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石

　　第一场演出安排在晚上，剧目是上党落子传统的《杨七娘》。各种角色轮番上场，说唱哭喊，枪来棍去，锣鼓喧天，煞是热闹。

　　舞台前的空地上坐满了人，一直蔓延到空地北侧的篮球场，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有老人、年轻人和小孩，不下五六百人。不过，安心坐着观赏的，大都是中老年人。有个眼神不太好的中年人，甚至借助手机的视频在观赏。舞台上精彩的表演总能换得他们羞涩的掌声。

　　“年轻人都不喜欢看戏。他们喜欢看歌舞。”赵联秋说。他从事戏曲40年，最终名头也出来了，却发现观众越来越少了，因此时时“感到悲哀”。

　　不过，露天广场上还是来了很多年轻人。一些是骑着摩托车自行车，甚至开着小轿车从外村赶过来的。男男女女凑在一起，说说笑笑。

　　“我看不懂。”一个从外村来的小伙子直言不讳，“电视就那几个连续剧，又长又臭，广告又讨厌，没什么看头。在家里待着又没事，不如出来凑凑热闹。”

　　他坐在摩托车上，四处张望着。“我们村来了好几个呢，他们不知跑哪里去了。有的是和对象一起来的。”

　　顺着他的目光看，不远处，几个男女正在说笑嬉闹。看得出，他很期待加入他们。

　　“要是搞台晚会就好了。告诉我，什么时候有晚会？”他问道。

　　当听到否定的回答后，他有些失落。不过，他表示以后还会来，毕竟这里“热闹嘛”。

　　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晋城，或者其他地方，问问当地一些经常赶场的鼓乐手就会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大都喜欢晚会，尤其是“带点黄色”的晚会。在晋东南，即使是当地传统的“八音会”，赶场子时都会带上歌手，“有些就靠色情表演吸引人”。一个好的晚会班子，一场演出的费用就在1万元上下。这几乎相当于一个草台班子3天5场戏的收入。

　　小孩子们在人群中窜来窜去。男孩们几乎人手一支玩具枪，个个都挂着笑。他们大都玩到很晚。有几个小男孩，甚至玩到谢幕时才回家。

　　在戏班子到达东清秀村的当天，恰逢山西省城太原的一个夏令营到此活动。晚上，这个夏令营在戏班子居住的小学院子里搞了一个篝火晚会，由一个省城的老师，组织本村的小学生和太原来的小学生联谊。

　　太原来的小朋友，在他们的同龄人面前，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艺。而本地的小朋友，则显得腼腆和羞涩。

　　“我不喜欢和他们玩。”一个当地小学生明确表示。他说自己虽然喜欢篝火晚会这种新颖的形式，但在省城来的小朋友面前，感觉“不自在”。所以，晚会没有结束，他就偷偷溜出来，跑回家拿上玩具枪到舞台前玩耍。

　　这里也是小商贩的天堂。早在下午的时候，一些小贩就出来摆摊了。不过，因为是第一天，做买卖的还并不太多。此后几天，附近做买卖的都陆续赶了过来，或骑自行车，或开三轮车，或开小型载重车。他们自发地在进村的马路上形成了一个长达50米的集市。有卖小吃的，有卖布匹的，有卖农具的。农村需要的一切东西，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除卖吃食的外，其余的小贩一般都会在日落之前离开，第二天再过来。

　　一部分外来的小贩甚至就在这里住下了。一个卖瓜子花生零食的老太太来自10公里外,每天中午她啃馒头，晚上到熟人家里吃口热饭，一直经营到谢幕，然后到熟人家“将就”一晚上。有一天，她甚至“靠着山墙睡了一宿”。

　　收入也的确没让这些小商贩失望。一个卖铁器的，平时在20多公里外的县城摆摊，每天的营业额不超过300元。但在东清秀村摆摊的这几天，几乎每天的营业额都比以前翻一番，而成本增加无几。本村的一个小卖铺，平时流水也就是四五百元，但戏班子来的第一天，流水就上升到 2000元。

　　一个当地人也开始出来卖油炸火腿肠。“平均一天能卖200来根。”她满意地说。

　　那种批发只要三四角钱的小火腿肠，抛开成本，每根还有将近5角钱的赚头。这意味着，小摊一天能赚到100多元钱。对于这个人均年收入只有1200多元的村子来说，100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唱戏，像是一块磁石，把周围的各色人等都吸引过来了。村里一些家庭，陆续有亲戚赶过来。这个在封闭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即使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很多年后，仍是农村维系和扩大社会交往的重要时机之一。另一个重要时机，则是春节后的窜亲戚。这些时候，主人备好酒菜，亲友聚在一起喝上几杯，热闹几天，其乐融融。

