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家庭挣扎于大都市边缘的30年黑户人生

　　一个农村家庭因为没有户口而成为异类，不得不离乡背井挣扎于大都市的边缘

　　户籍制度的3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58年以前，中国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们可以自由迁徙。

　　第二阶段

　　1958年～1978年，为严格控制期。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了新中国第一个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因此而生成。

　　第三阶段

　　1978年以后，半开放期。1998年7月22日，国务院发出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对户口管理作出了改革，放宽部分政策。而在上海、深圳、广州等一些城市，在这项措施公布以前就实行了“蓝印户口”。

　　编者按

　　1958，降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被盖上了印章，自由迁徙从此终结，农村与城市被一个本本隔断。突然间，“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城里人”、“乡下人”不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人们的命运被组织化、凝固化了，由出生到死亡。

　　1958，“大跃进”的年代，那场风风火火的乌托邦试验以失败告终被历史淹没。但是，这一年1月，毛主席签署一号主席令确立的另一项制度——户籍制度却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

　　户口是生活的依托，户口是权益的保障，户口是进入城市的通行证，户口还是子女的摇篮。有了户口，人生就有了可能，没有户口，你万万不能。“盲流”、“黑人”这类的词语被创造出来，背负这类词语的人不仅仅要承受精神上的羞辱，更要忍耐生活上的艰难。本文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这些被档案遗忘的人，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公民。

　　李秀珍的尸体躺在北京市管庄

　　36个小时过去了，时间指向2005年8月10日上午10时，她的家人在多种努力都失败以后，不知所措了。李秀珍的长女李贵秋坐在屋内的椅子上痛哭，她看见自己的丈夫在一旁焦急地踱步，父亲李殿洲则呆坐在床上，眼睛直直地望着对面桌上母亲的遗像。屋外，李贵秋的二哥正用被单蒙头倒着一动不动，他已经一天多没吃东西了。

　　李贵秋突然变得愤怒起来，她从椅子上跳起来……火化的难题最终得到了解决，在她母亲逝世后的第四天。事后和记者谈起此事，李贵秋仍有掩饰不住的悲愤与哀伤。她说:“我妈是死不瞑目啊！”

　　李秀珍一家都是“黑户”，在中国森严的户口登记和身份证管理制度下，她们作为一种异类在城市的夹缝中生存。这让她们艰辛备尝。为了身份问题，李秀珍生前不停地寻找说法，她得到的答复一般都是“回去等”。“等得我们都心寒了。”李贵秋还记得她母亲为此落泪的样子。

　　李秀珍一直等到去世。她一共等了30年，全家还是“黑户”。这时她最小的孙子已经11周岁了。

　　文革时期

　　“单干户”被打成“黑包工”

　　1975年3月10日下午，李殿勤在黑龙江省双城县火车站装卸货物。她并不知道，她的大弟李殿洲全家已经被游街三日，而此时，双城县县委通知了她的居住地——工农街的街道办事处，李殿洲一家被安排到她家暂住。

　　李殿洲是个皮匠，这个不善于田地劳动的农民靠自学成了一个手艺人。1971年，他和妻子李秀珍携5个孩子，从双城县前进公社胜发大队迁入公正公社康宁大队。李殿洲说，他的工作是为本公社各大队做皮帽、车马套、皮鞭等物，每年要固定上缴康宁大队500元钱，此外的收入就归自己所有。在本大队的工作做完之后，他还拿着康宁大队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到外县揽活。这项收入使他成了大队里先富起来的人。不过，他的麻烦很快就来了。

　　在1974年秋天的一次队部会议上，“单干户”李殿洲被打成“黑包工”。大队领导说他是“社会主义的拦路虎、绊脚石”，要“一脚踢出”。李殿洲说:“那时正赶上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没有反驳的余地，说啥是啥。”接下来分口粮时，属于他全家的那一份就被大队扣下了。

　　李殿洲说，他妻子李秀珍多次去康宁大队要粮，还到公正公社反映问题。到了1975年3月6日，康宁大队革命委员会干脆把他家的户口给迁了出去。当时农户手中没有户口本，只是在大队有个户口登记簿。按照当时的政策，如果有农户要迁出，需要先有迁入地的准迁证。

　　四年前，李殿洲先是得到康宁大队的准迁证，再拿到公正公社盖章，然后前进公社胜发大队开出迁移证。经过这样的程序，李殿洲一家算是落户到了康宁大队。但是这一次，康宁大队把他家户口注销，让他们“回原籍”——前进公社胜发大队时，李殿洲并没有得到前进公社的准迁证。李殿洲说，被逐出康宁大队后，胜发大队并不接收，他们开始成了“黑户”。

　　3月8日，李殿洲全家开始被抓到一辆农用车上游街。趁着农用车开到县委大院休息的空隙，他偷偷找到县委领导申诉。在游街的第三日，县委领导决定把他们一家暂时安住在李殿勤那里。

　　李殿勤是个寡妇。丈夫在十年前去世，她含辛茹苦将5个孩子抚养大，生活相当艰苦。当她从火车装卸站走出时，看见一辆停在门口的农用车上有她的弟弟、弟媳及5个侄子(女)。她被告知，李殿洲一家已被公正公社康宁大队逐出，县委决定让他家先暂住在她家。她犹豫了。“那时我连自己的5个孩子都顾不过来，不愿意让弟弟搬过来。”李殿勤对记者说:“但有两个人说，是县委派来的，三天后肯定搬走。我就答应了。”

　　三天后，县委并没有解决李殿洲一家的户口问题。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没有解决的迹象。李殿勤家的土坯房是此前中苏关系紧张时兴建的备战工程房，非常狭窄，她们一家6口居住已显逼仄，李殿洲一家7口搬进以后，更是拥挤不堪。李殿勤于是和邻居一起，帮李殿洲在附近的空地上建了间房。

　　“说是房子，其实就是一个小棚子。”李殿勤的邻居王君义说，“用土坯垒起来的，棚顶用些破草袋子、废油纸一盖就算完事。屋里再搭个小土炕，支个小火炉。”夏天下雨的时候，屋里也是一片水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