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斐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经济大国，盘点30年的巨大成就，我们不能忘了那些在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领军人物。本期专栏我们挑选了几位当年的潮头人物：“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九，提出“时间就是金钱”的袁庚，“中国企业承包第一人”马胜利，还有河套平原上敢于吃螃蟹的农民苏福仁，他们用自己的传奇开启并演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

　　年广九，一个至今仍被芜湖人称为“傻子”的老人，他的精彩在于和邓小平一样三落三起，是被邓小平多次说到的“小人物”；

　　袁庚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经典口号，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催人奋进的号角，当年写有这句话的木牌子已被收藏到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成为一个时代的醒目标记；

　　作为“中国企业承包第一人”的马胜利，在下岗13年后再度出山，他说要在70岁时成为亿万富翁；

　　还有平凡老农苏福仁，30年间他和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一道，在田野上不懈播种着幸福生活的希望。

　　中国的崛起正是靠这些“敢为天下先”的勇士拉动着。他们曾经引领了时代风骚，中国改革开放的丰碑上将永远铭刻着他们的姓名和精神。

　　邓小平3次点名的“傻子瓜子”

　　本刊记者 彭 斐 安徽芜湖报道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1页中有这样一段话：“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这是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到“傻子瓜子”时说的。至今，这段话在“傻子瓜子”的包装和创立者年广九的名片上仍然保留着。在年广九眼中，这已然是改革开放的一个见证。

　　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共3次提到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

　　改革开放前的“傻子”　街头小贩的晴雨表

　　20世纪60年代，年广九曾因“投机倒把罪”“牛鬼蛇神罪”被两次关进监狱。1972年，各地水果歉收，以贩卖水果为生的年广九决定改行炒瓜子。

　　第一次，年广九把炒的瓜子包成275小包，带到电影院门口去卖，每包5分钱，不到两个小时就卖完了，净赚了8.85元。

　　在今天人们的眼里，瓜子早就不是什么稀罕物了，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瓜子的身价却不一般。它在当时是国家二类农副产品，属于统购统销物资，个人经营是违法行为。可想而知，向路人兜售瓜子需要冒着极大的风险。

　　随后几年里，年广九不断遭遇到被抓的经历，但在一抓一放之间，年广九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回忆起当年，年广九说：“天天被抓，一天也不知道被抓多少次。”以至于很多芜湖的个体户后来回忆说：“‘傻子’没事，我们就平安；‘傻子’要是挨打，我们就赶快缩头。”

　　1978年，许多小商小贩都还在观望形势的时候，年广九率先在安徽芜湖市的闹市区十九道门公开摆出瓜子摊位，自产自销。

　　改行炒瓜子的年广九要为瓜子起一个名称，而“傻子瓜子”的来源，与年广九的家世还有着重要渊源。

　　1936年，年广九的父亲到芜湖来，为了生计卖水果，他老实巴交，不知道扣斤扣两，不会当奸商，人们都叫他“傻子”或“老傻子”。“我跟着父亲做生意，人们就叫我‘小傻子’。现在我年纪大了，人们也叫我‘老傻子’。我的几个儿子，人们都叫他们‘小傻子’，就这样‘傻子’的名称传了三代。”虽然已经71岁，但年广九依然精神矍铄。

　　当时在朋友的建议下，年广九决定以“傻子”作为自己的招牌。他认为，中国人吉祥的招牌太多，起一个似乎有贬义的招牌，反而会给顾客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狗不理包子”和“王麻子剪刀”。事实证明，这个不好听的招牌，效果十分理想，瓜子不仅畅销全国，还多次卖到国外。

　　后来有人提出“傻子瓜子”没有苏州、上海的瓜子好吃。年广九专门跑到上海、苏州，甚至到北方的城市买瓜子品尝比较，在配方上作了改进，炒出了共20多个品种的瓜子。“既有适合南方人口味的瓜子，也有适合北方人口味的瓜子。每个品种都能做到香味纯正，壳仁分离，一磕就开。我的瓜子开始在芜湖小有名气，人们都慕名来我家买瓜子，我的生意越做越大。”年广九得意地说。

　　改革开放初期的“傻子”　“放一放”“看一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全国掀起了翻天覆地的改革浪潮，对年广九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年广九的“傻子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1980年年底，邓小平看到了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写的《关于傻子瓜子雇工问题的调查报告》后，当时就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给予了肯定，对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这是邓小平最早谈到“傻子瓜子”问题。

　　随后，安徽省市两级的有关部门组成两个调查组，写成了两份调查报告，前者送给了当时的安徽省省委书记周子健，后者上报到国家工商总局。

　　1981年9月4日，年广九正在家中炒瓜子，突然来了4个人，为首的是芜湖市分管财贸的副市长赵文波，还有芜湖日报社总编辑、市工商局副局长和市公安局副局长。

　　“我一见这些人，心里就忐忑不安。前几年我因‘投机倒把’被关过两次。这次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呢？是罚单子、逮捕我还是抄我家呢？”年广九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赵文波打消了年广九的顾虑，他告诉年广九，要放开干，把瓜子牌子创出来，打到各地去，为芜湖增光。第二天，《芜湖日报》头版就发表了题为《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的报道。就这样，年广九“傻子瓜子”的名头传开了。1982年年底，年广九的“傻子瓜子”获得了国家注册的商标权。

