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实习生 苏欣伟 内蒙古报道

　　河套平原这个靠黄河水灌溉的冲积平原历来以肥沃著称。这里是有名的葵花产地。河套蜜瓜和西瓜享誉全国。近几年，这里的枸杞种植也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因此有“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说法。

　　金秋10月是河套平原农民们喜获丰收的日子，然而四叔却没那么高兴。四叔本名苏福仁，今年52岁，是村里有名的种田能手。5月份的一场霜冻将刚刚露头的庄稼冻死了一大半，1000多斤枸杞到现在都没人收，4亩西瓜刚捞了个本。提起这些，四叔黝黑的脸上写满了无奈。

　　镇里负责宣传的同志告诉笔者，从包产到户至今，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80%以上的农民基本达到了中央提出的小康生活水平。四叔所属的二组，从1999年开始，村民一年的纯收入已达2.4万元，不过9年来始终没能突破这个瓶颈。这让笔者有些疑惑，这几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种粮有补助、农村医疗体制逐步完善、市场化也被逐步引入，政策的倾斜度这么大，农民为什么没有增收呢？

　　四叔的心事

　　四叔家就在村子的最东头。暗红色的铁皮大门上贴着大大的“福”字，鲜红的砖房看起来很气派，只是偏房那3个没刷漆没有玻璃的窗户有些不搭调。穿过大门洞就是院子，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给笔者让了座，四叔聊起了今年的收成。

　　年初“一号”文件的出台，给这些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以新的希望。一开春四叔就在筹划怎么安排地里的庄稼，去年的西瓜价钱不错，一斤能卖三四毛，据说奥运会期间还会涨。“如果一亩地产8000斤就要比种大田合算”，四叔这样想。可是5月初，化肥、种子、地膜等农资产品的价格就开始一路飙升，最后二铵涨到了200多元一袋。但这没有动摇四叔的信心，“今年奥运会，什么都在涨，西瓜价格肯定也会涨。”他坚定地对四婶说。4亩西瓜就这样和四叔肯定会涨的信心一起埋到了地下。

　　“今年的老天爷好像专和人过不去。从种子落地的那一天就没停地糟蹋人。”四叔愤愤地说。5月中旬一天清晨，一觉醒来感觉浑身冷飕飕的，还没等四婶弄明白怎么回事，四叔披了件衣服开上小四轮就不见了。四叔匆忙地拉了一车麦秸到了西瓜地里，空旷的田野上空早已浓烟滚滚(当地用烟熏的方法抗霜冻)。灾害过去后，一大半的庄稼冻死了。电视里正播放领导们开会研究对策的镜头，说到“广大农民朋友们要抓紧时间补种替代型作物”的时候，四叔站起来关了电视出去了。倔强的他硬是10天没吃中午饭把冻死的庄稼补种完。很多人失去了耐心没有补种西瓜，四叔更加坚信西瓜价会涨。6月末的时候，西瓜已经见不得水了，老天爷却开始没完没了地下雨。看着外面的大雨，四叔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终于，西瓜坏得遍地都是，四叔预想的亩产最少8000斤剩下了3000斤，4亩西瓜好不容易凑足1万斤，说了一天的好话小商贩才同意每斤涨1分钱，以二毛三分钱成交。四叔仔细点了几遍手里的2300元钱，皱了皱眉头，“刚好收回成本”。曾经发誓“再也不种西瓜”的他聊起了他种西瓜的经历。

　　“3分钱一斤的西瓜我种了3年”

　　20世纪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政策让农民的热情达到了极点。吃饱了饭的农民们铆足了劲儿要过上中央提出的小康社会的幸福生活。“当时中央提出要搞活商品流通，建立商品基地。加快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四叔对1986年的“一号”文件至今记忆犹新，这让四叔致富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当时，国家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农民自主经营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老村长拿出当年的《人民日报》，指着上面的一段文字。“可那时候，基础设施基本瘫痪，村里的路还有基本的水利设施都是‘大集体’时候修的。”老村长回忆当年的情形。

　　不过，放开了手脚的农民根本顾不上考虑这些。“人们恨不得住到自家地里。”当年急切致富的心理把人变成了机器。那时候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还没有人尝试。高中文化的四叔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1986年，他一口气种了6亩西瓜。“人们都在议论，老四肯定是钱迷心窍了，这么多西瓜卖到哪儿去？这在当时带来的惊奇不亚于包产到户。”老村长这样描述当年人们的反应。

　　在两口子的精心照料下，西瓜长势很好。转眼间西瓜成熟了，幻想大赚一笔的四叔却发现没有人来买他的西瓜。“当时我是用尽了办法，甚至准备自己包车运出去”，不过由于对外地市场一无所知，再加上村里路况差，大型货车根本进不来，他的瓜一个也没有卖到外地。“蹲在田垄上，看着那一地每一个都超过10斤重的西瓜，就像压在心里的石头。”四叔形容当时的想法。最后他的西瓜只卖了3分钱一斤。这一年，四叔的致富愿望没有实现。

