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从GDP崇拜到个人幸福指数

　　李承鹏：从GDP崇拜到个人幸福指数

　　(李承鹏，知名足球评论员，汶川大地震亲历者)

　　中国是一个追求GDP长达30年的国家，我们一直走在飞速发展的大道上。国家有国家的GDP，每个省有每个省的GDP，自然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免俗，也有我们自己的GDP标准。而我们慢慢发现，当GDP上去了，幸福指数却急剧下降了。举个例子， 15年前我们家里能装上电话，能用上手机，能开上个小奥拓，觉得小日子过得特美，现在你开上宝马了，随时天天能出国玩了，你觉得有意思么？有快乐么？

　　曾经有一天深夜，我开车经过一座立交桥，我看到有个人开着一辆陆虎，哇哇的又哭又吐；第二天早上6点钟我有一个会，又经过那里，发现那个人还在痛哭。他是个很帅气的小伙子，我当时就觉得，这是我们城市内心的折射面。而这次灾难，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多少走出了自己的内心，在帮助别人中获得了满足感。不仅是我，我的很多邻居，他们有做房地产的，有做IT的，都突然觉得这段时间过得很充实。他们每天都会开车出去做点什么，因为在时刻帮助别人，反而有一些安全感。

　　灾难面前往往有几种需要，一种就是灾区群众自己的需要，他们需要大米；一种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帮助别人；还有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特别的需要，需要柔软的感情、需要爱。我们曾经在GDP持续增长30年的大发展过程中，变得特别冷漠，女孩想傍大款，男孩想找美女，大家天天在泡着，其实还是不知道追求什么。

　　非典的时候，你必须隔绝在家，你可以拒绝和外界交流；发洪水的时候，你住在高处也很安全的；雪灾，你只要不断电，在家里也都活得好好的，还能看春晚……地震是你在哪儿都是危险的，你只能去广场去和大家抱成一团。特别是最近几年，大多数的人生活得很无聊、无助甚至无耻，我说的很多“三无”人员，需要一个警示。

　　地震的第一瞬间，我和大家一样害怕，我躲在我的车里。然后我觉得我需要做点什么，第一时间去了重灾区，把灾区最需要的物资送过去。在重灾区，我很少和孩子谈到地震，我总是教他们如何练脚功，告诉他们姚明真的很高，姚明说话就好比在你头上八层楼发出声音……我后来一直在想，我在灾区，我最合适做什么？我想还是记录灾难吧，尽我一个时代记录者、观察者的本分。我很好奇，我们的作家们，地震的时候在哪里？在这样一个大时刻，他们是缺席的。(整理/朱慧憬)

　　蒋庆：从政府救济到宗教慰藉

　　(蒋庆，民间学者)

　　灾难发生时，我在贵州乡间，也感觉到了震动，我是过后通过网络了解到灾情的。

　　政府是世俗的权力组织，志愿团体是世俗的社团组织，这两类组织在救灾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及时救治伤者，防止灾情扩大，安顿生者的物质生活。然而，地震灾难对人的伤害不只表现在生存的物质层面，也表现在心灵的精神层面。这次地震灾难在人的心灵精神层面的伤害主要表现在瞬间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与对生命无常的恐惧，或者说面对死亡的恐惧。面对这种巨大的悲痛和死亡恐惧，世俗组织的救援力量往往是非常微弱的，因为这属于宗教层面的问题，需要通过宗教来解决。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这种具有超越神圣性与灵魂永恒性的宗教就是儒教。从网上图片中看到，救援者将遇难者尸体用塑料布包裹一排排地停放在路边，待确认身份后即时处理，这时没有宗教组织在场举行宗教仪式超度亡灵、安魂送生，死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严，而这种情形反过来又加重了生者丧亲的苦难。

　　在传统中国，虽然没有西方组织化的教会，而儒教作为一种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通过礼乐制度来实现神圣性与永恒性的宗教功能。具体来说，当人死亡时，通过丧礼中的“复礼”呼唤死者之魂归来，并通过“慰灵礼”安抚死者的灵魂，又通过“祭礼”祭奠死者在天之灵。这样，不仅死者在儒教仪式中获得了死者的尊严，相信灵魂升天“在帝左右”的儒教信仰也会缓解生者的恐惧。

　　对于地震后产生的心灵苦痛，现在社会上强调“心理干预”，固然这是一个救济的方法，但是“死亡”问题是一个既严肃又深奥的问题，它带给人的痛苦实在太深太大，这样的痛苦不是现代医生们给予的“心理援助”所能完全解决的。这时候，就需要由宗教组织举行相应的宗教仪式，通过宗教仪式联接生与死、幽与明、神与人，从而起到尊重死者、安慰生者的作用，激发出每个人对生命的敬畏之感与永恒之情。古代，中国人的生老病死，终其一生，全在儒教礼制的安顿中度过，通过儒教礼制化解中国人生老病死的生命焦虑与痛苦，使中国人获得生命的神圣意义与永恒价值。所以，我一直强调儒教不只是一个学派，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只提供了生命学理的思考，更提供了对人生命深处的情志慰藉。而这种情志慰藉的作用在大灾难中能体现得尤其明显。(整理/朱慧憬） （来源：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