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前门的流年

　　站在前门里头往外看，看到的是历史的流变；站在前门外，朝里端详，看到的是商人的更替

　　★ 本刊记者/孙冉

　　8月7日，前门大街的“铛铛车”又将把人们拉回往日时光。

　　上溯600年，前门大街最初介入市民生活还是在明朝嘉靖年间。在此之前，它是天子赴天坛祭天的御用街道，大部分时候处于戒严状态。而那里的居住者，多是一些仰望权势的达官与富豪。

　　按照中国古代前朝后市的首都规划，皇帝眼皮子底下是不能够存在商业的。而这一切，在明朝末年成为一种徒具形式的过去。

　　嘉靖年间，商业的种子已经根深蒂固，经大运河北上的货物到达通州张家湾码头，开始试着在前门外集散。因为这里四通八达，也与权势离得更近，不过几年，发达的漕运把前门变成了一个集贸市场。

　　自此，前门大街已经不是一个仰望权贵的紫禁城御道，而成了晚明社会的清明上河图。

　　至迟到嘉靖二十三年，前门的景象已经是“市民搭棚盖房，居之为肆”的繁华场所。流转于间的主流，是一批真正做买卖的有钱人，从最初的山东人，到后来的山西人，前门的商人几经流变，正是各个时代的剪影。繁华年景里，这里是人来人往的财富地；烽火年月，这里是人头落地的杀人场。

　　清末，前门最大的商人是山西的票号。

　　民国，前门最大的商人是戏园的老板。

　　解放后，前门最大的商人是公私合营的大公家。

　　文革之后，前门最大的商人是饮食的小个体户。

　　而如今，前门大街最大的老板是地产商——潘石屹。他将把这条街带向何处，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而钱，是一道门槛。

　　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当年和现在的那些老字号们。新前门大街首批回迁的老字号里，月盛斋算是一家。

　　其第六代传人马国耀说，“我们不想回前门，也没有条件回。即使给我们优惠政策，对我们来说还是无力承受。前门已经不是当年的前门。”

　　2006年因为门框胡同拆迁而被迫离开的另一家月盛斋，是马国耀同辈亲戚马国琦在几年前开的。他如今移师后海的九门小吃，与其他北京小吃打包生存。

　　前门“老字号”的形成

　　前门最初兴起，得益于它便利的交通。

　　明永乐年间，原来在积水潭的南北货物集散地转移到北京城东南方的大通桥下，商业中心也从积水潭鼓楼转移到前门外。

　　因为战乱多年，前门外居民稀少，商业萧条，明朝政府就在前门外大街西侧房招商，当时建造的这些房屋叫做廊房，之后商品密集的廊坊头条、二条、三条、四条都是由此而来。

　　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后，将内城的汉民一律强制迁往外城，戏院、妓院和会馆也一律赶到外城，前门外一下子成为了种种商业场所的聚集地。

　　前门当时还叫正阳门，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正南大门，位于北京的中轴线上。明清的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就设在前门内的东西两侧，外省进京述职、办事的官员都住在前门外的会馆。那时，仅前门外一带就有140多个会馆。每逢科举考试、乡试和会试时，前门各个会馆饭馆里都人满为患。

　　到了清末，京奉火车站和京汉火车站都设在前门，前门实际上已经是全国交通的枢纽，各地方来北京的人第一站必到前门。曾在前门生活过多年的前门研究专家王永斌回忆，那时前门很多店铺就已经实行了24小时营业。

　　18世纪前，北京已经成为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官僚士绅的数量占总人口40%，庞大的消费群体，交通枢纽与密集客流，前门商业发展的前景吸引了全国的商人来此淘金。

　　因为一直处于兵荒马乱的战时状态，北京本地商人并不发达，那时前门聚集了一批会念经的“外来和尚”。以宁波、胶东、广东、徽州、山西等地的商人为主，他们基本控制了京城各个行业。

　　山西人做钱庄，山东人做绸缎铺和大饭馆，安徽人卖茶叶和笔墨，宁波人做药业，广东人卖洋杂货，而京津本地商人则多做玉器、古玩、首饰等与旗人贵胄打交道颇多的行当。

　　20世纪初，北京商业领域出现了40个行业，4541家正规商铺。

　　那时一些大店铺的服务之周到，即使到现在也比较少见。撰写北京商业志的缪克沣，曾经在解放后去过北京瑞蚨祥绸布店内房，那是当年给大客户单独挑选货品的地方。他惊讶地发现，里面有装修华丽的客房，精致的更衣室，即使住宿也完全可以。

