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法修改：期待三大改动

　　国家提供免费义务教育开征教育税保障财源改革投入方式确保学生受益

　　-问题一：教育经费来源不稳定，各级财政权责不清

　　-问题二：经费使用领导拍板，投入方式不合理

　　-解决办法：开征教育税，确定各级政府经费投入比例

　　-解决办法：经费投入方式由资助学校改为资助个人

　　□本报见习记者申欣旺

　　9月，又到了开学的时候。和往常一样，随着学生的入学，学费问题又一次浮出水面。

　　但这一次又有很大的不同：《义务教育法》修改正紧锣密鼓的进行，而义务教育的经费问题则是其中的重要论题。

　　最近，由教育部起草、国务院法制办最终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由原来《 义务教育法》的18条增至95条。新增内容，包括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和提高教育质量问题，义务教育的公平公正和均衡发展 问题，家庭贫困学生、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等问题。

　　而在8月中旬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义务教育法》修订座谈会上，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严重不足、投入责任承担主体 分工不明确等，成为代表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他们认为，义务教育关乎民族素质，政府应切实承担起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 ，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应对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呼吁，各级政府要依法增加对教育经费的投入，确保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稳步、快速增长， 尽早达到和超过4％。“不增加投入，即便《义务教育法》修改了也起不到太大作用。”他认为，这应该是修订《义务教育法 》首先予以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自1986年制定《义务教育法》以来，我国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尽管在制定之初也曾规定 ，国家免收学费，由于其他费用的存在，教育乱收费以及高收费等现象一直存在。时至今日，随着物价上涨、农业增收放缓， 义务教育的经费带来的诸多问题积重难返，期待更大的突破。

　　国家提供免费义务教育

　　开征教育税保障教育经费

　　面对义务教育的困境，国家应该逐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通过对义务教育投资体制的重新确立，建立起以教育税为主 导、教育捐资、教育贷款为辅的义务教育投资体系，并确立各级财政在义务教育投资中的比例、权责。

　　在形成征求意见稿之前，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汪永清曾亲自带队赴全国各地多次调研。调研发现，投入总量不足造成 的后果主要表现为：一是不少学校的公用经费严重不足，个别农村学校甚至没有公用经费；二是有的学校还存在危房和欠债； 三是一些地方教师工资还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四是学生家长经济负担过重，造成部分学生辍学。

　　“我们很难办，因为我们手里没钱，日常的运转的基本经费都紧张，校舍的维修教学设施的改进就更没有钱了。”一 位长期担任小学校长的老教师不无感慨的告诉记者。

　　为什么学校这么穷？是因为学生交得不够多？事实上并非如此，据记者调查，在湖南省邵东县，农村小学的学费在几 年前就突破生均300元每学期，对于农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而国际上通行的则是由国家免费提供义务教育，英国普及了11年免费义务教育，对已经结束了义务教育但未能升学 的青年实行继续免费教育直到18岁。日本二战后，在经济受重创的情况下，于1947年实施9年免费义务教育，一些地方 还提供学习用品和交通补助费。法国、韩国也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此外还给交通、医疗补助费。

　　一个关键的问题：我国有没有财力维持免费义务教育？对此，谭仲池代表在座谈会上做了一个测算：“实施免费制农 村义务教育，按人均GDP与生均财政经费比例的国际平均数算，小学生每年每生需500元，初中生每年每生需1000元 ，实施全免制需675亿元；从国家级贫困县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需投入经费约200亿元。”

　　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指出，不是没有钱，更重要的是一个观念问题，就是国家要不要拿出这笔钱来办教育。

　　研究教育经济学的学者更是拿出了具体的方案：“我们可以通过在《义务教育法》的框架内制定《义务教育投资法》 或者作为前者的一部分存在，这个法律的重点就是规定义务教育经费的来源、使用。”“比如，我们在取消各种教育费用附加 之后，可以面向全民开征教育税，这是真正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既可以减少附加费等的乱收费，又可以确立国家教育经 费的权威性；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这部法律鼓励民间、社会捐赠、捐资，对于这些行为，国家给予免税等优惠措施，也就是说 ，通过法律确立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的体制，即以税收为主导，辅以教育捐资、教育贷款等，为义务教育经费的来源提供保障。 ”

　　将钱花到每一个学生头上

　　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国家确实对义务教育投入了相当多的经费，这种投入对义务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投入的偏向却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义务教育的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保障每一位学龄儿童接受同等的教育，以获 得生存的基本技能和素养。不少接受调查的中小学校长向记者抱怨：“我们这些学校虽然都是国家亲生的，不过远近亲疏差别 是非常大的。为什么重点学校有那么多的钱？为什么城市里的学校有那么多的钱？因为国家拨给接受义务教育学生的经费，给 不给我们花不由我们说了算。”

　　目前，我国的教育投资体制基本上承袭了建国以来的计划经济方式，即资源划拨，由教育行政部门依照各种规划向下 级教育行政部门拨款。这样一来，国家投入的经费最后怎么花，给哪个学校，很多时候都不是按照学生人数或者需要进行，领 导有权力拍板。而根据实际经验和现状，领导一般更喜欢把钱投到城市里的学校，既可以方便自己子女就读，也方便应付检查 。

　　这种方式早就遭到诟病，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在不同的场合尖锐的批评这种模式下形成的重点学校制度，“豪华、昂 贵的重点学校远远脱离了中国国情，异化着学校的教育功能，加剧了老百姓的教育负担，并且成为教育腐败的温床。”尽管国 家早已明令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置重点学校，但是由于资源的扭曲配置，这种学校之间的差别已经人为存在。

　　其实，关键的问题就是拥有实权者可以按自己的意图花钱，而这些钱本来只有一个用途：保障每一个学生接受相同的 义务教育。

　　要怎样让国家投入的钱能为每一个学生所花？钱怎么使用，能不能用到刀口子上？学者们提出富有创造性的建议。

　　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的题为《“教育券”实践：我国基础教育投资问题研究》的文章，吸收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成果，大胆的提出义务教育的资助方式应由“资助学校”改为“资助个人”，文章认为，“资助个人 ”能有效的防止经费分配不均、以及按照领导意图分配经费的弊端，做到国家投入的经费真正为每一个学生分享，保障所有的 学校都能够得到国家拨给的经费。具体的方式就是按照学校的人数，由国家直接将经费划拨给学校，避免行政审批的中间环节 。具体的制度设计则为，由学校上报下一年度学生人数，核定后，按照实际经费直接拨付，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则监督学校是 否将这些钱用到该用的地方。

　　作者进一步提出，应该改革教育行政部门，使其仅仅作为主管者、监督者、标准制订者发挥作用，不再直接插手教育 经费问题，左右教育资源的配置。教育行政部门通过细化义务教育的基本标准，对经费需求的指标进行论证和信息反馈，完善 经费投入，作者提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只应该作为国家在教育领域的管理者出现，而不是直接的运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