　　“这是村里的盛会。”大学生村官贺广秀评价道。她在东清秀村工作一年，还从没见过“如此盛大的场面”。

　　转战

　　对戏班子的人来说，最忙的当属赶台口前后那几个小时，因为有数千件的行头需要整理。其他时间则比较轻松，从晚上谢幕到第二天下午，都是休息时间。部分人早起会吊嗓子练功，上午则是许多人的娱乐时段，他们总会找出各种乐子，调剂一下生活。

　　玩得最多的是流行全国的“斗地主”，三个人一伙，很容易凑起来。有时会带点彩头，不过数量可以忽略不计。他们的工资都不是太高，赢了输了心里都会不好受。

　　两岁的小男孩伟伟总会在上午出现在舞台上。他一出现，总会有人逗他玩。这个小男孩已经能熟练地翻跟斗了，还会咿呀咿呀地喊上几嗓子。旁边看热闹的，不时鼓励他再来几个。

　　“这个小萝卜头将来也是块唱戏的料。”赵联秋经常开玩笑说。

　　大部分时间里，赵联秋是开心的，他想尽量给集体生活带来一点笑声。一般吃饭的时候，他和大伙一样，找个阴凉处蹲着吃。一会儿，他就冒出一个笑话，说到得意处，还站起来模仿一些动作，逗得大家哈哈笑。

　　然而在大家看不见的时间，他却愁眉不展。按照计划，戏班子这趟“远征”能小赚一笔。但在东清秀村演出两天后，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原定的下一个台口，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取消演出。而再下一个台口，是在一周以后了。

　　这一下，赵联秋陷入了两难境地：回去再来，显然要赔本；留在此地，住的地儿都没有。

　　班子里逐渐传开了这个事，大家情绪都不乐观。没有台口，他们最担心自己的工资能不能兑现。

　　在一天晚上演出前，赵联秋给大家开了一个鼓气会。“我就是好将军，我们不能打败仗。不管有没有台口，我给大家照常发工资。”他严肃地说。

　　和大多数草台班子不一样，赵联秋的班子实行的是月薪制。一年赶场八个月，无论有活儿没活儿，戏班子的人总要拿到数额不等的工资。而别的班子，大都采用计件制，每唱一场，拿一场的钱。赵联秋不想这样，因为“人心不稳定”、“人员流动大”，对戏班子的声誉有影响。这位武生出身的班主，想打造一支“叫得响”的专业队伍，和吃财政饭的长治市一些知名剧团一决高下，成为一个品牌。

　　戏班子的投入也不小。前前后后，这个班子的几个股东，已经投入了十多万元。而目前，部分行头也得马上换了。现在的这一套行头，是以6万元买的二手货，有些已经不能再凑合了。

　　好在天不绝人路。几通电话后，他找到了当地一个写台口的人(俗称“揽头”，即给戏班子找活的人，劳务费通常为戏班子总酬劳的20%)，搭了好几百元的饭钱，终于写了一个台口，尽管7场戏只有9000元。

　　赵联秋黝黑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东清秀村的最后一场演出即将开始，赵联秋和申晓云找到村主任刘斌，想要结清账。

　　“今天晚上你们一定要来一段歌舞，昨天晚上唱得太短了。”刘斌说。

　　“你们的舞台太小，台步走不开，时间当然短了。我们没有歌舞，要不清唱一段吧。”申晓云说。她不敢得罪这个村主任，因为款子还在他手中。

　　最后，申晓云答应班子的人清唱三段。谈判结束。

　　类似的刁难随时都有。在下一个台口韩村，赵联秋和他的队伍又面临了刁难。“唱不好扣钱，唱好了没奖。”韩村的村支书说。

　　在韩村的第一场，戏班子的《杨七娘》赢来了热烈的掌声，赵联秋才松了一口气。虽然以前也有人这么和他说过，但最终并没有这么做，他担心韩村的村支书和他动真格。

　　“唱戏越来越难干了。市场是不小，可市场也在变。要是戏曲再不改进，恐怕以后就不行了。有的村现在就不请戏班子，改请歌舞团了。”赵联秋一支接一支地抽着3元多钱一包的“黄果树”。

　　他表示，戏班子的剧本已经严重落伍，和现代生活格格不入，以至于观众越来越少。而写剧本的人，稿费又拿不多，所以也不愿意写。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以后的戏剧要向荒唐戏发展。”赵联秋断言。

　　他曾看过一个段子。在戏中，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和一个精通法律的现代律师碰在了一起，二人各自围绕自己的理念展开了种种故事，包袱不断，笑料百出。“这样的戏就对了，观众喜欢看，可是没人写呀。”他说。

　　在东清秀村唱完，第二天一早，戏班子的人开始卸幕装车。但是联系好的大巴车迟迟没有出现。在这个距县城20多公里的地方，临时联络又不可能。此地距下一个台口，路程在50公里以上，当晚就要演，时间相当紧。无奈之下，大家只好坐在满载行头的货车上，向下一个目的地进发。

　　汽车在黄土高坡上蜿蜒，欢笑撒了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