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套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读本诞生

《新公民读本》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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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我们无非是撒播一些政治文明的种子

（左起）陈萍、杨东平、周雁翎、王雄为《新公民读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撰稿／李宗陶(记者)

　　2005年12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针对中小学生的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读本在北京大学出版社诞生。编者说，这八册书，亦可供成人使用。

　　上课了。

　　三年级第一课：认识你自己。

　　“古希腊一座神庙里刻着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人类从很早就开始不断思考自己、研究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小朋友，你问过自己‘我是谁’吗？”

　　接着，

　　这样的课程，凭借一套名为《新公民读本》的校本教材很快即将发生。淡绿色的教材封面上有中国式的卡通形象；一行小字说明了它全部的意图：为二十一世纪培养合格公民。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中国进行的公民教育是无意识的。“政府的职责”、“新闻舆论的力量”、“走近民主”，这些重大主题，如今使用浅显话语，通过简单小故事，配以可爱插图，终于在这个岁末照亮了许多人的眼睛。

　　学者丁东认为，公民训练是让人成为一个能履行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其第一条是：“我不放弃选举权，并且自由选举我所佩服的人。”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博士生导师朱永新主持的新教育实验也将公民教育纳入其中，称之为：修补“人的教育”的缺失。

　　12月17日，记者在上海听到本书主编、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平静的声音。

　　新民周刊：公民(citizen)这个概念，是从西方来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套“新公民读本”里的“公民”二字，该怎么理解？

　　杨东平：“公民”这个词是从古希腊城邦来的，作为一种人的自觉与文明存在模式，它总是对应于某种历史背景和社会文明形态。在中国，公民这个概念，在“十五大”、“十六大”报告里都已经提出过。“公民”，是指一个健全社会下，从自然人过渡到社会人、政治人的最终结果，含有丰富的责权内容。

　　新民周刊：“公民”跟“教育”连在一起，似乎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比较敏感。

　　杨东平：2001年10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这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公民道德)首次进入官方政治语汇。2004年年末，郑州大学成立了公民教育研究中心，这是教育部的一个文科基地。今年5月，教育部一位副部长去郑州为中心揭牌。这是一个重要坐标，可以理解为“公民教育”四个字浮出水面，得到了政府的认可。

　　这套书，本来计划在去年年底出的，因为重写和修订，拖了一年。这一年来，公民教育的大环境发生了一些令人可喜的变化。

　　这个月的11日，我们在北京开了一个新书发布会，主题就是“公民教育：探索与实践”，算是为“公民教育”正了名。想让大家知道，正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一样，“公民教育”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但编写者们还是异常慎重，现在小学卷(四册)拿出了定稿，初中、高中卷还在修改中，书中举的每一个例子、用的每一幅插图，都很慎重。

　　新民周刊：1930年代中后期，日本曾经在中国实行殖民教育，后来国民党实行党化教育，再后来，公民教育课就从中国大陆的中小学课堂消失了。我记得梁子民先生回忆过国民党主政时期，“党义”、“三民主义”等课程是怎样依靠政治权力进入学校，取代公民教育的。他说在实际教育当中，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大学里，许多“党义课”的教员一到课堂上，先说一句：“兄弟的课是奉送的。”他们自己都不认同。

　　杨东平：1900年代，蔡元培先生曾经将新教育体制发展为国民教育，已经比较接近公民教育。1910年代，新文化运动使科学与民主成为公民教育的核心。1930年代的初中生大多用过商务印书馆编写的公民课教材。虽然分量不大，但是相当扼要、明确地教给学生什么叫公民，什么是国家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

　　新中国成立后，公民教育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笼统的思想政治课取代。1950年代，曾有人倡议学校重设公民课，或者宪法课，很快被打成“右派”。今天，国内一批德育教育专家深感过去中小学德育教育的缺陷，它强调的是计划经济统一规范下的遵纪守法、忍让和服从，是强调义务为主的公民塑造，对权利讲得少，参与讲得更少。方法是灌输式的，倡导的道德观价值观是顾全大局、“螺丝钉式”的，几乎没有个人权利。

　　新民周刊：倡导德育教育改革的声音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一直没有停歇过。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好像也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杨东平：体制内有一批政治学、法律学出身的专家学者，一直把“公民教育”作为研究课题，检索一下，国内差不多有200-300篇这方面的理论文章。90年代以来，教育圈内也曾小范围流传过两个公民教育的读本(倾向于政治学读物)，但都没有得到传播。2001年，中山大学副校长李萍在国内最权威的教育理论刊物《教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公民教育——传统道德教育的转型》的文章，当时很醒目。但这些，都只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

　　我们3年前立这个课题的时候，社科院的张明澍(也是这套读本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拿出了他早期研究成果，是一个公民教育的框架。当时也只是作为一个课题，直到北大出版社介入以后，这项研究才加速到编写教材。所以，北大出版社有这个意识是关键性的一步，把“公民教育”从理论研究转为可以进入校园的实践，也就是这八本校本教材的面市。

　　新民周刊：这套读本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今天的中小学生接受这些内容？

　　杨东平：世界各国都把公民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小学一般开有社会课，中学阶段就开公民课了。公民教育通常由两个方向，一是学校教育，一是社会教育。包括四块内容：公民道德(像遵纪守法、礼貌礼让)、公民价值观(像和平、仁爱)、公民知识(像政府功能、个人与政府的关系、求助、维权等)和公民参与技能(像民主选举)。

　　过去我们偏重于第一、第三项，而公民知识在传播上也有欠缺，基本上是一种“道德说教”，有一种“知识化”的倾向，很少作为一种实践或行为的培养。譬如两个小孩发生纠纷了，具体该怎么处理。在读本里，当然是引导孩子理性、宽容、反思、化解，这只是提供解决方案的一种。现实情况会比这个复杂具体得多，所以在教学时，会提供很多情境，让孩子们自己讨论。

　　新民周刊：什么叫校本教材？

　　杨东平：就是区别于国家统编教材的一类可能进入校园的教材。

　　我们这次在北京开发布会时，许多分管教育的地方领导和中小学校长对这套教材表示很感兴趣。还有一些从事社会教育的NGO负责人也是，他们说，变换一下背景，就是他们面向外来务工者的好教材。

　　新民周刊：正想问您，这套读本有没有考虑到农村中小学生和成人。

　　杨东平：有考虑的。在农村，初中学历就是许多人的最后学历，所以，在初中卷就有一部分是让他们了解与职业生活有关的知识，像维权一类的法律常识。面向成人的读本以后肯定可以做，不会像这样设置课时，可能也没这么多插图，可能以阅读为主。

　　新民周刊：到目前为止，知道这个消息的各界学者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欣喜之情。一是认为它跟历史衔接上了，二是有助于奠定民主法治建设的根基。

　　杨东平：不是说出了一套书，中国的民主政治就解决了。我们无非是撒播一些政治文明的种子，做一些启蒙，培养一些生长点，真正的民主习惯要在民主生活中养成。一门课程的功能毕竟有限。

　　下一步，我们想在一些学校进行尝试。把公民教育与学校生活、班级生活联系起来。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就指出，要“学会适应民主生活”。我们想让学生在校园的小社会里体会与同学、老师、校长的关系，体会规则的制订与执行，体会权利与义务。总之，读本面市，只是迈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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