　　接下来的一年，他准备再安排6亩。这回是“有备而种”的。四叔的一个在城里工作的同学透露了一个消息——外地的商贩会来当地贩一批西瓜，估计价格不会低于1毛，并说一有消息就通知他。“如果按去年的产量，今年仅西瓜就可以收入6000多元，”四叔这样打着算盘，“西瓜卖了第一件事就要把土坯房换成砖的。”不过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让全村人都气愤不已的事情。

　　几户村民认为水价太高不想缴费，水务段就拒绝给他们村供水。这对靠灌溉维持农业的老百姓来说简直就是要命的事。村里派代表和水务段协商了多次，水务段的态度很明确，不交水费坚决不放水。眼看着西瓜要旱死了，水却怎么也要不下来。无奈四叔自己带头把钱凑足交上去了。水有了，可是他的西瓜却怎么也长不大了。四叔的砖房没有盖起来。

　　不甘心的四叔在第3年又计划了4亩，可是那一年的雨水特别多。“4亩地的西瓜自己都不够吃。”有人背地里这样笑话他。细细地算了一下账，四叔说：“3分钱的西瓜我种了3年。”

　　3年的时间，很多人在银行里都有存款了，可自己家的土坯房被夹在邻居的砖房中间，怎么看怎么扎眼。一次喝完酒之后，四叔哭了。从此，他发誓一辈子不再种西瓜。

　　两亩青椒只卖了10块钱

　　接下来的几年，四叔还在研究中央的农业政策，可是始终不明朗的市场状况让他再也不敢轻易尝试了。不过随着农业改革的深入，他的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

　　1996年，乡镇企业开始在当地兴起。镇里办了一家脱水菜厂，政府不遗余力地宣传新政策，就是政府做中介，企业+农户的新型农业化道路。企业给的保证是，与农户签订协议，他们负责派技术员帮助农民种植，收购价格不低于市场价。镇里给的保证是，以第三方的角色参与协议的签订。不过村里没有多少人响应，村民们认为，这样的好事那些领导们的亲戚朋友岂能放过。可是四叔心动了。“种传统作物，收入是很难有大的提高的，发展特色的商品农业才是以后的方向。”四叔至今都是这样认为。他再一次担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角色。

　　一切准备就绪，就差播种了，脱水菜厂承诺的技术人员却没有如期到达。这可急坏了四叔，跑回家骑上自行车就往镇里赶。结果被告知，技术员回老家了，一个月后才能回来。无奈之下，只好请了一个菜农帮忙。家里人都劝他不要种了，不过他执拗地认为政府不会欺骗老百姓。再说，白纸黑字的东西还能变了？青椒疯了一样地长，价格也一路高歌，四叔的致富之心膨胀起来。从没种过青椒的四叔整整摘了5车青椒，“当时的市场价是2毛多，5车青椒至少也得有3万斤，如果全部卖了就是6000多元！”当时有人惊叹，但这仅仅是如果而已。

　　5车青椒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车队向镇里进发，走到脱水菜厂的门口，首先看到的是20多辆农用车和100多人组成的队伍堵在大门口。透过队伍四叔发现厂里杂草丛生。“人到哪儿去了？怎么回事啊？”愤怒的农民把车开到政府大院里质问。“一整天都没人理我们。”当年和四叔一起卖青椒的村民说。到了傍晚的时候终于有人出来了，不过态度很差，“你们这是扰乱政府办公，再不走就叫公安把你们都抓起来！”愤怒的农民把青椒倒在了政府院里。后来政府解释，他们只是做个见证，协议上面没有政府官员签字，也没有政府的大印，政府只能保证全力以赴把厂子的负责人找到给农民们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人们自己找到了，因为种植面积太小，达不到开工要求，厂方早已撤资。只是当时幼苗早已露出了地面，这个消息就被埋到了地下。

　　四叔的青椒通过“买一赠一”的方式卖了几袋，“只卖了10块钱，剩下的都给猪上了膘了。”四叔深吸了一口烟说道。四叔的这次尝试还是失败了。“农业产业化肯定是未来农业的方向，只是现在的政策落实还是有些问题。虽然我说不出来问题具体是什么，可我认为政府肯定还是要发挥作用的。”四叔这样总结。

　　这一次的惨痛经历对他的打击很大，以后政府号召种植番茄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不种了——尽管电视上天天报道有多少企业建成投产，有些年份价格也确实不错。最近几年，四叔再也没有勇气“吃螃蟹”了，别人种什么，他跟着干。“儿子上大学了，我岁数也不小了，经不起折腾了。”他低下头抽烟，劣质烟卷的味道充斥着整个屋子。

　　从包产到户至今已30个年头，四叔的致富路走的是一路坎坷。他这样总结这30年的经验：“缺乏市场信息、自然灾害频发、没有技术、靠单干是我失败的主要原因。”

　　结束采访，四叔不无忧虑地说了句：“儿子的学费也不知道怎么交，看来冬天得出去打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