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荐胡耀邦

　　“文革”结束后，叶剑英力主邓复出，而他向中央举荐的另一人，便是胡耀邦。

　　叶对胡的欣赏，至少可追溯到1960年代。

　　1964年底，胡耀邦赴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仅1964年陕西全省就逮捕干部6470多人，扣留5000多人，还有3200多人被开除党籍。胡紧急决定“暂停”。很快胡耀邦遭到全面批判，胡本人也突发大脑蛛网膜炎甚至出现生命危险。

　　正在这时，叶剑英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

　　王守江：叶帅对胡耀邦说，我可以向中央反映，你本人也要跟中央反映，你比我讲得更清楚。你回去讲，我也要讲。

　　到门口的时候，叶帅跟我说，咱们走的时候，你注意，耀邦同志要跟咱们一块回北京。

　　1975年，叶剑英在“读书班”(“四人帮”整肃干部的地方)里见到胡耀邦——他那时仍拒绝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结论上签字。叶向中央举荐胡，后来胡到中科院当副院长。在1976年初叶被要求“病休”之时，胡也被再次打倒。“四人帮”被捕后，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胡让叶选宁转达给叶和华三句话：“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开始关注着胡耀邦，中央党校恢复后，叶向华国锋举荐由胡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到党校后，率先为干部平反，率先掀起有关真理标准等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叶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因此，胡后来又被叶、邓举荐任中组部部长，负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

　　胡耀邦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后，叶继续支持这位思想开放、比自己小18岁的后辈。

　　对三中全会的独特贡献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长度是三中全会的七倍，是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这个预备会是叶剑英提议召开的。

　　王守江：因为我们要民主嘛，要吸收大家的意见。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大家有很多怨气，当时要把思想统一到发展经济上来。

　　怎么开三中全会，叶帅就有不同意见，就是必须加个预备会议，全会不能开一个月吧？必须要开个预备会议，把大家的意见讲出来。统一之后开三中全会，文件通过就解决问题了。

　　叶选基：叶帅是想通过预备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会议过程中出现了议题的转折，提出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平反冤假错案等等，其实叶、邓，包括华，是有思想准备的。

　　叶剑英称赞这次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听会的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于光远曾回忆，会议畅所欲言，指名道姓批评的话，在简报中都如实地登了出来。

　　而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叶剑英发表了至今看来仍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篇讲话(胡德平：《重温叶剑英30年前讲话》。见本报10月2日头版、2版)。

　　叶精心准备这个讲话。之前由党内秀才们起草过一个讲话稿，由于没有事先征询叶帅的意见，与叶帅想讲的有很大的距离。最后，由他口述，女儿叶向真负责执笔，刘诗昆参与，经多次修改，重新拟定了一份讲稿。

　　叶向真：他有一个习惯，什么东西都喜欢自己动手，参加会议也是自己做记录的。他说，秘书记的、写的是秘书的理解，自己记的是自己理解的东西，这样才能理解形成自己的判断、看法。所以他都尽量自己写。

　　与秀才的稿件最大的不同是，新的讲话稿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四人帮”的本质是封建法西斯，强调民主和法制。这是叶帅反思“文革”的结晶。讲话分三个主题：一是领导班子问题；二是民主与法制；三是学习与解放思想。而贯穿其中的思想，是民主。叶连续说了三个“只有发扬民主”，叶还引用列宁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叶向真：这篇讲话应该怎么写，写什么？父亲说：要想往前看，就先要往后看。

　　叶剑英在讲话中，强调了民主、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他认为，“四人帮”能进入中共核心，在于党内民主遭受破坏。

　　“任何个人要完全做到有知人之明，完全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这只有依靠党、依靠党和国家的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才有可能。”

　　王守江：为什么要集体领导？因为我们党，说实话，原来都是主席说了算，别人不能有不同意见。集体领导就不能哪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中央决定了以后就要实行民主，集体领导，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新时期法治的奠基人

　　叶剑英长期指挥军队，也曾主政一方，不过，1978年2月，叶剑英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作为“文革”后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有了新的历史使命：让这个国家走上法制轨道，让社会恢复规则与秩序。

　　1980年，他直接主持中国宪法的最大一次修改，这是一个艰难的工作。

　　建国后先有1954年宪法，但在1975年被改得面目全非，比如强调“继续革命”、“全面专政”，而且打乱党政关系，各级革委会成为各级人大的常设机构，地方革委会还可以任命法院院长，检察机关职权则由公安机关取而代之。

　　经过两年多的讨论和修改，且经历全民讨论，1982年，新宪法通过。叶剑英称，“82宪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

　　从“文革”的废墟中走出，叶委员长领导的立法机构任务繁重——自1949年已近30年，中国的法律几乎仍是一片空白。“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人大常委会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那我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没有当好，我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叶剑英说。

　　在他担任人大委员长的4年多时间里，人大通过了14个法律，其中包括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组织法，还有刑法、刑诉法等基本法律。此外，人大常委会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例和决议。

　　叶强调，法律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能被任何领导人个人意志所左右。

　　叶不仅关注立法，还提出司法独立性问题。“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事实真相，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有一批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检察官和法官，这样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威严。”

　　叶选基：这在今天看来更有现实意义。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