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副主席的“民间外交”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而从时间上看，对外开放要早于改革。早在三中全会之前，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已经能闻到对外开放的味道。叶剑英在这里频繁接见来自港澳和外国的知名人士。

　　即使三中全会之后，来自港澳和外国的知名人士到北京，并不是“想见谁就能见到谁”，但他们大都见到了叶。

　　叶选基：香港商人胡应湘、李兆基和美国商人哈默等，他们第一次到内地，都是先见叶帅。粉碎“四人帮”后，包玉刚、李嘉诚第一次进来，也是先见到叶帅，叶帅都鼓励他们到内地来投资建设。

　　这些都是非官方式见面。他这样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做的是朋友间的民间外交、人民外交，不上电视，不登报纸，跟其他领导人有很大区别。很多照片都是秘书拍的。

　　实际上，领导干部的民间交往往往更优于官式交往，现在我们缺乏这种意识。

　　王守江：不那么讲程序，出于都是友人，出于这个，他一定要见见。

　　在当时的中共最高层中，叶剑英有着较多的“海外关系”。他出生于华侨家庭，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又曾是蒋介石部下。

　　而鲜为人知的是，叶带兵解放了广东，至1954年前，他一直主政华南，中共华南局之下设港澳工委，负责领导中共组织在港澳的工作。庄世平、马万祺、柯平、柯麟、何贤(何厚铧之父)等人，均曾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他们都是港澳的商企名人。

　　王守江：那时香港事务是叶剑英管，我经手很多机密的东西，都要写“叶剑英亲启”。因为叶剑英是广东人，海外人士信任他，愿意服从他的领导。

　　当国门重启时，海外人士又找到了叶剑英。作为党内德高望重的元老，即使只是只言片语，都显得非常重要。

　　王守江：他们要看叶剑英的态度，叶帅就说了一句“欢迎你们来，为中国做些事情”，没谈什么具体的事情，一两句话，他们都很感动，高兴得很。

　　霍英东进大陆投资之初，曾遭遇阻力。当时，港英当局对其并不认可，而中共在香港的统战对象主要针对上层人士。

　　叶向真：我父亲说，“英国人有英国人的标准，共产党有共产党的标准，霍英东在封锁时支援国家建设，是有贡献的，我们不能用英国人的标准对待霍英东。”他给侨办主任廖承志打电话，两人取得了一致。首先支持创办中信“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文革”后第一次见到叶剑英，是在1978年初。

　　叶向真：记得那时的一段日子里，每次我回家，常看到荣毅仁坐在父亲那里，我那时搞不清为何他经常来找我父亲，后来才明白，他是来找父亲帮忙解决问题的。现在，每次见到荣毅仁的夫人，老太太都要拉着我的手说：“你爸爸是我们的恩人，是救命恩人。”

　　叶选基：当时叶帅已经在考虑恢复我党的统一战线的工作。民主人士，也要回到“文革”前参政的状态，给他们一定的位置，参政议政。

　　这里头有个插曲，谷牧访问欧洲以后，回来汇报说外国的旅游事业开展得很好，所以中国也要开展旅游业。

　　叶帅就提出，是否搞个旅游部，谁来当部长呢，建议荣毅仁来当。当时中央原则上是同意的。为了让荣毅仁有思想准备，还跟他打过招呼。

　　但后来没搞成。荣就想了一招，搞个信托投资公司，引进外资。如果荣老板当了旅游部长，就没有今天的中信了。

　　当时荣老板跟我讲什么叫信托投资，我第一次听说这么个东西。他提出跟叶帅报告一下。当时叶帅在广州，叶帅作出指示：支持和同意荣毅仁搞信托投资，让他找谷牧汇报。因此，中信是谷牧领导、安排、协助荣毅仁办成的。江泽民同志也参加了中信的筹备工作。

　　传记《荣毅仁》记录，1978年底，叶曾说过：“你说要开放，要引进外国资金，你共产党，人家不一定相信你……还要考虑用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来开展工作，要民间的，不是政府机构。政府机构不好，人家怕你共产党。”

　　此后的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举办“五老火锅宴”，请荣毅仁等五位工商界人士商谈。

　　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叶选基本人也进入中信工作。叶剑英秘书张燕回忆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十个字，叶帅挥毫写了三遍。

　　中信成立当天，叶剑英、王震、乌兰夫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董事。第一届董事会成员中，有江泽民。

