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从不乏改革者

　　传统与文化的影响力

　　云贵川，从这个简称中已足见三省地缘的相近性。1998年，在“职业需求”的驱动下，四川相较沿海等地出现了大批行动起来的官员，那么，这批官员为什么仅现于四川，而非地缘相近的云贵呢？

　　追本溯源，非独现实条件，四川悠久的改革传统与文化传承，应该也是催生改革官员产生的要素之一。

　　四川从不乏改革者。

　　30年前，四川广汉金鱼公社在全国率先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向阳公社则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这是四川人吃的第一只螃蟹，与安徽小岗村一起推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发展。”四川省社科院政治所副所长涂秋生向《决策》梳理道，“此外，在1979年，四川宁江机床厂首先打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思想禁锢，把一则向国内外订货的商业广告，悄悄登在了《人民日报》上，成为全国改革的排头兵。”

　　涂秋生分析道，这是中国1956年以来的第一则生产资料广告。后来，薄一波同志专门讲，这条广告在中国工业经济体制改革中立了功，与其他5家企业共同拉开了国企改革的序幕。“这是四川人吃的第二只螃蟹。”

　　在基层民主选举上，四川也曾走在前列，具有优秀的传承。

　　据四川省委组织部2003年完成的一个专题研究报告显示，四川基层民主选举改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8年，改革的“第一次高潮是在1988年至1989年。主要在川东的达县、川北的南充等地区的部分县市展开，地县党组织按照党的十三大关于引入竞争机制、发展基层民主的精神，在部分乡镇进行了公开竞聘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和副乡镇长的试点工作。”

　　这一说法在遂宁得到了印证。遂宁市委组织部部长雷世界说，遂宁从1988年就开始进行了公选县处级干部的改革，而且在此后长时间保持了公选乡镇党委领导人的传统。

　　这些或相关或不相关的改革传统，足以对此后的官员形成心理与行为上的暗示与惯性。而在文化上，这种暗示更多地表现为文化的包容性。

　　“巴蜀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盆地即天下’用这两个具有明显差异性的语言来形容一个地方，就足见其包容性之强。强烈的包容性导致的一个倾向就是异质的产生。所以尽管在外界看来，四川文化具有安逸求稳的一面，但其中有部分人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文化特点的消极作用，矫正意识比较强烈。”四川大学蔡尚伟教授告诉《决策》。

　　这种矫正行为在四川似乎从未停止过，其中较近的几次包括：上世纪80年代四川省委省政府发起的“反思盆地意识”，以及其后成都对农耕文化、麻将作风的讨论。而巴蜀文化的包容性使四川对于这些矫正行为给予了一种难得的宽容。

　　这样，在保守、矫正、宽容的相互撞击中，矫正行为与“拔尖”人物赢得了一个难得的文化背景。

　　同时，四川尤其是成都文化是强烈的市民文化，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另一方面，四川自古就有“西部大省”的情结，这种情结使当地公众与媒体乐于把当地的“英雄”推出去。“所以，在四川做出令人震惊的举动也就不让人奇怪了。”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雪冬告诉《决策》。

　　历史留给四川人的改革传统与文化传承，培育了四川这批官员群体性出现的土壤，但这批官员能一跃成为一个群体并逐步成长的历史缘由却不止于此。

　　开放的组织系统

　　2001年，这个群体走到了一个命运的转折点。

　　由于直选突破了现行选举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步云乡直选明确表态不予支持。2001年，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全国人大党组关于作好乡镇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即12号文件，其中明文规定各地在换届中，不得对乡镇长进行直接选举。

　　“这个文件被大多数地方政府理解为反对乡镇选举改革试验。”赖海榕分析说。四川的这批官员与其改革本身一样走到了十字路口。

　　就在此时，一直隐身于改革背后的组织系统，走上前台。2001年9月，四川省委组织部下文要求除少数民族地区，至少1/3的乡镇在当年换届选举中要采取“公选”的方式。因为这个文件，四川政改及其背后的官员获得了与深圳等地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深圳大鹏镇等地在换届中回归至原有方式，而四川的选举改革则继续发展。

