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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侯检 北京报道
1993年9月24日。43∶45,两票之差,北京输了。
为什么不“给北京一次机会”?为什么不让“2000年”与“奥运年”在中国团圆?要知道,北京是我们的首都,是中国的心脏和颜面!我们已经讨论好了,不让上海、广州去申办奥运,“中国第一次还是应该由首都来出面更妥当,一些临时的困难可以更好地克服”,为什么还这样让人心碎?
那一天的蒙特卡洛后,我们把自己的进步观与自尊心供奉在历史祭坛上,然后继续在集体悲情中虔诚地践行那个执着的民族梦想。哪怕是2008年北京奥运闭幕之后,我们依旧如此负重、敏感而不敢放松。
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经闭幕,人们仍不会忘记1993年9月24日那个夜晚。
这个夜晚对中国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北京时间当天凌晨2时30分,萨马兰奇主席在蒙特卡洛路易二世体育场宣布悉尼获得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举办权,前三轮领先的北京以2票之差落选。
这一结局让中国人留下了伤心的泪水,也正是这个经历,中国人向全世界展示了得而不骄、失而不馁的气度和风范。第一次申奥,中国人经受了失败的考验,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8年后,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的中国终于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当你被失败拥抱的时候,成功也可能在一旁等着吻你。
“你们敢不敢去申办一次奥运会”
1979年2月,在国际奥委会解决台湾地区参赛问题之前,邓小平就提出了中国要适时举办奥运会的问题。
1990年7月3日,伍绍祖等国家体委领导和北京市领导陪同邓小平视察奥林匹克中心和亚运村的建设工程。邓小平走到国家奥林匹克中心田径场的看台上,远望一座一座亚运村刚完工的高楼,半开玩笑地问:“你们敢不敢去申办一次奥运会?!”这句话当时虽然没有得到明确肯定的答复,但深深地嵌入在场所有人的心中。
之后,伍绍祖在国家体委内部有关会议上和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几次公开提到这件事。1990年北京亚运会后,国家体委和北京市立即投入到研究和履行申办奥运会程序的工作中来。
在研究过程中,上海、广州和国家体委内部有人曾提出是否让上海或广州作为申办奥运的城市。最终大家认为,中国第一次申办还是应该由首都来出面更妥当,一些临时的困难可以更好地克服。
当时,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口号是:“开放的中国盼奥运”和“给北京一次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申办的会徽是天坛祈年殿加上奥运五环和“北京2000”字样的图案。
1991年2月13日,国家体委、外交部、财政部、北京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报送《关于申请在北京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请示》。3月18日,“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简称北京奥申委)成立,5月13日挂牌。
北京奥申委的主席由当时的北京市主要领导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为执行主席,常务副主席是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和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和北京市市长助理万嗣铨任奥申委秘书长。
12月4日,北京奥申委派出了由张百发、魏纪中和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宁组成的代表团赴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向萨马兰奇主席递交了北京承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申请书。从此,中国踏上了历时两年半、艰难而富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申奥历程。
1992年4月16日,国际奥委会宣布,有8个城市被确定为候选城市。这8个城市按英文字母排列顺序是:北京、柏林、巴西利亚、伊斯坦布尔、曼彻斯特、米兰、悉尼、塔什干。这一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如春风吹拂中国大地,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迈得更加有力。北京对申办奥运会更加有信心了。海内外一大批企业家对申办工作投入了巨大热情,香港商界霍英东、霍震霆父子在一线主动做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不少人感触地说,有霍家父子相助,犹如北京代表团又增加了两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经过两年半的准备,1993年9月,北京终于在蒙特卡洛迎来了第一次申奥决战。
西方记者频频向北京代表团发难
当时的国际形势非常复杂。蒙特卡洛发生了一个大“新闻”,几家电视台一小时一次地播放“中国要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新闻,还播出了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中国官员时的镜头来证明他们“言之有据”。有的消息别有用心,说中国从来就把政治利益放在奥林匹克理想之上,称中国有过抵制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和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历史;说北京在打政治牌,这次是想用抵制来“讹诈”国际奥委会以取得举办权。西方记者抓住所谓“抵制”问题,频频向北京代表团发言人发难。
原来,8月31日澳大利亚特别电视台采访张百发时,张百发曾对美国国会明目张胆地违反奥林匹克原则、干涉中国人民申办奥运会的权利表达了气愤的心情。他对澳大利亚电视台记者说,有一位美国朋友对他说,美国那样对付你们,你们完全有理由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完全有理由对美国进行报复。但我们不会那样做,因为我们一贯支持奥林匹克运动。没有想到澳大利亚方面把这段讲话掐头去尾地加以制作之后,在蒙特卡洛表决前夕播出,并且把剪辑过的内容事先透露给西方各大通讯社。
这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就连萨马兰奇都在9月17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举行会议之前,让秘书把几则电讯稿送给何振梁,并询问到底有没有抵制一回事。在得到何振梁斩钉截铁的“没有这回事”的答案后,萨马兰奇立即让国际奥委会公共关系主任纳皮埃在当天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安排何振梁讲话。发布会上,何振梁对几百位记者开门见山地说明:“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目的,是为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贡献,促进人民间的相互理解与世界和平。不论表决的结果如何,中国为奥林匹克运动做贡献的立场将始终不渝。”
记者继续追问“中国是否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你对张百发的讲话有何评论”等。何振梁先用法语回答:“我不知道张百发先生有这类谈话,有关他的讲话显属误译误传。我想指出的是,我是中国奥委会的主席,我再重复一遍,不论蒙特卡洛的表决结果如何,我们将参加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和亚特兰大奥运会。”
接着他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穷追不舍的记者们终于不再提问。虽然这件事情对中国第一次申奥时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但也为中国在对付突发事件的危机公关上积累了经验。
“申奥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1993年9月24日,在国际奥委会投票中,前三轮领先的北京在最后一轮投票中以43∶45的两票之差落选。当萨马兰奇说出“悉尼”那一刻,在场的悉尼代表团的欢呼雀跃与北京代表团的沮丧震惊形成了强烈对比。
这一夜,悲伤笼罩着北京,第二天北京头班地铁车厢门口贴上了白底黑字的小标语:“申奥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不少人抨击这是美国从中捣乱,但更多的人是在自身找原因。两次参与了申奥的杨澜以传媒人的角度给这次失败的申奥做了两个总结:第一个就是国际社会太不了解中国了,第二个就是中国也不了解国际社会的运作方式。
“当时国际局势很复杂,那时候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成见实际上还是非常深的。”担任当时中国奥委会秘书长的魏纪中,也坦言对北京第一次申奥没有乐观过,“我们第一次申奥把自己估计过高了。”
魏纪中透露,2001年中国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后,他留在莫斯科和一些国际奥委会委员们进行交谈,委员们普遍反映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北京以两票之差没拿到,并不说明很多委员反对在北京举办奥运会,而是觉得那个时候北京办奥运会的条件和澳大利亚比起来,还有所欠缺。当中国第二次申请2008年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的评估报告,就认为北京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和巴黎、多伦多不相上下了。因此他们认为,这次应该是给北京的时刻了。
的确,在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时,北京代表团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没有意识到很多问题,比如交通、通讯、环保方面的问题,宣传手法也过于陈旧,只体现了北京历史悠久的一面,没有体现出作为国际大都市所必备的现代文明气息。相比之下,悉尼准备充足,除了运动场馆和运动员食宿等方面的完善规划外,悉尼还围绕环保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好评。北京第一次申奥虽然失败了,但达到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目的,为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