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调查》：项城经验(2)

　　解说：发生在部队和地方之间的干部转移工作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经开始，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和扩大的革命根据地，经常从军队派遣干部转入地方工作。但是真正的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工作作为一项制度被确定下来应该是从建国以后开始的。1950年，刚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恢复生产、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成了摆在年轻的政府面前最首要的任务。为了节省军费，同时抽调更多的骨干力量加入到生产建设中去，党中央做出了复员150万军人的决定。并在1951年成立了中央专业建设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专门负

责全军的转业工作。

　　解说：1965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现役干部转业地方工作暂行办法》这是国家关于军队干部转业地方工作的第一个法规性文件。文件强调：“军队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工作，这是加强国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大措施。

　　解说：1985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代表我国政府宣布了“精简整编，减少员额一百万”的裁军决定。此后，每年都有大批的军转干部走向地方，走向国家建设的各个岗位。而对于军转干部的安置工作，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和调整安置政策，最大限度地保障广大军转干部的利益。

　　解说：在每个省份的人事部门专门设置了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办公室负责此项工作。现已退休的项城市人事局的王继远局长在过去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分管项城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这本转业干部登记册记录着1981年开始所有分配到项城的军队转业干部的去向。

　　记者：您做了20多年这个工作，您发现从80年代90年代，后来慢慢所谓好的单位有没有什么变化？

　　王继远：好的单位现在已经开始变化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的变动，形势的(变化)，过去好的单位，比如商业、粮食，它(们)的形势最好，所以尽量地都往那些形势最好的(单位)安排，但是由于形势的转变，形势的变化，粮食、商业都逐渐变得不是统一的了，像物资局统一计划这都没有了，逐渐变现在，它(这些单位)的形势不是很好。

　　解说：但是，进入90年代后，随着我国开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项改革不断深入，部分企业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企业经营状况开始发生改变，一大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效益良好的企业，它们的经营状况开始下滑，这其中既包括袁永亮所在的曾经生产拖拉机供不应求的项城机械厂，也包括耿金银所在的项城啤酒厂。

　　解说：1997年，耿金银从啤酒厂下岗，而在针织厂工作的妻子10年前就已经下岗，两个孩子正在学校念书。和单位所有职工一样，他每个月所能得到的是170元左右的生活费，靠耿金银一人支撑的家庭几乎完全跨了下来。

　　耿金银：四口人没有职业的情况下你想维持生计，想对付这四张嘴是相当困难的。我住我姐家的房子，我姐姐的房子，我兄妹四个，这是我大姐的房子。

　　解说：下岗的妻子在家靠一些手工劳动换取微薄的报酬。

　　赵清玲：灯泡有个铜丝，劈开穿进之后，劈开，这是一道手续，另一道手续，穿这个线，穿了线之后，用牙把线咬上，然后再穿上灯泡。

　　耿金银：(这些年)反正不管干啥，也别管丢人不丢人了，反正只要能挣点收入，她也到处打听，天天骑着自行车到处跑着找活干，有时找得着，有时也找不着，我也一直跟外边联系着，因为年龄在这搁着，现在开车都要年轻人，因为年龄大了，所以固定性地开车的活儿不大好找。

　　解说：靠着在部队学过的开车修车技能，四处找人临时雇佣出车成了耿金银全家的主要收入来源。

　　耿金银：跑短途运输一趟呢，有时候给钱有时候给两条烟有时候给拿点生活上吃的，生活上的吃的呢，我两个孩子当时还很幼稚，吃零食都吃了，这个烟呢，人家给烟最少也得给两块多钱一盒的烟，这样给我两条烟，再不好他也给两条烟吧，我就拿着两条烟到烟酒铺里面，我可以调换一下。调换成赖烟调一部分我抽，人家还可以给几个钱，这样也算家庭的收入，这一个月收入也能收入个几百块钱。

　　赵清玲：穿好以后四根，四根，四样，红的、黄的、绿的、蓝的。四根 把它们和中间黑的夹在一块，然后一节一节捆上，捆上之后这就成了一个整体了。

　　记者：这就算完工了？

　　赵清玲：这就算完工了，插到插头上灯泡一亮这就成功了。

　　记者：这串能值多少钱？

　　赵清玲：一块一毛钱。

　　记者：你做完这串要花多少时间？

　　赵清玲：一天能弄五串，还得好好干。

　　解说：1997年到1998年间，已经担任项城机械厂副厂长的袁永亮同样面临着工厂经济下滑，大批企业职工下岗的局面。

　　记者：厂里当时下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多少人下岗？

　　袁永亮：厂里当时下岗的人员达到百分之八十 九十，刚开始先下一部分，后来，再下一部分，一个月一百九十五块钱生活费。

　　解说：从1998开始，袁永亮每月和工人一样拿着195元的生活费，厂里在想办法为下岗工人寻找新的挣钱渠道的时候，总是首先想着那些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军队干部。