　　“东来顺”一些大饭庄，那时能来此吃饭的都是达官贵人。上等好肉让先头贵客涮了，一些边角肉料就烙成馅饼给马夫轿夫司机美餐一顿，意在指望以后他们多多拉来一些贵客。

　　几代商人的努力和积攒的品牌信誉度，成就了那些著名的老字号。

　　老字号在清朝的辉煌

　　最初的那些老字号与其说是自持家业、白手起家，倒不如说是与权贵走得最近，资本的原始积累，多是依仗着皇宫御内。

　　月盛斋最为典型。它是当年唯一一家开在户部街(今天安门)的馆子，在那时，周边是宗人府、户部、吏部、兵部和太医院。

　　月盛斋的老马家起初卖的只是酱烧羊肉，独一份，上到慈禧下到达官贵人都热捧。

　　老马家最初来到京城是在元朝。从泉州北上，做的是香料生意。直至清乾隆年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后人马庆瑞偶然进了礼部做供桌，每每能拿回一些祭祀供品，他又暗中观察御膳房师傅如何做酱羊肉，遂也如法炮制。没想却广受好评，马庆瑞遂买下一间店面，正在户部街上，取名“月盛斋马家老铺”。

　　月盛斋到了二代当家的时候，马庆瑞的儿子马永祥将本家的一些香药加入到酱羊肉里，一是增加了香味，二是增加了营养价值。自此，月盛斋名满京城，当时的主要客户还是上层的达官贵人，一般老百姓买不起。那时候盛传，买不起月盛斋的肉，就在户部街北口，拿着馒头闻香吃馍。

　　到了第三代马永昌的时候，马家已经相当富裕。置下了地产，3个大院子。每天只卖两大锅一百多斤肉，夏天还歇业。平时与太医在家后院品茶，讨论如何用中药做更好的改良酱羊肉。

　　到了光绪年间，月盛斋达到了事业的顶峰，据说慈禧最爱吃酱羊肉，每晚夜宵都要吃一小盘，故特赐了腰牌，可以让马家把肉直接送进宫内。每当慈禧游昆明湖时，后面常拴两小船，一条是御膳房，一条是马家老铺。

　　为了专门给慈禧特供酱羊肉，马家四处搜罗名贵香药，其中一味香药据马家第六代传人马国耀回忆，用现在的钱估算，每斤贵达16万元。

　　朝廷从来都是马家最大客户，故此月盛斋虽然不是官家，但比官家还要硬。身在户部街，没人敢惹。

　　马国耀出生于民国，那时家里条件已经不如清朝，但依然能让他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那时马连良等名角演戏，不论多贵的场子，总留一个包厢恭候着他们。

　　不止是月盛斋，当年发达的同仁堂也是如此。宁波“铃医”出身的乐家，明永乐年间来京，清朝时后人乐尊育在太医院做了个小官。儿子乐梧岗想走仕途不成，只好子承父业，在前门外大栅栏开了同仁堂药铺。

　　同仁堂前店后作坊，自产自销药店，经过几十年的苦心钻营，已初具规模，但到了雍正年间，同仁堂翻身成了宫里御药房里的供应商。起初只是供奉药材，据同仁堂文献记载，自雍正年间起，皇室同意预领官银并屡次特许同仁堂增调药价，自道光十七年以后更恩准按市价核算。慈禧当政后，认为同仁堂的药好，曾令代制宫内服用的成药，同仁堂因此有机会获得更多宫廷秘方。

　　由此起势，同仁堂不但在增调药价上盈利，更以天下药业第一大买主的身份操纵药业市场，垄断持续200余年。

　　除经济上的支持外，更有政治方面的支持。同仁堂有了乾隆这个靠山，社会声望和身价都倍涨，老百姓认为它是给皇上做药的，都认这个牌子。后来清朝覆灭，还欠了同仁堂一堆债务。

　　乐家是个大家族，多年的积累，又是一个殷实之家。第13代传人乐崇熙记得很清楚，“曾祖母在世时，四大房都住在前门大栅栏的大宅子里。宅子不是标准的四合院，但足有200多间房。”到了晚清留学热时，家里自费让男孩子们去欧州游学，一去就是好几年，回来后带回许多新式的想法，包括对西医的认同，让年轻职工学英语。更多则是西式生活方式，那时乐家在北海有个游艇，这是乐崇熙记忆犹新的儿时生活。

　　像这样因为皇族青睐而镀金的老字号还有好几家，如“都一处”，据说乾隆微服私访时吃过他家烧卖大赞而出名，所以一个卖烧卖的小馆也能屹立不倒一百多年。还有“一条龙羊肉馆”，光绪皇帝在此用过一次餐，从此馆子就火了。

　　前门商人也分三六九等，第一等是官商，如“内联升”，专门给宫里大臣做官靴；第二等就是这些“皇商”，声名远播，日进斗金；第三等就是五花八门的服务业，更市井，很多开在胡同里，或是走街叫卖，登不了大雅之堂。

　　无论是哪一等买卖，前门在清朝乾隆年间商业达到了顶峰，因为“国门”的位置，清政府是前门商业最主要的商业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