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老前门人来说，从民国到现如今，前门自此成了不安静的地方。

　　1900年的庚子之变是前门衰败的一个开始，义和团一把大火烧了专卖洋药的老德记药房，火势蔓延到大栅栏大街。“延烧铺户一千八百余家大小房屋七千余间。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尽毁。”随后，八国联军又将前门一带各个店铺洗劫一空。

　　这导致前门前所未有的萧条，但随后一些王牌老字号重振旗鼓，率先恢复营业，兴建厂房，让前门又有了较大的恢复。

　　好景不长，进入民国，政权走马灯地更迭，每逢哗变，暴戾之气总是撒向前门买卖。

　　1912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曹锟部下哗变，散兵游勇群起放火、抢劫。除瑞蚨祥修了高大铁栅栏而得以幸免，市面大部分被砸开铁门，洗劫一空。

　　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随之而走的还有使馆、会馆。前门的中心地位大不如前。

　　除了在日伪时期的短暂繁华，到解放前，前门已经奄奄一息。

　　由此，前门作为商业街的最好时光一去不复返。

　　解放后公私合营，前门商人大换血。大量同性质的买卖被合并为营业点。同时，一些老字号前店后厂的模式被打破，手艺的生产流程也变了。仅有的老店家退休后，大部分老字号只剩一个品牌。

　　文革后到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前门在北京商业街的角色已经边缘化，萧条、拥挤、混乱是那里的代名词。胡同聚集了大量见证过前门辉煌的贫民百姓，这时一些老北京小吃却在胡同里顽强地扎根下来。爆肚冯、小肠陈、羊头李成为很多老北京对昔日前门唯一的真切回忆。而他们，在2006年开始的新一轮前门改造时也因为胡同拆迁而离开了前门。

　　至此，所有的前门老商人尽数退场。

　　“改朝换代”

　　清朝末年，月盛斋第四代传人马德成预感到清朝大势已去，敏锐地调整了经营策略——必须要把买卖“向下做了”。

　　月盛斋开始转向中上层人士。民国时一些国民党高官也对月盛斋念念不忘，于是月盛斋酱羊肉飞往南京，宋美龄、白崇禧也都特意订制过。

　　那时物价飞涨，羊肉很难买到，月盛斋已经在苦苦支撑。然而，当北京沦陷，日军一进城，月盛斋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第五代传人马林力挽狂澜，他再一次调整经营策略，让月盛斋转向中下层百姓。同样还是酱羊肉，把32种香料改为4种。还是很香，但营养价值没了。另外马林还做成功了酱牛肉，这样让很多不吃羊的满人汉人也都可以吃月盛斋了。但对老百姓来说依然是奢侈品。

　　这些都无法挽救月盛斋，解放初期还是破产了，1953年祖宅也卖了，还是负债累累，正好国家说公私合营，就归了国营。

　　交了配方，马林被评为一级技师，在国营月盛斋上班，带了两个徒弟，每天指导徒弟做肉。月盛斋一度改名“京味香”，制作工艺与马家掌灶时也已相去甚远。

　　马林一直干到1965年退休，没想到更大的风雨在后面。

　　刚退休文革就来了，马林被抓去批斗，理由是他是资本家。马林的晚年过得很委屈，整个人被批斗得战战兢兢，时常以泪洗面。

　　马林没有再培养后人继承手艺，老大马国耀是家中第一个大学生。

　　马国耀回忆，文革后，国营月盛斋经常去家里问，还有没有人愿意到厂里做？结果没一个孙子辈过去。

　　父亲马林去世前拉着马国耀说，他明白如今恢复这门手艺比较难了，但希望马国耀能把家里几百年的事情搞清楚，要不这门手艺就真的没了。

　　马国耀在铁道部设计大型计算机网络，退休后，他萌发了继承月盛斋的想法。

　　1994年，他的想法得到了国家民委副主任赵延年的认可，同年，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德洙主持召开了发展月盛斋座谈会。指示精神一出，铁道部副部长非常支持，动用三产一部分资金，前后近300万元。在铁道部后院搞实验车间，在马连道还有一个实验工厂，一搞就是15年。

　　如今，马国耀对记者说，他已经把祖传的配方研制出来，可追溯到清朝的月盛斋口味。他与中信国安集团合作，即将在王府井开一个400多平米的饭店。

　　自此，马家与前门的关系画上句号。

　　国营同仁堂也将重回前门大街，它不像月盛斋这么多支派，乐家自公私合营后便彻底与同仁堂没了关系。

　　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北京的乐松生与上海市的荣毅仁，成为全国民族工商业者中的代表人物。

　　1955年，乐松生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戏称因为觉得他是资本家出身(喜欢玩乐)，就他主管北京餐饮业与北海景山两个公园。之后乐松生还代表北京市工商界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送喜报。

　　多年后，曾有乐家后人在台湾开过店，但也不了了之。如今同仁堂的后人乐崇熙是国营同仁堂的顾问，偶然去开会给一百块车马费，此外再无瓜葛。

　　同仁堂在前门棋盘街的老宅子早已成为同仁堂药店，在那长大的乐崇熙偶尔会以游客的身份前去拍照怀念。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老字号都顺利转型。前门研究者袁家方的父亲袁子明，民国时在琉璃厂和西单都做书店买卖。英文一字不识，却卖外文书。只凭袁子明自己摸索的字母顺序记忆法，就懂得什么书好卖，生意渐渐做大。

　　公私合营开始后，老字号们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的情形很普遍，但公然反对的人却不多。袁子明却固执地顶头，他不停地给中央领导写信，不见回音警察却频频上门查抄。文革时，袁子明被带走了，几年后家里人才知道，他被关在了长春的劳改农场。直到1982年，他才被释放，回来继续给领导写信，一直写到去世。

　　袁子明的书店后来与其他许多私营书店共同合并到了中国书店，如今前门随处仍可见中国书店，而袁子明只活在了袁家人的记忆中。袁家方小时在前门长大，如今，踏及前门的次数越来越少，他叹息：“身上银两不多，也不敢来这‘高贵’的地儿了”。

　　如今，那里属于新的商人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