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于松　发自云南昆明

　　云南问责风暴

　　工作人员办公期间利用电脑玩扑克牌游戏，结果，主管所长因监管不力被行政问责，作书面检查并扣发当月奖金；窗口工作人员办公期间因与同事“吹牛”拖误了3分钟，结果，主管局长因监管不力，被罚款500元，并被考核扣分，今年评优无望……

　　今年3月1日，云南省全面启动行政问责制，截至8月20日，先后问责542名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厅级干部13人，迅速形成了一股问责风暴。同时推出的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与行政问责制相互联系，形成了下级犯错、上级“连坐”式的问责体系，并逐渐开始成为一种长效机制。

　　2008年6月13日，云南南部边陲的红河蒙自县。

　　蒙自地方税务局一分局的一名窗口工作人员，在办公期间，与同事“吹起了牛皮”，结果，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前来办理业务的肖先生的不满。肖先生将自己的不满告诉了前来暗访的《红河日报》记者：“原本我的事情两分钟就能办好，就因为办事的工作人员忙着和另一名工作人员‘吹牛’，结果耗时5分钟。”

　　6月17日，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曝光，结果，在蒙自县地税局引起了一场“地震”。

　　典型案例

　　员工吹牛误事局长被罚

　　蒙自县地税局是省级文明单位，但突然被通报批评，只因员工与同事“吹牛”延误了3分钟，局长赵胜荣说，他的脸面“再也挂不住”了

　　6月19日，蒙自县地税局局长赵胜荣被叫到了县政府，他与地税局被通报批评，要求反思并整改。

　　蒙自县地税局是省级文明单位，在去年的行风评议中也得了高分，但突然间被通报批评，只因为一名工作人员办公期间与同事“吹牛”延误了3分钟办公时效，赵胜荣说，会上，他的脸面“再也挂不住”了。

　　散会已是下午5时，距下班时间不足半小时，但赵胜荣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电话通知县地税局中层干部以上领导，紧急召开整改会议。

　　那次会议气氛很凝重，并一直开到黑夜。会后地税局对“因‘吹牛’拖延了办公时间”者进行了调查，并给出了处理结果：每人罚款200元。

　　“犯事”的员工受到了处罚，而赵胜荣与当日值班的副局长，同样受到了问责，两人因监管不力，均被罚款500元，而且年度考核要被扣分。

　　从事了26年税务工作的赵胜荣昨天对早报记者说，他比谁都清楚，“年度考核扣分”意味着什么。“我们单位去年被评为‘一级局’，今年是不可能了。”赵胜荣说，单位被通报批评被扣分，扣分的单位是没有机会评选“一级局”的，而评不上“一级局”意味着没有了优厚的奖金，没有了政治上的荣誉。

　　单位的荣誉没有了，赵胜荣的个人仕途也将受到影响，“年度考评被扣分，影响评优。”赵胜荣说话的语气依旧平缓。

　　其实，因员工服务不到位，而被行政问责的不止赵胜荣一人。昆明市西山征稽所的所长晏波，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因为“一名工作人员在办公期间玩扑克牌电脑游戏”，这名现年34岁的所长与他的副手分别作了书面检查，并被扣发当月奖金。

　　 深度剖析

　　“管的就是首长不作为”

　　我国现行的是“首长负责制”，依据权力与责任的对等，“一把手”权力大，就应负相应责任，实质性的“连坐式”问责，符合“首长负责制”要求

　　只因员工在办公期间“吹牛”、“电脑打扑克”，行政首长就因此被行政问责，赵胜荣与晏波内心起初未免会觉得有些冤屈，但他们明白，这是云南省推行四项制度的结果，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举措，“都是按规章制度来办事的，不冤枉，我接受。”两人均如此表态。

　　这四项制度，就是云南今年3月初在全省范围内推出的行政问责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这四项制度都有细化环节，例如行政问责制，规定了“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监管不力、处理不当”等10种问责情况，并写明了10种问责方式。服务承诺制则是公开向社会承诺服务事项，接受监督；首问责任制是第一位接待的办公人员要在职责内给老百姓充分办理公务或给出指导；限时办结制是在承诺的期限内，完成办公。

　　四项制度各有效力：问责制解决行政不作为的问题，服务承诺制解决行政不负责的问题，首问责任制解决服务质量差的问题，限时办结制解决办事效率低的问题，这四项制度相互牵制，可形成一个长效机制。四项制度是2008年云南省政府颁布的第一项政令，同时，这也是新一届云南省政府颁布的第一项政令。而据云南方面称，以如此声势抓政府自身建设，注重依法行政、廉洁自律，接受群众监督，在全国各省级政府中，还是第一家。

　　复旦大学国关学院教授浦兴祖充分肯定了上述四项制度，他认为这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与目标，落实到了制度上，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从这一点说，云南推行四项制度，具有历史性进步。”

　　“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主要是为了管理公务人员的行政不作为。”云南省人事厅“三制办”负责人杨毅解释道。“而行政问责制是解决‘一把手’的不作为与乱作为。”问责办的杨文富说道。

　　在四项制度中，“行政不作为”是非常重要的一项监管对象，而行政问责是在法律与纪律之外的问责，为此，有人称“四项制度”为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反渎职”。浦兴祖教授认为这一观点比较贴切。而云南省官方则认为，行政问责是解决法律和纪律难以追究的情形和问题，并与之衔接和相互补充的措施。

　　云南的行政问责制中，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既是落实四项制度的责任人，又是问责的主要对象。为此，在问责中，形成了“连坐式”的问责。

　　“违背了服务承诺，办公人员被投诉、曝光，‘一把手’就会被问责，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做不到位，也会有如此的结局。”杨文富说道。

　　“员工服务质量不好，说明我教育不好，管理不到位，督促不严，我有责任，下次员工被罚200元，我也会跟着被罚款500元。”赵胜荣在被问责后，对下属剖析了自己的责任，同时也扔下了一句“首长”惯用的老话，“下次你们再犯事，上级问责我，我回来就会拿你们‘开刀’。”

　　浦兴祖说，我国现行的是“首长负责制”，依据权力与责任的对等，“一把手”权力大，就应该负担相应的责任，实质性的“连坐式”问责，符合“首长负责制”的要求，“一把手”被问责后，可以在内部问责具体办公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