　　“经济富线”的设想

　　对于对外开放，叶剑英基于个人切身的经历，基于对“文革”、对极左的痛切反思，非常支持，身体力行。

　　叶向真：父亲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异常坚决和坚定，与他在“文革”后期对家乡广东的情况了解和关切直接相关。

　　“文革”前，广东——叶的故乡，成千上万人偷渡香港，深圳海域经常可见溺水者的尸体。即使“文革”结束，“逃港潮”依旧持续——这对叶是一个刺激，1979年，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拥向边境线，最后外逃约3万人。

　　叶向真：我至今还记得，每当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报告，心情很沉重，经常独对四壁，沉默不语，一位身经百战之元戎，甚至为此落下眼泪。他说，出现这样的“逃港潮”是被生活逼出来的。许多人在这边缺吃缺喝，生活困顿，而港澳那边高楼大厦，还欢迎去，为何不去逃生？

　　港澳地区，早就是另一番景象。1961年，叶剑英、聂荣臻从海军基地坐船到拱北，叶剑英拿起望远镜远眺澳门。

　　叶选基：那次我跟他去了，当时拱北穷得一塌糊涂，只有一个黄颜色的破旧边防所。澳门南光公司老板柯平从澳门带来点心，什么炸春卷、虾饺，等等，哎呀，真好吃！

　　远在那个年代，他老人家心里早已经有那个感触，外边居然已经发展得那样好了。

　　1979年2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和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了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叶催促他们赶快向邓小平汇报。

　　王守江：吴南生说，我们穷啊，快饿死了。上百上千人往香港跑，过去了，就能有活路。想阻止，阻止不了，太多了。有的过不去，死人了，一片一片。

　　所以叶帅说，一定要把边境这个地方发展起来，起码有饭吃，有饭吃就不跑了；第二步，这个地方要开放，他就不跑了，还可以回来啊。

　　叶向真：我父亲说，要在离香港最近的地方建立一条“线”，与香港隔一个海，面对面，让这些地区尽快发展起来、富裕起来，让这些地区的老百姓能够感觉到这儿能生活，而且生活得很好。

　　对外开放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百姓活路问题。

　　叶向真：父亲知道，经济搞不上去，民不聊生，人民没出路，在这种弊政下，还想保持自己的政权，那是不可能的。任何政党，当你违背民意的时候，说再多的漂亮话，老百姓都是不满意也不接受的。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特区”设想，其实是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实践。

　　旗帜鲜明支持办特区

　　1979年，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叶与邓在听取广东省汇报时，即要求他们尽快拟出经济特区条例，1980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获叶领导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王守江：叶帅就说，搞个法，在人大以法律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通过以后，不是哪个人都可以叫停的。

　　即使完成“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之后，改革者们仍面临巨大压力，他们找到叶剑英。

　　叶选基：香港商人胡应湘也曾到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叶剑英家里，在地板上摊开广深高速公路的图作了介绍。梁尚立(时任广州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带来的。那个时候胡应湘兴建广深高速公路碰到好多困难，层层审批，反对声音说：高速公路怎么让外资来搞。意见大着呢。梁尚立提出是不是跟叶帅汇报一下，让叶帅了解支持一下。我跟叶帅报告，他们就来了。

　　我就记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叶帅跟胡应湘讲，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第一条就是交通先行。他完全赞同他们搞这条高速公路。

　　1983年4月，正在广东考察的副总理谷牧，听闻叶在中山疗养，便要求联系见面。这个时候的叶疾病缠身，一个多月前，他正式提出不再连任人大委员长。

　　其他人被要求回避后，叶问谷牧：“听说你最近的日子不好过？”

　　谷牧点头。“租界”论、“李鸿章”、“洋务运动”等说法给他带来巨大压力。

　　叶续问：“听说你遭围剿了。我们有些同志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何不允许你在经济开发区搞试点？”

　　没等谷牧回答，叶又接着问：“谷牧，你有料搞定吗？”

　　谷牧没听懂这句广东话：“您说什么？”

　　叶说：“我问你顶得住吗？”

　　谷站起来：“我一定把特区干出个名堂！”

　　叶说：“那就好，那就好！记住，如果再遭围攻，你顶不住了，就来电话。我叶剑英立即调飞机飞回北京，旗帜鲜明地支持你搞改革开放！”

　　叶选基：当时还没有人发话肯定，他们压力很大。为啥叶帅问谷牧顶不顶得住？叶帅年纪大了，看到这种情况，他很担心，才会问。

　　1984年，小平视察特区，改革者们的压力得到解除，险些夭折的特区安渡难关。(感谢李胜平、王建军大力协助)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