　　由于有省委组织部的文件在先，在当年的乡镇换届中，四川雅安市委、南充市南部县委、巴中市委、遂宁市市中区委均颁布了指导换届选举工作的专门文件。这些文件明确规定，在县委组织部门确定一个乡镇领导班子成员的候选人之前，必须进行一道对候选人预备人选进行公开选拔的过程。候选人预备人选通过公开报名产生。

　　到2002年初，四川除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外，有近一半的乡镇“公推公选”出了5447名乡镇领导，1/3是党政一把手———787名乡镇党委书记与942名乡镇长。其中，巴中、泸州、雅安等地所有的乡镇党委书记均是通过公推公选产生。四川基层民主选举改革的第三次高潮形成。

　　“其实，在1998年那次高潮中，就已经闪现着组织系统的身影了。当年选举改革的起源是省委组织部给出的政策空间，在整个过程中，组织部也一直采取‘允许看’的态度，这对调动各地官员的积极性，使改革大面积的铺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四川省委党校副校长李锡炎告诉《决策》，“更重要的是，在步云乡直选引起争议后，组织部及时将各地的改革掩盖了起来，很好地保护了这批官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张锦明：在步云乡直选之后，张锦明不仅没有被问责，反而调任遂宁市副市长。

　　此后，四川省委组织部更是开始打造开放的组织系统，与中组部等国家部委在川的试点形成呼应，共同推动着四川政改的脚步。

　　不过在赖海榕看来，“12号文件”虽然没有抑制四川选举改革在数量上的突破，但抑制了选举开放性与竞争性的深度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转折点以及组织系统在改革中作用的强化，四川政改开始呈现渐进式的特点，其背后官员也逐步演变为“体制内的变革者”。

　　不断寻找腾挪的空间

　　经此前数年的积累与铺垫，2003年以后，在惯性的推动下，四川这批官员开始在政策空间内突破条件限制，寻找新的改革着力点。这其中官员个性因素也因部分摆脱条件限制而显得尤为突出与重要。

　　2002年，张锦明调任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在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基础上重操选举，仅一个月，雅安下辖的雨城区、荥经县就实现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此后，她又将选举扩展到权力体系中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甚至连妇联亦未错过。同时，由于新都区区委原书记李仲彬的强力推动，“新都政改”开始浮现于四川政改版图。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些人的推动，四川基层民主逐渐从前段的选举转向后段的监督。

　　从2003年开始，新都每半年进行4个层面的“民评官”，“不称职”票超过30%的组织部门将依法启动罢免程序。当年8月，新都各部门、各镇与人民团体等的代表对区党政领导班子分“好、中、差”三个档次进行了民主测评。测评结果向全区公开，刊登在次日的《新都报》上。2005年李仲彬调任巴中市市长后，更是将测评的民主监督作用发挥到极致。

　　而张锦明则将这种方式运用到政府决策中，在雅安发起“你心中的新农村”大讨论，引导农民在各乡镇讨论新农村建设方案，然后在市一级平台对这些方案进行讨论、评选，以确定雅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

　　四川官员寻找到的另一个着力点就是城乡统筹。

　　2003年，在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的推动下，成都从规划开始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此后不久，成都周边旋即出现锦江区委原书记白刚打造的“五朵金花”、双流县委原书记冷刚探索的“三集中”模式。这不仅让蜀地再次迸发改革的冲动，而且最终为成都戴上“新特区”的桂冠。

　　2007年末，成都市新都区委副书记麻渝生调任成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在“‘新特区’是否包括民主试验”的疑问声中，这位“新都政改”参与者的上任给外界留下众多想象的空间，其中之一即是四川自发的基层民主改革与城乡统筹改革能否在新特区这个国家平台上会师？会师后，四川这批卓尔不群的官员能否突破现在的上限说？所有的这一切都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