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容祖儿的三种方式

　　-口述／梁文道 记录／杨一

　　过去人们常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我说香港空虚，是从生存意义角度上说。

　　对于底层社会来讲，边缘劳工想的很简单，就是生存。这样的人，偶尔会抱一种幻想，就是往上流动。如果我在果栏打工，我就知道我再怎么流动，也流动不到半山去，但是可以把希望放在另一个地方，所以就赌博。这就是为什么香港的马会马场投注的都是劳苦百姓。他们赌得最狠，因为这些人最需要赌博，他需要那个希望。

　　很多社会主流媒体的人批评，说他们明明有机会存钱怎么不存。那也很容易理解的，我天天在果栏打工，好不容易在赌场赢了好几千块钱，会把它存起来吗？当然不！我立刻花天酒地当一回大款，又回头继续搬水果。

　　而那些高级打工仔(所谓的白领阶层)其实好不了多少。为什么呢？香港人过去这种靠地产带动的经济，使得香港人把楼房看成是人生终极目标。他们唯一想的就是：我攒够了钱，就能够“上车”。“上车”这个说法很妙，仿佛城市是一辆疾驶的列车，快速往前奔，“上车”的意思就是我赚了钱，买了第一个房子，哪怕再小一个房子，就上车了。上车后怎么办？我就努力一点，跳到更快的车。大家理想都是这个，可是最后你换到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那些中产阶级朋友，费了很大力气赚到了钱，有了个海景房，可他看不到海景，因为每天下班回来可能10点11点，累得不行了。香港豪宅广告很好玩，标榜几个东西 ：一、海景，就是说香港的楼房价格决定于你能看到的海景。越是豪宅，看到海景就越多。所以香港人的财富地位，是从楼房能看见多少海景的面积来决定的。维多利亚港湾两边的楼房跟地形，可以划一个财富与地位的等高线。住得越高，看到越多海景，财富地位以及权力就越高。李嘉诚在山顶，这就是最有地位的人。二、还有要有会所，五星级酒店会所。平时没人去用，大家没空，也就只是小孩呀家庭主妇偶尔用一用。

　　理想生活没得到那怎么办？大家就想另一件事儿，得提早退休，享受生活。

　　所以香港人是很空虚的一群人，大家要即时的刺激，我常常说，香港表面上是国际大都会，其实是个部落社会。

　　部落社会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想法都很接近，喜欢的东西都一样。而真正的国际大都会是分化的，有不同人群，有不同的次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香港大部分人要过的生活是同种模式，白领下班后最好的娱乐就是去吃自助餐、唱卡拉OK，到了卡拉OK唱的居然还是同一首歌。

　　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边，资本家不能够只有硬资本，他还要有软资本——文化资本。纽约的地产爆发户特朗普，发财后赶快去恶补一下怎样欣赏歌剧，以此增加文化资本。比尔·盖茨创办微软发了财，他也想办法显示文化，去买达芬奇手稿。但香港很怪，有钱人讲究的是买更贵的名牌。大家都买LV，LV这种名牌有特种服务的。人家都用那个，但我的是订购，和别人不一样。

　　许多香港人喜欢听容祖儿。只不过是劳苦大众听唱片，有钱一点的听演唱会，再有钱的老板就可以到后台去抱抱她。所以你看香港没有文化资本的差异，大家只是有硬资本的差异。

　　香港为什么那么多“奔驰”？欧洲人很有钱，也不见得满街“大奔”。但香港人喜欢这些东西，因为他们在文化上是缺乏依靠的。

　　香港经济：搭便车还是自赶路？

　　-特约记者/姚瑞伦 发自香港

　　在世超过十年的人和事，都有着各自的不平凡。香港转眼回归十年，是不平凡中的不平凡。有幸见证这十年的香港人，大都感到“风雨同路”。

　　我们是“中国香港人”！

　　要客观评论香港过去十年的得与失，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香港人越来越爱香港。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句“香港人”，当中透着无奈、不情愿、惧怕，甚至还有真实的和想象的优越感，包含着说不清道理、难以理解的复杂内涵。当香港人从心底里说“我是中国人”或“我是中国香港人”时，才是真正的“香港回归祖国”。

　　香港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跟近年中国的经济奇迹有莫大关系，许多人都亲身感受到祖国越来越强大，能够向外国人说“我是中国人”，已成为一种光荣。

　　许多人坦言，已由香港回归初期的慌恐，到今天看见中国的经济奇迹，印象大大改观。

　　其中，一位身为1997年7月1日出生小孩的母亲说，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回归前总觉得自己是“香港人”，现在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因为，“经常听国歌，又看到国家运动员经常拿奖，航天员飞天，感觉很强烈”。

　　告别大香港心态

　　事实上，连外国人也对香港越来越羡慕。一位美国教授表示，近年来诸多北美人士关心的话题之一，在于“香港已死”的恶兆是否成立。显然，最新的评估告诉他们，香港并不是受害者，十年前的预言和恐惧并未来临。

　　2007年6月初出版的《时代》周刊亚洲版，以《香港回归十年》为封面专题，更指出香港很幸运，回归后正值中国迈向更自由开放，可以为香港提供梦想不到的机会。该杂志说，香港不但没有死，而且生命力越来越强。

　　总结香港回归十年，大部分政经界人士均承认，的确错失了很多机会。直至近几年，部分学者及政界人士，才开始将香港的未来发展聚焦在如何跟祖国共同发展，尤其是如何为中华文明带来示范作用。于是，产生了所谓“香港学”的研究。

　　一位学者引述美国加州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贾雷得·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分析指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失败甚至最终消亡的社会，往往是四种类型：第一种，它没有预见到问题的出现；第二种，当问题出现时，社会的决策层没有理解它：第三种，当这个社会决策层理解时，他们却不能作出努力去解决问题；第四种，当决策层做出努力时，却失败了。

　　由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理论，由于全无经验参考，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对执行者来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考验。

　　今天的香港，要参与全球化竞争，当然不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至于是坚持执行“积极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这个法宝，还是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适当的调控，是香港未来要积极思考的问题。

　　而另一项要作抉择的是，展望未来十年，到底香港是想挂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