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莲芳后来没有去替朱谌之收尸

　　两岸的姐妹

　　“这个叫陈莲芳的姐姐，我自小与她不熟，她很早便被送出去读书，学无线电。”

　　在朱晓枫看来，组织上选派母亲去台湾执行任务，除了她本人机敏沉稳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她的女儿：陈莲芳。

　　“母亲各方面的才华都很不错，相貌出众，多才多艺，书法师从名家沙孟海，一手字写得尤其好。听说母亲年轻的时候上门提亲的人很多，但是她偏偏选了一个比自己大很多的、有孩子的男人当续弦，远嫁东北。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嫁给我父亲。她老觉得自己身体不好，疑心自己不能生孩子。陈莲芳便是我生父和前妻生的女儿。母亲去台湾后，一直寄居在她家中。”

　　徐宗懋见到阿菊这件事，在他后来的文章《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中做了详细的介绍。

　　“2005年4月19日一大早，我和正修在一家疗养院碰头，他向我出示了一份户籍数据的复印件，上面写着：‘王陈莲芳，出生地：浙江省镇海县，父：陈傅良，母：朱氏。配偶：王昌诚(殁)’陈莲芳正是我们要找的人。

　　“我们上了4楼，告诉医护小姐我们要找陈莲芳，小姐客气地引我们到一个房间，老太太坐在一把健身椅上。根据资料，她已有85岁。擅于处理群众关系的正修马上几句嘘寒问暖，老太太也以和颜悦色相报，接着跟我们到另外一间无人的小礼堂去谈。我开门见山地说：‘我受您的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

　　“‘妹妹？’老太太脱口而出，‘我没有妹妹！’我解释说：‘她是您同父异母的妹妹呀！’老太太好像还没明白，脸色变得凝重。于是我提到她的继母朱谌之，赶紧从包里找出朱晓枫寻人的委托书，老太太看着委托书上的一堆名字若有所思，神色趋缓，她已经记起朱晓枫这个小妹妹：‘我跟她不太熟，不过，她那时好像不是用这个名字。’

　　“这段往事在我们之间架了一道桥梁，我继续追问最重要的事情：‘朱谌之被枪杀后，是您的先生收的尸？’老太太说：‘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您知道埋在哪里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事实上，陈莲芳原本确实打算替朱谌之收尸的。

　　2005年5月，台湾“国防部”对于徐宗懋提出的档案查阅申请案，做出正面回应。

　　与朱谌之骨骸下落有关的文书有两份，一是1950年9月底，阿菊写给“军法局长”的一封信，此时离朱谌之被枪决已有三个多月，信的全文如下：

　　“窃民继母朱谌之误入歧途，致受国法制裁，此固有应得，百死莫赎，惟民每一念及先严养育之恩，则又不免戚戚于怀。据闻先继母全部遗物现由当局保管，拟恳准予赐发，由民收存以资留念，并备他日迁运先继母遗骸归祖茔之用，临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不久，“军法局”回发阿菊一份公函，同意所请：“……据请领朱谌之遗物一节，准予具领，仰即持批，携带该民身份证前来结领。”

　　然而，在档案中并没有发现陈莲芳签署的遗骸和遗物的领据，而吴石案中枪决的所有人士的遗体和遗物，都由其家属签下领据领回，惟独没有朱谌之的。

　　至于陈莲芳为什么后来没有去替朱谌之收尸？是什么让她改变了主意，没有来领？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阻止了他？徐宗懋说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再追下去了。而朱晓枫虽然内心着急，但也无可奈何。

　　“想想看，在台湾的一个屋檐底下，母女两人，一个是共产党的特工，一个是国民党的特工，这大概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奇情。只是现在，一个永远地离去，一个选择了沉默，我们也许只能靠揣摩去填补那段时光了。”

　　朱晓枫虽然没有能够找回母亲的遗骸，但她可以确定的是，母亲已经永远安息在宝岛的土地上了。

　　朱晓枫老人年近八旬，是解放军南京军区总院的前主任医师。离休后，她和丈夫、南京军区卫生部离休干部徐锡成过着安逸而幸福的生活。两位老人一个喜欢书法，一个爱好绘画，今年4月，他们还联合出了一本书画作品集。他们的四个儿女也有着各自成功的生活，孙辈们个个都很有出息。

　　“说实话，我现在惟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找到母亲的遗骸。在徐宗懋先生帮我寻找的过程中，北京有关部门开始征求我的意见：遗骸迎回大陆后，是安葬故土还是选择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母亲故乡浙江镇海中学的校长也打来电话，希望烈士能回到她出生的地方。1995年，母亲少女时代的书房并入镇海中学校区，立名‘朱枫烈士纪念楼’，以供后人缅怀。”

　　只有朱晓枫和她的家人才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谌之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

　　当那场政治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身为国际书店总经理的父亲朱晓光亦被打倒、揪斗，抄家者闯进他家将朱谌之珍贵的遗物查抄带走，还说：“有人在台北街头看见朱枫跟国民党军官手挽手地走路，她已成了国民党的特务……”

　　“这时父亲的处境非常危险，经常被揪到不同地方批斗，随时可能被打死。回家时，他就跟我们几个孩子说，如果哪天他失踪或死亡了，一定要坚信烈士妈妈绝对是真正的烈士。”朱晓光的女儿朱月回忆说。

　　“文革”期间，朱晓枫因在台湾少年团呆过也受到“一般性审查”，但她无法忍受对母亲声名的污辱，开始写信给组织要求予以澄清。直到1983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肯定“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隆重举行。

　　这一场纪念，迟来了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