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叛徒出卖致四百多地下党员被捕

　　迷雾中的历史

　　1951年，朱晓枫除了知道母亲牺牲外，其他的一无所知。当时母亲的经历，也是朱晓枫后来在阅读了大量材料后，才知道的。

　　“吴石案”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制造的第一宗政治大案。1948年春夏之间，任国民党国防部高级将领的吴石已经开始暗助共产党，同意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并策反国民党军队。1949年6月赴台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前，吴特意将一对儿女留在大陆。不久，华东局特派地下情报人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进行联络。

　　“母亲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她在台湾的任务，是作为吴石的联络人，将一批重要的军事情报，辗转送回大陆。”

　　刚到台湾的

国民党面对飘摇政局，加强内部高压。1950年1月，中共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逮捕，随即叛变供出所有地下党员名单，其中四百多人被抓，书记以上未投降者悉遭枪决，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几乎彻底瓦解。

　　“母亲得到消息的时候，从台湾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锁。她在吴石的帮助下，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群岛中的定海机场，那里离家乡镇海很近。谁知吴石也很快被捕，闻到味道的国民党特务马上前往舟山追捕我母亲。母亲处事精明，她到了舟山，觉得情势不对，便住进了一家医院。因为医院人员流动大，也不需要出示户口，便于掩饰身份。但即便如此，无处不在的特务还是找到了她的下落，她被捕了。”

　　在舟山沈家门羁押时，朱谌之从皮衣夹缝中剥出金链、金镯，分四次把有二两多重的金属吞服，发现后被紧急送往台北抢救。

　　这段历史，随着2002年，朱晓枫看到《老照片》和《凤凰周刊》上的文章和照片，越发清晰了起来。

　　“我从少女时代便已经懂得，母亲做的就是生死边缘的危险工作。照片里，行刑前的母亲穿着家常的碎花布旗袍，外披一件深色外套，表情从容镇定，跟我印象中的母亲别无二致，那一年，她才45岁。”

　　也正是因为这些文章和照片，朱晓枫结识了徐宗懋。

　　1980年从台湾辅仁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毕业的徐宗懋，做过导游、广播记者，1983年底进入《中国时报》并一呆17年，他成为台湾名噪一时的记者。2000年他离开新闻界，创立了台湾文史工作室，开始投入他热爱的历史研究工作。“这些年‘台独’对中国历史的扭曲太严重了，我能做的就是从民间的角度来纠正这种扭曲。”徐宗懋曾经说过。

　　也许因为这种对历史的使命感使徐最终与朱谌之的故事结缘。

　　1999年的一个夜晚，徐宗懋在一家报社的相片柜最底部翻出一个沾满灰尘的袋子，上面写有“奸伪”二字。打开以后，赫然看见的是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不过由于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公布过。后来，徐宗懋向该报购买了这批资料。

　　2000年，龙应台就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不久，即见到这些照片。她决定以“文化局”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地下展厅举行特展。

　　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同意了这项特展计划，并脸色凝重地出现在这个名为“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展厅里。由于选题特殊以及新史料的出土，一时观展者云集，媒体亦作广泛报道。“愿今天台湾的人民记取教训，放下仇恨一页”，有人反思，“这是中国人的不幸，为政者不可不慎，勿以众生为刍狗”。

　　寻找的故事

　　朱晓枫发现母亲被杀害后，她的遗骸去向成了一个沉甸甸的谜。

　　“与母亲同天就义的吴石中将，由其部下收尸入土。1975年吴石被大陆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夫人于美国病逝后，在世纪之交的一个吉日，其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葬于京郊福田公墓。”

　　这越发让朱晓枫想找到母亲遗骸的下落，于是她想到了徐宗懋。

　　“我通过写信给《老照片》和《凤凰周刊》，希望他们帮我们取得联系。说来也巧，那些天，徐宗懋正带着一家老小在内地旅游。”

　　2003年2月6日，朱晓枫和丈夫以及62岁的南京作家冯亦同从南京赶到上海。同一天晚上，徐宗懋赶到上海。

　　冯亦同在徐宗懋发现那批老照片的数年之前，已经开始了他寻找朱谌之的历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一家史料杂志上开始知道这个革命女性的传奇一生。那时，我在南京市作协主持日常工作，有意组织作家撰写朱谌之传记，但最终未实施。几年后，《战争后的战争》一文及朱谌之冷对法庭的附图，因其‘强烈的现场感’，让我‘活生生看到了一个坚定革命知识女性在特定年代的慷慨悲歌’，我当即决定亲自为心中的女英雄立传。”电话那头，老人一字一句坚定地说着。

