猪还没养大，你说着急不着急？确实很着急。但是接下来我想问书记这么一个问题。
主持人：
他不是书记，他是董事长。
姚文喜：
董事长，你给我们贷款办一个手续需要多长时间？简单地说，快一点的。
樊世荣：
我们作为小额贷款机构，我们的生存之本就是手续简单、担保条件相对比较低，一般情况下就是借款人拿着身份证，再找一个担保人，这个担保就是法律意义上保证担保，我们也不要抵押、质押，就是找一个担保人，两个人同时来到我们这个结构，填一份借款申请书，我们进行一些简单的考察，放一笔贷款最快就是半天，最长也不会超过三天。
主持人：
这个是跟原来您在商业银行和信用社工作最大的不同了。
樊世荣：
对。去年的夏天，我们原来有一个老客户，是(陕西)户县的一个运输户，他有两个农用车在跑运输，先后我们那儿贷了，大概累计有九十万元钱。有一天晚上九点多了，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今天车肇事了，而且伤了人，现在我在医院，我身上只有一千多元钱，但是住院费我得要交一万元钱。你有没有办法？我就跟会计联系，我说你的卡上现在有没有一万多元钱？他说，他有，他有两万多元钱。我说是这样的，你就把你的卡通过网上银行两分钟就过去了，先给这个人划一万元钱，但是明天让他过来，再在咱们机构贷一万元钱还给你。因为这是老客户，根本不需要担保，我知道他的情况，所以我们就顺利地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只有像我们这种小的机构才具备这个条件。大的银行，除非行长。
主持人：
特事特办。
樊世荣：
特事特办也办不了。
主持人：
这样的工作效率应该不会让您再着急了吧？前面我看您特着急。
姚文喜：
这我也还是着急。
主持人：
还着急啊，这已经够快了。
姚文喜：
还着急两个事，办一个卡，我去用钱就去取了，这我不着急了，我为什么着急？着急这个钱到手了，到手了以后，我说的还有一个意思，给我办完一个卡，办完卡从那天给我贷款了，钱打到我卡里，我没用搁我卡里搁着，是不是开始算利息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利息高一点也行，我哪一天用哪一天拿给我记利息，我不拿这个钱放在那儿放着。
樊世荣：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主持人：
可以白放三十万在我的卡里，只要我不动它，别算我的利息，是这个意思吗？
姚文喜：
我没去取，搁在这卡里搁着我没使。
樊世荣：
您说的我明白，您说的这种事情到任何时候都不会有的，但是我理解他的意思，您可能是对金融业不是特别熟悉。他的这种需求也是能实现，商业银行做一种授信，说我给你做了一些条件设置以后，我给你先授信，您可以贷三十万元钱，您什么来贷我可以给你，贷出去才记利息，他可能说的是这个意思。我不会把钱放在你的账上，我就成了资金浪费了，这个我们是有问题的。
乔玉芳(内蒙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村支书)：
我感觉金融系统，比方说农业银行和咱们正规的农村信用社，它也有大量的资金向农牧民投放，它投放的程度大概是什么样的？它是救富不救贫。刚才我听懂了，咱们私人的民营的这种小额贷款，他是救贫的。
主持人：
您这么一说，好像把小额贷款公司定位在一个扶贫机构，或者是从事社会公益工作的。樊先生，你觉得她这么理解对不对啊？
樊世荣：
我觉得不对。我们只不过是因为机构设在农村，打交道的一些人相对比较贫穷，也许通过我们给他提供贷款
让他脱贫了、致富了，这些贫困户就是我的客户，我还认为他就是我的上帝。在他们脱贫致富的同时，我们的机构也得以生存和发展，他就是我的客户，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把自己标榜说，我们就是扶贫的、搞救济的，我认为那是人家政府的事情，我们还是一个商业性的机构，只不过我们的客户群体、我们所在的区域是这样的，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说在做扶贫，没有的。
主持人：
乔书记，他这个话会不会打击你？刚才你刚表扬了他，说商业银行常常被人家职责为嫌贫爱富，结果他说我们也不是社会慈善机构，我们也不做太多扶贫的事。
乔玉芳：
我们的农民，只要你对他帮助过了，他要是发展了，他会感恩于你。
主持人：
刚才张大妈特别关注，他们小额贷款公司的利息到底有多高，你会担心什么样的问题？
乔玉芳：
比如说我们农村信用社，现在都有牧民的合作医疗机构了，通过卫生局给我们牧民参保，就是医疗保险这一块。牧民最大的难度，一场大病以后，他必须要自己先拿钱去看病，然后拿回来药费才能给报，就在一个紧急时刻是一个救命的钱，您可以给他贷吗？
樊世荣：
这种我肯定也会给贷，但是我肯定会比较谨慎，看到底能贷多少。
主持人：
谨慎到什么程度？
樊世荣：
我会关注他的钱能不能报回来，还款来源到底有没有。
乔玉芳：
还是有规定的，谢谢。
主持人：
在现场也有其它几家小额贷款公司，同样的问题书记同样找到了你们，你们的答案会一样吗？
孙子洋(西安市大洋汇鑫小额贷款股份公司董事长)：
我会给她贷。
主持人：
会贷，不加考虑地就贷？
孙子洋：
不加考虑，首先我们考虑到主要是他的后续性还款的能力，如果他是短暂急需的话，出现了问题，我们肯定会贷给他。
魏万贵(江苏永泰诚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
我肯定不会贷，因为他生病的还款来源确实不能得到保障，如果他确实遇到这种情况，我只能从自己腰包里
借一次钱给他，可以这样去做。从公司的利益出发，因为公司有它的规章制度。
主持人：
所以你愿意把企业的经营和对农民的一些爱心分开来看待？
魏万贵：
分开来做，我们不是慈善机构，我们是要讲效益的，要考虑自己的风险。做小额贷款公司风险防范是第一位的，如果说不能把风险防范好，这个公司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
主持人：
我们知道国家现在对你们的要求是只许贷不许存，所以你现在就是靠自己原来的本金在不断地往外贷款，像刚才汤敏先生说的，两千两百万够用吗？
樊世荣：
我们的钱还是比较很审慎地在放。
主持人：
省着在用，但是早就花完了。
樊世荣：
不到半年早就完了，2006年9月份开业。
主持人：
那你现在是不是到处走走看看，也没有什么业务可做了？
樊世荣：
不完全是这样。我们有存量，两千两百万，我们起码有两千多万的贷款余额，这些贷款别人还在还，还回来还得放，只能做这些业务，但是这个业务工作量越来越小。
主持人：
应该不会是确实没事可做，然后就到《对话》来坐一坐吧？
樊世荣：
那倒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