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那年,谭桂英还只是一个被近视困扰了十多年的大学生。不戴眼镜看不清黑板,戴上眼镜又觉得拉低颜值,每天都在“看清”和“好看”之间反复纠结。那一年,她做了一个决定——接受近视手术。术后仅仅三个小时,视力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摘下眼罩的那一刻,她第一次不依赖眼镜看清了窗外树叶的脉络。那一瞬间,她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我也要成为一名医生,而且要成为一名眼科屈光手术医生。”
这个从“被治愈者”到“治愈者”的身份转换,悄然埋下了一颗种子。此后多年,她从一个大学生到硕士研究生毕业,到穿上了白大褂,又进入眼科领域,师从国内一位知名的屈光手术专家。
有一件事至今刻在她心里:一位高度近视合并不规则散光的年轻女孩,辗转多家医院求治无望,几乎要放弃自己的人生。带教老师没有急着谈手术方案,而是花了四十分钟,用眼球模型、一张白纸和一支笔画图、打比方,耐心地解释每一种方案的利弊。最后,他设计了一个非常规的个性化联合手术方案。手术成功后,女孩第一次不戴眼镜看清自己孩子的脸,泪流满面。老师对谭桂英说了一句话:“我们打磨的不是一块冰冷的角膜,而是一个人对世界的全部感知。”
这句话成为了谭桂英职业生涯的座右铭。她从老师身上领悟到:技术是冰冷的,但交付技术的过程必须有温度。从那时起,她在每一次术前谈话、每一台手术操作中,都反复提醒自己——站在她面前的,不是一个“病例”,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恐惧、有期待的人。
从医早期,她曾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科中心等多家顶尖机构研修学习。那时她经常彻夜翻阅文献、复盘手术视频,为的是把每一个微米级的操作细节都吃透。她渐渐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专注屈光不正和老视的手术治疗,包括全飞秒SMILE、全光塑、精雕系列、Smart全激光、ICL晶体植入术以及屈光性白内障手术。“作为一名屈光手术医师,就像是眼球的‘精雕师’,”她这样向完全不懂医学的人解释,“用激光在角膜上雕刻一副永不摘下的、最合适的眼镜。”
但她很快发现,患者对屈光手术存在不少误区。最常见的有两种:一是认为“谁都可以做,做了就一劳永逸”,二是“害怕手术疼、不安全”。实际上,术前有严格的适应症,度数需稳定、角膜厚度要足够、没有其他眼病;术后也需要良好的用眼习惯,否则仍有再近视的风险。而关于疼痛和安全的担忧,她总会耐心解释:现在的飞秒激光精度已达微米级,表面麻醉后几乎没有痛感,双眼手术也就几分钟。为了消除患者的顾虑,她甚至会把手术步骤掰开揉碎讲给他们听。
有一名26岁的准消防员给她留下了最深的印象。这个小伙子双眼1800度超高度近视,还合并200度散光。他体能极佳,梦想成为火线尖兵,可厚重的眼镜和高重散光带来的重影,让他连夜间驾驶和佩戴防毒面罩都成问题,体检一次次被刷。来找谭桂英时,他眼里满是挫败和不甘。她为他设计了ICL联合角膜散光松解术的个性化方案。手术非常成功,术后一天复查,裸眼双眼视力分别达到1.2,散光消除。那个硬汉在她诊室里哭了,然后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后来他如愿考入消防队,经常发来出警现场的照片,附言说:“谭医生,我的这双‘新眼睛’,替您看见了火场里每一条需要救助的生命。”谭桂英说,那一刻她真正明白:医生的双手,不只改变视力,更在直接改写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但也有一件事让她刻骨铭心。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学老师,角膜形态和眼底条件处于临界状态,却非常迫切地想做老花眼手术。谭桂英明确告知了风险,尤其可能出现眩光和干眼加重。但那位老师恳切地说愿意承担风险。谭桂英内心斗争了很久,最终还是为她做了手术。术后远、中、近视力确实改善了,可她对夜间轻微的眩光极度敏感,焦虑情绪严重,总觉得光线刺眼。尽管这在医学上是可预见的并发症,对她本人而言却是100%的痛苦。后来花了很长时间进行心理疏导和药物治疗才慢慢平复。“这件事给我上了血淋淋的一课,”谭桂英说,“医生的‘不’,有时比‘能’更重要。”从此她制定了一个“冷却期”原则:对于临界病例,要求患者回去认真考虑一周,和家人商量,如果回来依然坚定并有稳定的心理预期,才会考虑手术。
如今,谭桂英已是南昌洪城爱尔眼科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在读博士、屈光手术带教导师。她主持或参与省、厅级课题多项,发表SCI及核心论文多篇,2024年荣获“感动爱尔人物”。但她最珍视的,并不是这些头衔和奖项,而是每一位患者术后发出的笑容和信任。不穿白大褂的时候,她喜欢慢跑和阅读。换上跑鞋,在公园跑上五公里,很多临床难题的解决方案甚至论文的框架都会在那个时候灵光一现。她把它称为“最好的解压阀和最清澈的脑力催化剂”。而阅读,则让她始终保持开阔的视野和共情的能力。
家人偶尔会抱怨她的忙碌,但更多的是理解和支持。她最想对家人说的是:“谢谢你们把我的缺席,理解为更深刻的在场。我对每一位患者的精心,都源自对你们的爱所培养出的责任心。”
从二十岁那年手术台上受到的震撼,到今天站在手术台上为别人“雕刻”光明,谭桂英走过了二十多年。她说:“医学的边界,是人性的边界。技术能让我们看得更清,但唯有同理心能让我们看得更深。”如果对年轻的医生说一句话,她会说:“永远把你的‘指南’和坐在你面前那个活生生的、会恐惧、有期待的人进行校准。不要只治疗‘病’,要治疗生了病的‘人’。”而对所有信任她的患者,她最想说的是:“我愿做您光明视界的‘摆渡人’。我们的目标永远一致——不仅仅为了看得清,更为了看得舒适、看得幸福、看得长远。”
（来源：点财网）