　　袁永亮：企业不运转了但是社会在运转，还要到社会上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开个会呀，搞个公益活动啊，厂里面还需要总去一些人，去一些人的时候就尽量地安排，这些老转业干部 特别是我本人应该说是常常都必须要到，这样呢厂里面呢，去就记工，记工呢，一上午给你发五块钱，这样呢弥补了自己一点。

　　记者：你家里当时是个什么状况？

　　袁永亮：有一天早晨我让我儿子起床去上学，我说起床了，当时他坐在被窝里就是不出来，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等了几分钟了没有下床，没有走，我也很恼火，我说等你上学了，叫你走你咋不走啊，坐在床上起不来不爱穿(衣服)，怕冷啊，因为是冬天我就把他被子给掀了，我没有想到一看我儿子在被窝里穿两双袜子，一双丝袜先穿里边，然后外边外边再裹了一层食品袋就是塑料纸，塑料纸外边再穿一层袜子，儿子上学脚冷，冻脚没办法。

　　解说：时光推移，当年从一个部队转业到地方的战友，生活状况开始出现差异，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大批的分配到企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和这些企业的职工一样陷入了生活困难状态。这些曾经为保卫国家而奉献出自己青春年华、流血留汗的军队转业干部所处的生活困境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广大企业职工生活困境的同时，2002年8月，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认真解决部分在企业工作的军队转业干部生活困难问题的文件》，其中对保障企业军转干部的基本生活，解决养老问题，落实基本医疗保障待遇，积极提供就业帮助和服务等作了具体的规定。参照各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项城的困难企业军转干部每个月可以领到528元生活费。而项城的最低生活保障费是192元。也许是从落实中央的解困政策开始，项城的市委、市政府的官员开始走进了这些普通的军转干部的生活，几年以后，双方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解说：1984年从部队转业到项城外贸局工作的夏长松，92年在外贸陷入瘫痪的情况时下岗在家，之后他不仅离开了项城外贸局，还搬离了项城。现在他的家安置在距离项城30公里外的周口市。

　　夏长松：桌子破了都没舍得扔，准备这张桌子上出两个大学生。那时候我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岁，正中年时期上有老，下有小，吃饭都遇见困难了，所以说我最后出来了。

　　解说：离开项城后，夏长松去过电缆厂，帮别人开过餐馆，后来又替建筑公司在外跑生意，2004年在外漂泊的夏永松听人说起国家对军转干部的解困政策，但是关系早就离开项城的夏长松不知上哪去寻找组织。

　　夏长松：从政策上来讲应该(能)享受(待遇)，但是从项城角度讲呢，你手续调出来了就不是项城人了，不是项城人了，我可以管也可以不管，(尽管)政策是不留死角，我也不算是死角，你调出去了，周口也可以不管，因为你(的关系)从项城开出来，开到我这了 (你的)关系，你也没在我这上班，我没接纳你，所以这个情况很特殊，按过去说就是无业游民了，就没有单位了，也不存在下岗，下岗还有个单位，连单位都没有了，就等于失业了，所以就这个情况。

　　解说：夏长松跑了一趟项城。

　　张振领：这是我们当时项城市最早的一栋最高级的楼，但是现在由于1989年以后，外贸全行业萎缩，慢慢地基层外贸整体都不行了。

　　夏长松：当时我自己信心都不太足，我说要是踢皮球完全可以踢出去，当时也没想到一见到局长很热心这个人。

　　张振领：我们感到因为中央这个政策是具体到每一个军转企业干部，要求不能落下人，我们想到夏长松同志他又是个军转干部，在部队里他为国家作了贡献，到地方以后为我们外贸事业也做了不少贡献，而且他下岗以后失业不失志，自己主动地去创业，这样一个情况最后造成工作组织关系无着落，我们想到无论是从党的政策上，无论从工作关系上，无论从各方面我们都应该给他力争，想办法给他解决这个问题。

　　解说：已换过两任局长的外贸局把夏永松的情况反映到了项城的市委、市政府。很快夏长松得知自己的事情有了眉目，他开始分析自己可以享受了什么样的政策……

　　夏长松：现在好歹吧吃饭还问题不大，我说你要是退休问题能解决，治病问题能解决就行了，最后的决定还出乎我意料，劳动保险照上，

　　解说：夏永松出乎意料地在自己离开项城十多年以后，通过项城市委、市政府的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顺利地办理了困难企业军转干部的各种保险，并每月足额领取生活保障金。而在项城机械厂最困难的时候，靠着每月195元生活费的袁永亮得知国家出台了对军转干部退休年龄可以提前到55岁的政策。政策出台的当年，55岁的袁永亮晚上回家时和老伴说起想办理退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