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11月3日投票不到一周，美国中期选举的信息环境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面貌。追踪政治广告支出的研究机构卫斯理媒体项目（Wesleyan Media Project）截至10月下旬的数据显示，本轮选举周期中至少有220则政治广告“部分或全部”使用了AI生成工具，总支出超过1.37亿美元。相比之下，该机构在2024年选举周期中识别出的AI生成广告支出不足5万美元。从5万到1.37亿，这一跃升发生在两年之内。
但“AI广告”本身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概念。卫斯理项目的研究者将其形容为一个光谱：一端是几乎无法与传统广告区分的视觉增强，另一端是高度逼真的候选人“深度伪造”（candidate deepfakes）。其中最让研究者、竞选团队和平台同时感到不安的，是光谱中间部分难以被选民识别、且常常未得到有效管控的灰色地带。
红蓝两方的不对称：81%对12%
卫斯理项目的数据显示了两个党派之间对AI内容接受度的差距。在已追踪到的AI广告中，约81%由共和党候选人或亲共和党团体赞助，民主党候选人或亲民主党团体仅占12%。研究者埃里卡·富兰克林·福勒在10月27日接受彭博社视频访谈时确认，早期分析中两党都曾使用AI，但后续两次数据发布显示“共和党一侧确实出现了增长”，超过80%的AI广告由共和党方面赞助，且“超过70%的广告没有任何披露声明”。
这一差距并非仅体现在广告投放环节。Axios在2026年4月的独家报道中披露，共和党策略师对AI的应用已延伸到广告制作之外：使用AI快速模拟选民对伊朗战争等事件的反应，扫描数百万个社交媒体站点以捕捉实时舆情动向，并测试竞选广告的潜在效果。
一名共和党运营者向Axios表示，用AI电话代理直接劝说选民的工具也在考虑之列。相比之下，许多民主党运营者“对隐私风险保持警惕”，并“担忧AI对工作岗位的影响”，因此在竞选中的采用速度慢得多；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甚至禁止工作人员使用ChatGPT和Claude，仅允许在编码和数据分析等任务中使用Gemini。美国政治顾问协会的一项调查也为这一差距提供了量化证据：64%的共和党顾问在日常工作中使用AI，民主党顾问为49%。
华盛顿州立大学政府学教授特拉维斯·赖道特声称，这种不对称部分可归因于两党对竞选监管的“思维模式”差异：民主党总体上更倾向“于对竞选支出施加限制并要求披露”，而共和党对被监管的抵触可能延伸到了对AI披露要求的态度上。
选民投票参加中期选举视觉中国丰富多彩的竞选战AI“素材库”
卫斯理项目的研究者以清单形式记录了AI深度伪造在本轮中期选举的具体操作。被伪造的人物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前总统奥巴马、前副总统哈里斯和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
其中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至少出现在五则共和党广告中。虚构场景包括：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驾驶满载无证移民的校车；南卡罗来纳州一名共和党州长候选人与“变装皇后”挽手同行；三名共和党人手持干草叉出现在白宫草坪上。
佐治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恩·奥索夫本人则成为另一类伪造广告的受害者。一则未标注由AI生成的广告显示他在美容院接受护理，以掩盖“丑陋记录”。奥索夫9月对C-SPAN表示：“看到这些深度伪造视频被用来捏造政治广告，令人深感不安。这会一步步毁掉政治辩论中的真相。”
得克萨斯州的参议院选战集中展示了多种AI虚假信息攻击方式。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塔拉里科同时面对两种攻击形态：其共和党对手肯·帕克斯顿的竞选广告使用AI生成影像，描绘在神学院学习的塔拉里科篡改《圣经》；与此同时，一则关于塔拉里科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虚假信息也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而他实际上只是因流感在得州家中休息。美洲数字民主研究所追踪发现，这一说法在进入保守派西班牙语媒体后进一步变异，演变为“塔拉里科曾试图自杀”的虚构版本。
生成更容易，核查却更吃力
《卫报》10月27日则提出另一方面的担忧：美国中期选举的AI虚假信息正在扩散，而社交媒体平台审核内容的能力却在不断下降。
前Facebook工程师、举报人弗朗西斯·豪根对该媒体表示，AI已将信息操纵的成本降至“2016年难以想象的低廉水平”，而操作者可以对同一虚假主张略作改动、生成多个版本，使部分内容绕过自动过滤机制，即便相似内容此前已被标记。
报道梳理了主要平台和机构在选举信息治理上的具体做法：Meta要求选举广告披露合成图像和AI内容，并禁止关于投票日期、地点和规则的虚假信息，但对政治评论的审核“有限”；YouTube自2023年起停止删除包含‘2020年大选存在大规模舞弊’这一虚假主张的视频；X在马斯克收购后以“社区笔记”（Community Notes）取代了内部安全审查，专家认为在缺乏执行机制的情况下，合成误导内容仍会流通。
