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处处是拐点

　　如果说国学热是中国人在当今社会的一种自救，那么汶川大地震则无意间竖立起一根道德标杆，长久考量着中国人今后的所作所为。

　　文/肖锋

　　汶川大地震打开了中国人内心的哭阀，中华民族32年哭一回。有评论说这是大涅槃(杨锦麟)，或是“中华民族这锅老汤煲好了”(《南方周末》)。如果柏杨先生晚走几个月，会对《丑陋的中国人》作个修正，注上“美丽的中国人”也许大有人在。中华民族是善良的族群，可惜，历史上这种善良并不自然生成善良的结果。

　　中国人被近一个月的悲剧直播震撼了。期间全国有不下3000名记者齐涌灾区。结果呢，“可乐少年”不得不求助于代言人，“敬礼娃娃”出现心理障碍。灾区群众那刚结痂的脸直接被用做杂志封面，相比之下，美国《时代》周刊用的画面则是，一只救助者的大手与一只被救助者的小手。

　　传媒的本性是猎取人心和注意力吗？强化伤口不能被容忍，但不强化伤口会被贴上“无情”或“无耻”的标签。当一个民族在外力下“团结如一人”之时，任何不利于团结的话都会逆耳。甚至，当某种激情下缺少外力时，人们会制造出一个，CNN的卡弗蒂和好莱坞的莎朗·斯通是撞在枪口上的，王石是被制造出来的，王和万科事后无论如何救场都洗刷不清了。

　　传媒人作为所谓文化人近来出现两种病症：要么自怨自责、自我贬低，“这些版面这些文字还有什么用，不如去当个义工”云云；要么居高临下、点醒世人，“这不是天谴，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朱学勤)“我要套用关汉卿的语言对‘天’高喊一句：‘天啊，你残害苍生枉为天！’”(余秋雨)

　　地震是块试金石，测试出人性，你内心到底是怎么一个人，通通现原形，想躲都躲不掉。传媒连续做地震专题，写手们均出现心理障碍：是悲情呢，还是反省？旧同事推荐一本他称为最“成功的”地震专辑，那是一本一边卖悲情一边卖比基尼的体育期刊。后来思忖，卖悲情与卖比基尼没有冲突。台湾的模仿秀节目《全民最大党》(原《全民大闷锅》)一边搞笑一边赈灾。台湾同胞这次捐出20亿新台币，比9年前大陆捐给台湾的多一倍。其实，那些被打倒又站起来还能笑的民族才是令人敬佩的。

　　电影《永不放弃》的一段情节，弟弟戏耍中不留神将哥哥砍成两截，掉在地上的哥哥就说：“老弟，今后你可得加倍努力，把我的那份成功也实现了吧！”弟弟长大后每当心灰意冷，哥哥的幽灵就会出来鼓励。好吧，四川死难者的那份成功就由你我加倍努力来实现吧！

　　汶川大地震是中国人的“9·11”？

　　当务之急是让当事人从悲情中拔出来。相对于排列“捐款排行榜”之类的道德绑架，快乐捐助同样重要。灾区群众需要的是遗忘，然后快乐地将生活进行下去。地震博物馆只能是建立在生者伤口上的永久性伤疤。

　　《南方周末》一篇文章直言，“大灾之后中国需要宗教”。不能指望依靠挖掘伤口激发出的“宗教感”能坚持多久。再煽情的传媒也无法取代永恒的慰藉。地震悲情主义与战时共产主义一样是短暂的。

　　其实，中国人最大的宗教是回归大自然和家庭，回到天道，回到亲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