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进入震区的是民间力量

　　我变了

　　6月3日的成都，除了赈灾的横幅，已经看不到关于地震的太多细节，至少在市区，帐篷已经不见踪影，餐馆和酒楼的生意开始好转。但5月26日，温泉走出火车站的时候，人们还都睡在大街上。

　　温泉登上了从青岛开往成都的火车后才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要去灾区参加救援，父母当时就慌了，他才22岁，况且学校也要考试了。火车上大部分都是赶着回乡的四川人，温泉周围坐着德阳人、绵竹人，他们操着椒盐普通话对温泉说，要回去把震垮的房子修起来，然后一脸平静的沉默。火车到西安的时候，遇到了一次余震，一车人也不惊慌，有人嘀咕，原来地震是这样的。

　　除了服兵役的两年时间，温泉从来没有长时间离开过青岛。2004年，他从所在的沈阳部队复原，又回到了家乡读大学，生活平淡。这个穿着绿色志愿者服的小伙子不爱说话，谈起地震就忍不住想哭，他在电视上看到解放军救援部队开进四川，觉得自己没有理由缺席，“我也是军人，应该到前线去”。但去前线的愿望没有达成，他被志愿者中心分配到了一间公司协助筹款活动，在成都待了一个礼拜，他住在廉价旅馆里，带来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同事劝他想办法先解决生计问题，他也计划去找份工作，“好长时间地留在成都”。

　　王俊辉是温泉被分配公司的员工，地震第二天晚上，他就运送医务人员去了汉旺镇，“离开绵竹市区五六公里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一栋完整的房子，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战争。”看到灾区群众，他也不敢轻易找人说话，怕触动别人的痛楚，反倒是灾区群众更愿意找他们说话。“在那种情况下，你可以感觉到灾难对人的摧残。一个幸存者对我说，他看着自己的房子倒下来，他嫂子向他奔跑，但突然之间，人就被压在瓦砾下了。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很平静，把自己带血的双手拿给我看，我很想和他一起去挖那片废墟。”

　　1982年出生的王俊辉对自己的评价是“地震之前对很多事都漠然”，但地震之后，他认为自己学会了重新看待身边的事物。“人们都说80后是物质化的一代人，这句话放在以前是对的，但灾难之后，所有人都会改变。”王俊辉计划继续负责向灾区运送物资，他认为自己能够长期坚持下来。

　　谁需要变

　　“5·12”之后，最早进入震区的是民间力量。“5·12”当晚，玩无线电的漆奕和李鹏背着各自的设备去了西沿线和成都无线电协会的20余辆车会合，他们原本的目的地是都江堰，但随着灾情的进展，大家决定兵分两路，前往绵竹和什邡，两个地方的通讯都已经中断。在军方通讯车未到和移动电话基站还没有修复的时候，只有他们能够第一时间重建灾区和成都的联系，并把灾情发往全国。

　　因为两人都是短波玩家，根据短波的越距特点，没法直接联系成都，他们第一个联系上的是台湾一名发烧友，再把灾区情况从台湾发回成都。“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现场，知道灾区需要什么，是止血绷带还是起重机。”随着大量无线电爱好者进入灾区，物资需求被准确地传达至全国，而震区恢复常规通讯，要到5月14日以后。漆奕和他的朋友为救援黄金时间抢到了最宝贵的两天。

　　刘丹也是成都无线电协会的成员，因为没有车，他只能留在后方调度各种社会力量，几天内“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完了”。他希望这次地震能改变人们对无线电爱好者的看法：“目前，整个四川的无线电会员才几千人，如果能多些，在地震中起到的作用会更大。但实际上，这个群体很弱势，不被理解。”

　　漆奕也认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地震后需要改变：“现代人对网络、手机这样的高科技产品太依赖了，但它们恰恰是最脆弱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系统就报废了。反而是一些看起来原始的物品能在灾难中挽救你的生命，哪怕只有一个手电筒，只要你会摩斯密码，也会为自己找到生路，但这些很重要的因素都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少了，我们变得有点退化，这是必须改变的。”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在地震之后，参加无线电协会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这是一件好事，日本那么小的国家，也有100多万个私人电台，在国家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可以最先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