战略对话研究所（ISD）在一份评估中指出，2026年中期选举是美国首次有AI被嵌入‘每一个主要社交媒体平台’的选举——从内嵌聊天机器人、媒体生成工具到内容审核系统。嵌入的深度与审核的收缩同时发生，构成结构性不对称：生成的成本在下降，而核查的成本在上升。
投票前“空降黑料”
部分媒体将AI虚假信息的指控指向所谓的“境外行为者”。一些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被声称“很可能由AI制作并与俄罗斯有关”，主要针对两名民主党参议院候选人：俄亥俄州的谢罗德·布朗和得州的塔拉里科。过去，俄罗斯方面曾否认干预美国选举。
针对布朗的视频伪装成新闻播报，使用了一名曾在布朗办公室实习数年的真实女性的姓名和照片，编造了“子虚乌有的指控”。这名女性对美联社表示，视频中使用她名头的污蔑完全是编造的。X平台删除了最初发布视频的帖子并暂停了相关用户，但截至报道发出时，相关副本仍在网上流传，部分获得数百次分享。
针对塔拉里科的AI虚假内容则更为具体：一段在选举日前夕集中流传的深度伪造视频显示，一名叫泽恩·刘易斯（Zyon Lewis）的黑人男性“直面镜头”坦白，自称是塔拉里科在中学教书的学生，编造塔拉里科曾对他实施性侵的指控。但调查发现，视频中的男子并非真正的泽恩·刘易斯。该视频“极有可能”冒用一名同名Facebook用户的身份，而那名真实用户曾是塔拉里科的学生，并多次赞扬过塔拉里科；视频人物面部表情僵硬，检测工具给出约98%的深度伪造置信度。
达特茅斯学院教授哈尼·法里德对美联社表示，针对布朗的视频是“技术含量相当低的伪造”，而针对塔拉里科的视频“与选举日前夕发布的既往虚假信息行动特征一致”。他表示，所谓‘外国行为者’的AI虚假信息并非贯穿整个竞选周期，而是在投票前的最后阶段集中投放，并利用了“事实核查”和“平台响应”之间的时间差。
各显神通下，选民买账吗？
在所有关于规模、党派差距和平台责任的讨论之下，一个根本问题仍待回答：这些AI广告和AI虚假信息，是否真的在改变美国选民的投票选择？
卫斯理项目的福勒在彭博社访谈中被问及相关问题时回答：“我们正在研究，结果会出来”。但她推测，那些“看起来和传统广告没有区别”的AI广告效果可能“平平”，而采取讽刺手法的广告“不一定是有效策略”。
纽约大学科技政策中心在10月的一份报告中认为：AI“垃圾宣传”在动员选民去投票或筹款方面可能更有效，但对“选择投给谁”的影响相对较小。报告认为，这类AI伪造广告或许一时引发讨论，但难以让人持续关注，更难形成持久认知；当AI生成的低质内容泛滥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会对它产生“免疫”。
得克萨斯州的参议院选战却提供了一条不同的路径。民主党候选人塔拉里科，在面对竞争对手帕克斯顿用AI生成的“篡改圣经”等攻击广告时，并未逐条澄清，反将伪造行为本身变成反击的武器。他在广告中直接对镜头说：“我不需要用深度伪造。关于肯·帕克斯顿的真相已经够糟糕了。”随后广告迅速转向帕克斯顿自身的记录：给性犯罪者轻判、遭到州众议院弹劾、以政府薪水积累巨额净资产。塔拉里科在社交媒体上进一步强化这一对比：对方“没有任何真正的攻击点，所以他们启动数据中心，编造假的”，而他的每一则广告“都由真人制作”。
得州参议员候选人塔拉里科视觉中国这种打法实际上是一种类似“危机公关”的政治赌博。塔拉里科的竞选团队赌选民看到候选人使用伪造内容攻击对手时，产生的反感会超过伪造内容本身的说服力，进而把“使用AI造假”从技术瑕疵转化为帕克斯顿的品格负资产。
新闻媒体在报道中也将这场策略描述为民主党在“押注”，选民会去质疑那个需要靠假视频来竞选的候选人是否值得信任。康奈尔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主任萨拉·克雷普对此表示，帕克斯顿“可能冒了不必要的风险”：他本可以让那些真实言论自己说话，却选择用AI重新包装，结果把自己“与这股AI反噬混为一谈”。多项调查数据也指向同一方向：选民对政客使用AI生成图像和视频抱有显著的不适，这种感官在年轻选民中尤为明显。
但赌注的不确定性在于，反击的效果未必如其所愿。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认识论学者凯琳·奥康纳对Axios提醒，就算选民识别出一则广告是合成的，当他们在其中看到某个公众人物说了坏话或做了坏事，仍然可能对他产生负面情绪。换言之，选民究竟会记住“帕克斯顿用了假视频”，还是只记住了假视频里那个被伪造的塔拉里科，并不完全由反击的力度决定。AI攻击的伤害并不总因反击而消失，它可能在事实被澄清之后，仍然以情感残余的形式留在选民的印象里。
AI“垃圾宣传”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的角色，恐怕不能只用“它有没有改变选举结果”来衡量。它至少同时在几个层面起作用：在竞选里，它是拉票工具；在网络平台审核收紧时，它依旧能让虚假内容快速传播；而在投票前最后阶段，它也可以对特定候选人“发起攻击”。《纽约时报》表示，AI内容的最大的影响也许并不是某条伪造视频说服了多少选民，而它让选民判断“什么是真的”变得更费劲。获取可信信息将不再是一个默认顺畅的过程，而变成了一项需要主动克服障碍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