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追述

　　杨澜两次亲历申奥过程

　　“群众运动方式与西方民众有隔膜”

　　前后两次参加了北京申奥的杨澜，对奥运会有着真切的感受。她以一个北京市民的身份投以百分之百的热情参与奥运，她也以一个媒体人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在两次申奥中的变化。

　　从1993年到2001年，这8年时间里，杨澜经历了留学、结婚生子、创业的过程，当年在《正大综艺》中站在成熟男主持人旁边的生涩少女，长成了让世界都在看她的成功传媒人。与此同时，中国也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进一步融入了世界。杨澜在她的书里把北京奥运会比做一股风、一股潮流：“把我们能够往我们想去的地方推得更远，在我们想去的方向上推得更远。”

　　第一次：“感觉底气在一点点丧失”

　　1993年，杨澜25岁。已经在中央电视台工作3年的杨澜因为出色的英文而接到了北京奥申委的邀请，希望她能去蒙特卡洛。如果申奥成功，她将在当地主持答谢宴会等一系列文化活动。

　　杨澜笑着告诉记者，当时她花了两个月的工资，专门请香港设计师设计了一中一西两身礼服。在去蒙特卡洛的飞机上，记者们坐在一起，非常乐观，很有信心，相互打气说：不给中国给谁啊！

　　但是，在蒙特卡洛的日子里，在大量的所见所闻中，杨澜看出了中国代表团与其他代表团在公关方式上的差别。

　　“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些对比的场面。各国世界级的体育明星纷纷出现在蒙特卡洛的公共场所，为自己国家申奥助威，中国随团的十几位世界冠军却在下榻的饭店里待命。中国申奥代表团中有一个中学生合唱队，她们在街头穿着漂亮的学生装，乖巧又可爱极了，每一个人就像洋娃娃，动作整齐，赢得很多人驻足。但与此同时，大概有上百人的悉尼申奥团的成员们，有的胖有的瘦，有的高有的矮，有的戴眼镜，我觉得完全是一种市民的形象展现。”

　　第一次出国的杨澜，用好奇的眼光，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细节。“他们在各个酒吧或露天餐馆里，到处插悉尼申奥的小旗子，见人就说我们悉尼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城市，你们都应该来悉尼。我当时就觉得人家那种宣传方式、那种公关方式好像更有力度。也许我们比较习惯于那种有组织的行为方式，那是经过很多次精心排练的，非常精美、完美的表现方式，我们习惯于用国内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表达对某一项事业或者某一个理想的追求和热情，这种方式固然很有效，但在与西方民众和媒体的交流过程中可能会显得有隔膜。”

　　杨澜直言，中国也好，北京也好，当时都缺乏国际公关经验。这一点不仅从所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可以看出，从老套的申奥宣传片上可以看出，而且从官员们面对媒体的举止上也能反映出来。

　　杨澜回忆说，当各个城市的市长在一块开联合记者招待会时，各个市长都会展现自己的魅力，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进行公关。悉尼的市长就送葡萄酒，说澳大利亚的葡萄酒是最棒的。伊斯坦布尔是一位女市长，她的打扮特别有亲和力。但是中国的官员，第一是很紧张，第二个是非常谨慎，怕说错一点什么又被别人利用。所以，从市长形象和感染力上，也有很大的差别。当初抱有的极大信心，被所发现的问题慢慢蚕食。当时杨澜就感觉到底气在一点点丧失。

　　当中国以两票之差失去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北京市民，部分参与了申奥过程的杨澜虽然很失落，却没有流泪，她更多是在反省与总结。

　　“蒙特卡洛这次申奥对于我的世界观、人生观是一次极大的冲击，它让我看到了自己知识和视野的狭隘和浅薄，这对一个年轻人是非常好的事，你意识到你自己是非常不足的，没有什么可感到沾沾自喜的，这一点对我的人生很重要。”杨澜的想法代表了很多中国人的想法，去认识世界，主动与世界沟通对自身有利，对世界了解中国有利。抱着这样的念头，杨澜后来才离开中央电视台，留学美国。

　　第二次：“我们有这种表达能力了”

　　2001年，杨澜已经做了妈妈。春节前夕，杨澜再次接到了北京奥申委的电话，邀请她出任奥运形象大使，代表文化项目组为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做文化陈述。

　　虽然此时女儿还在哺乳期，但杨澜二话没说就给孩子断奶，答应了奥申委的邀请。杨澜说这一次她真正有了踏实的自信，这时的自信与八年前的自信不同，无论是申奥班子还是市民，大家都有了一种沉淀，心态更加沉稳，不再是盲目乐观。

　　首先让她感受到的变化是，更多的人可以用双语表达了，第一次时只有何振梁和一些体育部门的官员会用双语，第二次申奥时包括当时的市长刘淇，秘书长王伟，还有各个部门包括做边境检疫的、做商业开发的都开始说英语了。这是中国政府非常好的一种姿态，“说明了我们向世界学习、沟通的一种态度。英文不好，也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态度要诚恳”。

　　“在准备文稿和去莫斯科之前，大家都在做排练。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刘淇市长还有很多官员排练时都会到，而且非常虚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那种工作气氛非常民主。大家都直率地向他们提意见。我们跟刘淇市长说，您这段发音还不对，他就马上在小本子上记下来。工作的气氛，工作的态度，就体现了中国发生的变化。”杨澜说。

　　“第一次申奥就像饺子在茶壶里，倒不出来，第二次申奥时，我们有了一种把茶壶里的东西倒出来的能力，茶壶的口宽了。我们有这种表达能力了，无论是语言上，还是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上，都是如此。”杨澜特意提到了代表团启程去莫斯科时的送行一幕：“很多留在北京的奥申委同事们说，如果没有申办成功，谁也别哭啊，笑回来，我们经得起了。”

　　这一次，北京笑到了最后。杨澜在莫斯科的五分钟陈述给全世界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个外国记者采访杨澜时问到，她不是政府官员，为什么投入这么大精力在北京申奥上？杨澜给出了代表着每一个中国人心声的答案，她说奥运会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受益者，所以她愿意参与，每一个中国人都愿意参与。“就像今天的北京有了新的环保的指标，我们的城市规划、城市建筑，人们的文明程度，都有了更大的提升，我觉得这是奥运带给我们的。这是一种遗产，我觉得奥运对于中国的持续的影响就是这样一种强大的潮流，推动中国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