　　改革开放初期，年广九的“傻子瓜子”红遍全国，年广九本人也成了中国最大的个体户，他本人被推到了“中国第一商贩”的时代浪尖之上。

　　搞雇工的“傻子”　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

　　与此同时，国营的、集体的和个体的瓜子经营者共有五六家纷纷上市，“傻子瓜子”的销量也因此受到影响。但年广九自有妙计：一是薄利多销，每市斤由全市统一价2.4元下降到1.76元；二是足斤足两，童叟无欺，少一罚十。短短几天内，“傻子瓜子”销量猛增，每天销售3000斤左右，而且逐日增长。

　　为了满足来自全国的订单，年广九在芜湖市郊办了3个瓜子加工厂，雇工30多人，日加工量7000斤到1万斤。不久，他顺势而上，在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铜陵和安庆等城市设立16个代销点，由原来单一的零售发展到代销、促销和批发等多种经营形式，并在上海的南京路和淮海路两家食品店开设了销售点。

　　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陆续对“傻子瓜子”作了报道，上海话剧团也演出了《傻子进行曲》的话剧。“那时候我已经有了100万，卖瓜子赚了100万！那时候面值最大的钱就是5块、10块，一袋袋我都用大麻袋装着。遇上阴雨天，我的钱都发霉了，我就拿出来晒。”年广九笑着说。

　　1982年下半年，年广九在城郊办起了第4个瓜子加工厂，随后，在南京、无锡、苏州和昆山等地也出现了“傻子瓜子”加工厂。单是芜湖这边厂子的雇工就有103人之多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雇工在8个人以上就是搞资本主义。而103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当时国家工商局有关个体户雇工最高8个的规定。一时间“年广九是暴发户”“年广九是新型资本家”“年广九搞资本主义”的议论声源源不断。“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从党政机关传到理论界，从芜湖传到安徽省里，从安徽省里传到了中央。

　　1983年12月6日，国家工商总局负责人向国务院两位副总理万里和姚依林汇报年广九的问题：偷税、经营规模过大、雇工人数多等，并提出要加以限制。这件事终于点着了导火索，很快引起争论。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本来是反映“傻子”问题的报告，最后却成了保护“傻子”。而对于领导们的决策，作为普通老百姓的年广九当时并不知情，但感到外在的干扰少了。年广九下定决心要把瓜子卖到全国，他在全国10多个省市陆续办起了23个加工厂，规模不断扩大，销售触角延伸到150多个城市，几乎占领了大半个国内市场。

　　小平南巡时的“傻子”　“傻子瓜子”绝境逢生

　　“我们中国，非要走改革道路，从个体走到民营道路、合资道路，我后来也走了合资道路，跟政府合资，但是失败了。”年广九说。

　　1984年7月1日，“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年广九与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两家签订了联营协议，年广九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其他两家公司出资30万元，总经理由年广九担任。与两家的合同规定：年广九每年上交18万元利润，剩余利润归年广九。

　　与公家单位联营，年广九感觉找到了“保护伞”，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了，自己也成了“公家人”。于是他将大部分精力放到了生产经营上。

　　1985年，有奖销售的旋风在中国甚为流行。而此时年广九领导下的“傻子瓜子”也想借此再次扩大知名度，抢占市场份额。从当年1月5日开始筹备，并设法取得银行的信用担保，“傻子瓜子”同时在全国30多个城市设立有奖销售点，投入10多万元广告费在全国30多家媒体做广告。

　　这一活动在最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全国各地来电来函来人要货的络绎不绝，5家工厂每天24小时不停加工，还是供不应求。

　　然而正是在盛况空前的时候，一盆冷水兜头浇下。当年3月6日，几位官员将一份国发(1985)31号文件放到年广九面前，并通知他：“国务院来文，全国有奖销售活动因有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品的现象，欺骗顾客，扰乱市场，因此一律废止。你的有奖销售也不能例外。”

　　而有奖销售一旦终止，年广九也就大祸临头了。他对下达命令的官员说：“上面不是说公司有自主经营权吗？谁来保护我的自主经营权呢？”可是，这话说了有什么用呢？

　　不出几天退货大潮便涌进公司，瓜子大量堆积、变质，资金不能回笼，法律纠纷也随之而来，最终导致公司亏损63万元，这个金额是注册资金的两倍多。“由于我不大懂法，接下来的一场官司火上浇油，让我再次损失90多万。”公司因此一蹶不振。

　　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年广九涉嫌贪污。“当时联营失败，社会影响不好，他们需要有个人来扛这个责任，于是我就被推了出来。”年广九说。1987年，芜湖市对年广九经济问题进行立案侦查，然而最后，于1991年5月，他却是被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次谈到了“傻子瓜子”问题。不久后，芜湖市检察院便主动撤诉，1992年3月13日，年广九被宣布无罪。

　　随后，年广九和儿子给邓小平去了封信，附带着他自己炒的“傻子瓜子”。而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到“傻子瓜子”的那句话也成为了它包装上最有纪念意义的一个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