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管庄丽城汽配市场强制拆除案调查

　　编者按：同一个法律体系，同样都是违法建设，却有着不同命运：“丽城汽配城”被政府部门依法强制拆除；“都之都度假村”却不仅没有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且还被仲裁给一方当事人。为何违法建设屡屡发生？违法建设者该承担什么责任？违法建设，到底谁之过？两个相同性质、不同命运的违法建设案例，给我们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带来哪些深层思考？

　　2005年的金秋十月，对于北京管庄丽城汽车配件市场(以下简称汽配城)的商户来说，并非“收获的季节”，而是“倒霉的季节”。

　　“国庆节前后，我每天损失至少三千五百元。”北京四元信达维修养护中心经理王国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全家都在“经营汽配”，“一个月下来，至少损失十万元。”

　　根据有关规定，坐落于北京朝阳区管庄乡八里桥村的汽配城，被

　　违章建筑被拆除了，商户、投资商、村委会都怨声载道。他们当中有人认为，拆除汽配城，是为了建商品楼，背后有更大利益，建公共绿地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记者带着诸多疑问进行了深入调查。

　　商户利益受损害

　　王国锋在汽配城有两个店铺，第一排的店铺(挨着朝阳路)160平方米，第四排的店铺为108平方米。

　　9月25日晚上11点多钟，“市场部给我打电话，说市场保住了。”26日一大早，王国锋把已经搬出去的设备又搬回到第一排店铺，继续正常营业。可到了中午，说还要拆除，“我把设备搬到了第四排的店铺。”

　　9月27日上午10点钟，“市场部通知商户开会，说不拆了”，王国锋又把设备搬回到第一排店铺，“中午，有一个在我店铺修车的，说下午两点钟强制拆除。”王国锋坐到太阳伞下吃午饭，他手下一名小工说，“铲车进来了，来了很多人。”

　　王国锋连忙组织搬运汽车举升机等设备，“等我再出去一看，强拆的人就都已进来了。”他初步算了一下，“经济损失至少三十万元。”

　　广东人陈湛榕1998年到北京，一直在四元桥做汽配生意，2005年9月1日，他来到八里桥，和汽配城市场部签订了半年的合同，交了4万多元的租金，

　　“我一天没有营业，就一下子损失了13万多元。”陈湛榕告诉本报记者，“我手下还有12个工人，每天管吃管住，还得发工资。”

　　据市场部一份材料介绍，汽配城和海鲜农贸市场有600家经营户，年交易额9000万元。这些商户，来自五湖四海。“汽配城是去年夏天才开业的，如今生意刚刚开始好转，却又让我们走人，但合同并没到期啊？”汽配城的商户不仅牢骚满腹，还有太多疑惑，“既然是违建，当初为啥还要建呢？”

　　市场部怨声载道

　　作为投资商和管理者，汽配城市场部的各位股东怨声载道，也认为“损失严重”。

　　张文镇是市场部一位股东，2000年4月30日，他作为乙方代表人，和甲方———八里桥村农工商合作社，共同签订了京东农贸市场工程建设经营合同书。

　　随后，张文镇等人筹集了260万元的注册资本金，成立了市场部，并于2003年2月26日获得了营业执照。

　　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甲方对建设农贸市场用地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经营农贸市场的审批手续承担法律责任。如因上述权责发生争议、纠纷或因审批手续不健全而导致乙方经济损失的由甲方承担赔偿乙方损失的责任。”

　　“没有办理土地使用手续，是村委会的责任。”市场部副总经理徐红印告诉记者，“我们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他们单方撕毁合同，给我们造成了几千万元的经济损失。”

　　9月2日，得知汽配城要被拆除的情况后，市场部当即向北京市有关主要领导递交了一份《情况反映》。《情况反映》说，“对乡政府、村委会这种不尊重历史事实，不顾合同规定，强行违约拆除市场的行为表示震惊。”

　　从这份《情况反映》中可知，为了建设八里桥建材市场和海鲜农贸市场，“公司共投资2600万元，村委会投资500万元。”市场建成后，市场部承包了占地120亩的这两个市场，“接管经营后，按照乡政府、村委会的原定方案，招商经营”。2003年，“在征得村委会同

　　意，乡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将其中严重亏损的建材市场变为汽配城，“并于2004年办理了转型手续，获取了营业执照，正式运营”。

　　村委会左右为难

　　和市场部签订了合同，是市场的发包方，又收取市场承包费，因而八里桥村委会在这次违建拆除过程中，注定要成为众矢之的。

　　汽配城因为违章被拆除的消息，最早被北京市某都市报记者获悉，并于9月15日赶赴现场。该报报道说，村支书林长明介绍，当初是为改善村里经济状况才引进投资建市场，“现在一拆，村里每年200万元的收入就没了。”这位村支书还说，当初建市场时，村里是按临时建筑办的审批手续，“现在他们说违章，那就违章吧。”

　　9月27日下午，强行拆除时，八里桥村一位干部(其本人不同意暴露姓名)到了现场，但很快又回来了。“心疼啊！”汽配城被强行拆除的第二天上午，本报记者见到这位村干部时，他眼睛红红的，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你说有的还没拆？那不叫没拆，应该是还没拆完。”

　　本报记者几次采访他，但他每次都不正面回答问题。“我现在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也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当初在市场开业时，乡党委书记剪彩了吗?”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它还有什么用啊？！”

　　“当初在市场招商问题上，乡里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所有的决策也不是我们来决策的，你要想了解更具体的问题，最好找我们乡长、书记。”

　　“既然是违建，为何还要建呢？”

　　“都走到这一步了，又有什么办法呢？既然是违建，就得无条件拆除啊。”

　　“村里有没有损失？严重吗？”

　　“损失？能没有吗？我也不知道找谁要损失。说句真心话，这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上级有指示，必须拆除，我们只能执行，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义务。”(盛学友)

　　政策链接：“违建”必须拆除

　　建设部副部长 仇保兴

　　严肃处理违反规划的人与事，对违法建筑和错误决策要立即纠正，对人要严肃处理。要坚决拆除违法建筑。现在对违法违章建筑的处理，以罚代拆的现象非常严重，必须坚决纠正。世界上对违法建筑的处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拆除，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意大利对违法建筑的处理，就是用推土机把违法建筑全部推倒。对违法建筑如果只是罚款了事，实在是太轻了。按过去的规定，违法建筑只是按建筑量的百分比进行经济处罚，如按建工成本的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进行处罚后，违法建设者再按商品房出售，仍大赚其利，所以他根本不怕你罚款。

　　拆除违法建筑必须用铁的手腕，不能羞羞答答。拆除违法建筑要有好的办法。可以由规划局和土管局出面，把违法建筑的地点、面积，建设时间，责任人，要求何时拆除等内容统统在报纸上予以公布，要求责任人自行拆除，如果到期不拆，由地方政府组织强行拆除。如有对

　　强行拆除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诉，地方政府应诉。如真的拆错了，政府给予赔偿。杭州市就采取了这样的办法，自1999年6月至2001年底，市区共拆除了300多万平方米的违法建筑，结果没有一件起诉政府的事件发生。拆除违法建筑当然要依法办事，严格程序。但如果每处违法建筑都通过法院去拆，周期过长，涉及的精力太多，违法建筑是拆不了的。处理违法建筑在全球没有更好的办法，惟一的办法就是拆除。有些实在难以拆除的违法建筑，如拆除局部违法的建筑可能影响建筑整体的安全质量，属于结构性问题的，那就按照整个建筑的工程造价来罚款，而且要一并处理当事人、施工单位和规划设计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