　　和徐宗懋见面的情景，朱晓枫和冯亦同都印象深刻。

　　“当时我对徐宗懋说：‘我已经老了，惟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死前能迎回母亲的遗骸。’”

　　这次见面，朱晓枫提供了一篇母亲朱谌之的友人陈修良(注：陈修良同志是建国前的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写的文章，给了徐宗懋。

　　文章里说：“朱谌之本名朱枫，出身浙江镇海名门，就读宁波女师时积极参与学生活动，毕业后远嫁东北一富裕陈姓人家。此前，丈夫与原配已有子女数人，朱谌之又生下女儿陈悼如(后改名朱晓枫)。后来丈夫过世，朱谌之带着女儿回到镇海，与后来加入共产党的革命青年朱晓光结婚。抗战爆发后，朱谌之跟着丈夫朱晓光，在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因干练被派往上海、桂林等地，从事左翼文化宣传活动。1944年，朱谌之在上海遭汪精卫逮捕，不久获释，第二年，朱谌之加入共产党。1948年她被派往香港。1949年，中共华东局为了与去了台湾的吴石重新联系，要找一位适当的人选，他们选中了朱谌之，因为她前夫的女儿陈志毅与丈夫王昌诚在台湾，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

　　朱晓枫告诉徐宗懋，朱谌之曾寄居在台北女儿阿菊(也就是陈志毅)家中，被害后，应该是阿菊丈夫王昌诚(又名王朴)收的尸。

　　于是，朱晓枫写下一张委托书：“……代寻姐夫王昌诚(王朴)，约1945年前后赴台，1950年任台湾警务处电讯所主任。姐姐陈志毅(又名陈婉如、陈远馨、陈莲芳)，1920年10月5日生，……”

　　回到台北后，徐宗懋据此向台北“市府”申请寻人，台北市“警察局公共关系室”受理。

　　通过户政登记查找遇阻后，“在没有其他有效资源和无钱聘请私人侦探的情况下，只能诉诸媒体了”。一个多月后，徐宗懋带领台湾TVBS电视台记者来到南京，在朱晓枫家中进行拍摄。

　　2003年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返乡安息，朱晓枫寻母遗骸》，同日，TVBS电视台播出对朱晓枫专访，随后两岸一批媒体转载。

　　但就像几颗石子丢进大海，徐宗懋没有接到一个反馈电话，台湾社会上似乎也没有反响。“我托徐宗懋代为寻找母亲的遗骸，他非常热心，前前后后来我家几次，带了记者来录影、拍照，自掏腰包帮我在台湾的报纸和电视台登寻人广告，我没有给过他一文钱。

　　“前后找了3年，我的心也慢慢冷了，我知道这很难，而且，中国人有句老话，‘青山处处埋忠骨’。我只是常常想起母亲。那个入狱后叛变的党委书记蔡孝乾，受过党多年的培养教育，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但在刑逼面前的表现，竟然不如我母亲这样一位女子。我母亲没有系统学过马列，去世时党龄只有5年，在数颗子弹穿透胸膛前，还能高呼出‘共产党万岁’！

　　“母亲是富家女，却没有富家女的习气，她自己生活简朴，却舍得把钱花在工作上。我记得，地下工作联络点的桌椅沙发，都是母亲自己出钱买下的；抗战工作没有经费了，她一次就捐出500大洋；新知书店没有纸张印刷进步刊物，她变卖了自己存在上海银行的一枚3克拉的钻戒。

　　“一名同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被捕后释放，组织上派母亲护送他上船去香港，他坐的是四等舱，无铺无座，海风一吹，冻得发抖。母亲马上跑到

卫生间，脱下自己里面的毛衣，送给他穿上。母亲牺牲40周年的时候，我见到了当年的这位同志，四十多年来，他一直保存着这件已经磨破了的毛衣，他把它赠送给我，留作纪念，成了我手头为数不多的母亲的遗物之一。”

　　正在朱晓枫为寻找母亲遗骸无果而灰心丧气的时候，徐宗懋给她带来了一个好的消息。

　　2005年2月，徐宗懋突然想到了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林正修，他曾投身社会运动，2004年底辞去台北市“民政局长”职务。当时徐宗懋曾在电话里告诉朱晓枫，他觉得这次会有突破。

　　果然春节后不久，林正修带来好消息：王昌诚已经过世，但陈莲芳(即阿菊)还在，他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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