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奕敏：温岭民主的弄潮儿

　　特约记者/田享华

　　编者按：与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相比，浙江省温岭各镇的人代会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在代表参与预算审查的态度和行动层面，它却站在全国的前列。而这一切的造就，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陈奕敏。

　　2008年2月下旬，和煦的暖风让人感受到一丝春意。

　　代表们会上会下激烈商讨预算安排，代表公开批评、建议政府预算，投票不再是清一色的赞成，还有很多反对票，有的代表甚至退场抗议。

　　这正是浙江省温岭市的各乡镇人代会里的热闹场面。正如一位学者所称，这一幕呈现出中国基层民主最鲜活的一面。

　　而这一切都与陈奕敏的努力分不开。这位43岁的中年男子，是温岭市宣传部的理论科长，同时，也是温岭市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恳谈：激活乡镇人大

　　1999年6月25日，温岭市松门镇党委、政府召开了一次村民们从来没有见识过的会议。这次会议没有镇领导铿锵有力的宏篇大论，200多名自发赶来的群众与镇领导进行了平等的对话。群众提出的问题大到村镇建设规划，小到邻里纠纷，镇领导耐心听讲、周详地解释与答复。

　　这就是最早的一次民主恳谈会。此后，“恳谈”的风气蔓延温岭。

　　温岭为什么会成为民主恳谈的试验田？原来在1999年，浙江省委发文要求各地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陈奕敏当时想：单纯搞灌输式的教育可能效果不好，能不能搞得有点新意呢？

　　尤其是要让老百姓愿意参与而且积极参与，就要形成互动，就要有老百姓关心的话题。“按照这个思路，我就想到了这个学习一定要搞成双向的。这样一来，就不再是教育培训班。”陈奕敏说。

　　紧接着，他开始设计方案。在方案中，陈奕敏特别强调三个要求：“第一，开会前5天发出通知，把确定的主题告诉大家；第二，全镇干部要参加；第三，群众提出的问题要认真回答并及时处理。”这也成为温岭民主恳谈的第一个方案。

　　刚好，当时有一个小区居民反映每户交了100元修路钱，结果路一直没有修。于是，大家就决定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讨论。“没想到，效果非常好，群众畅所欲言，提出的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落实。”陈奕敏说。

　　民主恳谈一开始，陈奕敏也不是没有听到反对、质疑声。他磨破嘴皮子，利用各种“公私关系”到处游说。经过努力，他不仅获得乡镇层面的支持，也最终获得市里领导的支持。

　　于是，民主恳谈就这样搞下去了。2004年形成高潮，温岭这一创举获得了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预算：恳谈中见功夫

　　恳谈了6年，下一步该怎么走呢？陈奕敏深知创新不能就此止步。恰好此时，他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

　　2004年，李凡和陈奕敏北京一见，相见恨晚。

　　李凡提出了一个思路：“将民主体制外的恳谈搬到体制内。”他选择了一个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这就是后来的“参与式预算改革”。

　　陈奕敏回忆说，听到这个建议，我就感觉点子很妙。“恳谈本来就是要讨论重要的事项，预算在乡镇当然是最重要的事。”而且一旦讨论形成多数人意见，就会有监督的作用。

　　温岭市是位于浙江省东南沿海的一个城市，根据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指标，温岭在全国百强县中分别位于第32位和第15位。它所拥有的11个镇中，有好几个镇的财政收入都已上亿。

　　2005年，陈奕敏让恳谈与“公共预算改革”融为一体。3年过去，这一创举再次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之所以这么做，陈奕敏解释说，是为了激活处于“死机”状态的基层人大，不是为了预算而预算。也由于在“民主恳谈”上的作为，他在“江湖上”有了“陈恳谈”的绰号。

　　2008年2月，温岭的“民主恳谈”酝酿着更大的变化。此间，陈奕敏抽空来到浙江温岭的海边，看大浪袭来感慨了一句：“这是温岭的民主潮。”

　　陈奕敏深知，他感慨的这次“民主潮”要比以往涌动得更宽更高更有力：一方面是酝酿着一次改写中国人大制度史的机会——引入预算修正案的代表辩论程序；另一方面是将3年前诞生于新河镇的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扩大到市里五个大镇；更重要的改革是从镇一级上升到市一级层面，先拿温岭市交通局的部门预算试刀民主恳谈，明年还将扩大到更多部门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