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变数2007

　　-张国庆

　　随着新一届美国国会履新，一个更为微妙的中美经贸关系新阶段即将展开

　　随着新一届美国国会履新，一个更为微妙

　　的中美经贸关系新阶段即将展开。对时隔多年重新主导国会的民主党人来说，在督促布什政府改变伊拉克政策的同时 ，在中美经贸领域施加更大的压力，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工作，这将使得2007年春夏的中美经贸关系充满了更多的变数… …

　　艰难地走到一起

　　实际上，在经过漫长的冷战、怀疑和谨慎的接触之后，今天的美国人终于可以轻松地说，“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处在一 个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有一位西方记者的描绘很能说明问题：70年代，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便会对翻译说："带我去采访动物园， 看

大熊猫。"那是一个对神秘的中国充满兴趣的时代；1980年代，美国记者说：“带我去迪斯科舞厅。”那是一个对开放 的中国多了许多认同感的时代；1990年代，他会说：“带我去见持不同政见者。”那是对发展中的中国抱有疑虑心理的时 代；而如果是今天，也许他会说：“带我去见商务部的官员。”这是一个理性地看待中国崛起的时代。

　　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2003年5月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尽管有着一些贸易纠纷，但还是小范围的、得到 控制的。在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公开表示希望看到人民币的“形成机制”发生变化后，一场围绕中国

人民币汇率的争论和批 评逐渐升级，此后“贸易差额”和“入世承诺”等因素也相继卷入，中美经贸摩擦在那年的下半年全面升级。

　　实际上，从中国入世第二个年头开始，美方对中国入世承诺方面的抱怨便开始公开化了，结合着美国国内政治气候的 变化，伴随着

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中美经贸摩擦在2003年的下半年迅速扩大化了，而反倾销诉讼也随之扑面而来。

　　在许多美国人争论着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时，一些学者在担心这将影响到中美关系，但华盛顿的分析家斯蒂芬·里克特 却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了问题背后所蕴含的积极因素。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上个世纪60、70年代或者80年代，你 问一位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人，2003年他对中国最大的担忧是什么，而你表示可能是中国稍微被低估的货币，那别人肯定 认为你发疯了。”

　　合作优于背叛

　　正是从那时起，华盛顿的智囊们和政治家们开始趋于理性和建设性地看待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了。博弈论中著名的“ 囚徒的困境”推论也在试图告诉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双方合作比双方背叛更有利于双方。一句话，合作优于背叛。

　　这种观念的冲击与变化被曾任副国务卿的佐利克为代表的一些知华派人士所注意。佐利克很坦率地说，“我们过去3 0年的七届政府都努力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结果怎么样？我们成功了。看看资本市场、商品价格、汇率和商品仿冒问题，如 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讨论。因此我们重新设定了战略重心。目标不仅仅是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还需明确这 样做的目标是什么。”

　　一个对现在和将来都将产生深远影响的理念--利益攸关者的概念，就从那时起开始孕育并最终脱颖而出了。

　　华盛顿的观念更新有着积极意义。一位日本心理学家曾经如此描述一些家庭的破裂：为了医治丈夫的毛病，妻子可能 会唠叨不休地责备他，结果他的毛病就变得更恶劣，而她也就责骂得更凶。由于她对丈夫的缺点老是采取固定不变的反应，她 就只能用一种方式对付这个问题。她使用这个方式愈久，这个问题也就变得愈糟。除非有一天，她能够去掉眼中的横梁，主动 清除自己思想上的蛛网，这份关系才有可能变得积极和富有建设性。

　　因此，拥有真正的、坦诚的、及时的、全方位的交流，则不仅是中美关系不同于以往的重要标志，也成为了中美关系 走向更趋稳定发展前景的关键所在。过去几年里，中美关系尤其是在经贸领域堪称是充满互动的高潮，无论是高层互访，还是 多层面交流，都体现出积极的沟通意识，一种解决问题的诚意和耐心。双方都较以往更清楚地意识到，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 就是对话。

　　前国务卿鲍威尔曾经在2003年11月5日的一次演讲中说过这样一席话：“仅仅在最近的两年里，我们两国首脑 破天荒地有过四次会晤。我跟我的中国外交部同事、朋友和李部长在这两个月内会见了五次。我们有不断的电话交谈。”

　　新财长与新经贸关系

　　在经历一番争论和反思之后，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开始考虑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佐利克离开国务院时，人们确实曾有过一丝隐隐的担忧和遗憾。人们并不担心美国的对华政策会发生大的改变，而 是遗憾，制定对华政策的人中，了解中国的人少了一个。

　　但鲍尔森的到来及时填补了这一“空白感”。与来自制造业的前任斯诺和奥尼尔不同的是，鲍尔森来自华尔街，对中 国所知的不仅明显多于两位前任财长，而且来自金融业的背景也使得他考虑问题的角度也明显不同于其他人。

　　对中国的熟悉很自然地成了鲍尔森的一大长处。这不仅是因为他在中国有着很丰富的人脉，也是因为他对中国的真实 情况有着比一般政客多得多的了解，对中国社会的游戏规则也有着更深入的认识。这也正是布什所看重的。

　　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亚当·西格尔看来，美国安全所面临的真正长期威胁是其自身技术创新能力 的下降……在全球化世界里，要维持美国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对优势，避免美国创新能力的下降，美国公司就必须进入全球市 场，尤其是要参与印度和中国的技术崛起。而“创新”也正是鲍尔森多次提到的词汇，并且成为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主题。

　　这也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鲍尔森在就任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后发表的首次重要讲话。他当时说，如果美国想保持竞争 优势，就“必须欢迎而不是逃避竞争”。而在2006年9月13日的讲话中，他更进一步地提到，应从长远战略机遇角度来 审视美中关系，这将可能给两国带来巨大益处而非威胁，并且明确地说：“我们并不担心中国的竞争。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而鲍尔森2006年11月的访华，以及12月中旬率团来京参加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都突显了鲍尔森理性、积极和系统地处 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新思路。

　　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伴随着中美政治关系走向成熟和稳定，中美经贸关系也将变得更加理性和务 实，但由于美方对中国兑现入世承诺有着相当高的期待和要求，也将使得中美之间理性沟通的“任务”显得更为艰巨，也更具 现实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国际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